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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苏联和反对苏联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真正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于是否真正维护苏共、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严肃批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正是维护苏联；反之，苏共领导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才是真正的反对苏联；追随和屈从这种错误路线，并不是真正维护苏联，而只能是帮助苏共领导损害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期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态度。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但是，当列宁一旦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他还说，“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六十九、一百五十页。）
遵照列宁的精神，我们正告苏共领导，如果你们不纠正自己的修正主义的错误，那末，为了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和团结，我们将继续“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你们。驳所谓“争夺领导权”
苏共领导把我们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说成是要“争夺领导权”。
首先，我们要问一问苏共领导，你们说我们要“争夺领导权”，究竟是向谁争夺呢？领导权究竟在谁手里呢？难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凌驾所有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就在你们手里吗？
看来，苏共领导确实是把自己当作凌驾全世界兄弟党之上的当然领导者。按照苏共领导的逻辑，他们的纲领、决议、声明，都是金科玉律。赫鲁晓夫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不管怎样错误百出，荒谬绝伦，都是圣旨。所有兄弟党只能俯首听命，恪守不渝，而绝对不准许批评和反对。这是十足的霸道，十足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苏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主、一律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次兄弟党国际会议，也没有任何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通过的协议，规定兄弟党之间有上级党和下级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区别，规定苏共领导是兄弟党的太上皇。
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来看，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经走在运动的前列。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的工联运动和法国的工人政治斗争，曾先后处于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恩格斯说过：“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恩格斯还说，对于德国工人来说，“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六百二十八、六百二十九页。）
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处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过：“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十九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恩格斯所说的“前列”，列宁所说的“领导权”，决不意味着走在国际工人运动前列的这个党可以对其他兄弟党发号施令，决不意味着其他兄弟党必须服从于这个党。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恩格斯说过：“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二十二页。）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列宁说过：“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四十九页。）
就是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这种转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党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了，另外的党就可能走在运动的前列。如果一个处于前列地位的党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尽管它是最大的、最有影响的，那就必然丧失前列的地位。过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实行集中领导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各国共产党成长起来以后，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后，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就成为不必要也不可能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历史表明，这个决定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对于共同有关的问题，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兄弟党相互关系的这些准则，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苏共领导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自居，把其他所有兄弟党都当作是被领导者，这是完全违反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
当然，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每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是赋予已经胜利、特别是先取得胜利的党支援其他兄弟党的更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绝不是赋予它支配其他兄弟党的权力。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党，也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党。按理，苏联共产党应当继承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传统，肩负起支援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更大的义务，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
正是考虑到历史形成的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衷心地希望苏联共产党肩负起这种光荣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曾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因为当时苏共领导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们毕竟最后接受了各国兄弟党共同制定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意见，也写入这个宣言中了。
我们认为，这种为首的地位，同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并不矛盾。这并不意味着苏共有权支配其他兄弟党，而仅仅意味着苏共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对于这个“为首”的地位，并不满意。赫鲁晓夫本人曾经多次对这一点大发牢骚。他说：“‘为首’在物质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既不能给我们牛奶和黄油，又不能给我们土豆、蔬菜和住宅。那末，它在道义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给不了什么！”他还说，“我们要这个‘为首’有什么用呢？让这个‘为首’见鬼去吧！”
苏共领导嘴里说不要“为首”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要求凌驾一切兄弟党之上的特权。他们不是要求自己在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而是要求所有兄弟党服从他们的指挥棒，跟着他们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
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对于目前的苏共领导，如果还说“为首”的话，那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问题，不是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究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屈服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问题。苏共领导诬蔑我们“争夺领导权”，实际上是他们坚持要我们和所有其他兄弟党服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领导。驳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
一九六○年以来，苏共领导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惯用的一个论据，就是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
一九六○年六月，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散发了一个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并且纠合多数企图压服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但是，在这次会谈以后，苏共领导就提出在兄弟党的关系中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论点，他们强调有几十个党的代表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要中国共产党“尊重”布加勒斯特会谈中“一致表示的意见和意志”。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年九月十日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驳斥了这个错误的论点。中共中央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终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
但是，苏共中央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五日的信件中又重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数服从多数的谬论，并且引用列宁在《杜马七人团》一文中的一段话，指责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实际上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出席一九六○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上进一步驳斥了苏共领导的这种谬论。中共代表团指出：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在兄弟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党内应当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