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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6）
五瞿秋白和韦君宜的反思，也能够相互发明、相互阐释。读《多余的话》能更好地理解《露沙的路》和《思痛录》，读《思痛录》也能更好地把握《多余的话》。就以上面所引韦君宜的话为例吧。在这段话里，韦君宜说，参加“革命”之后，她时时面临的选择是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真的人”。也即意味着，“正直”与“生存”之间，时时构成一种紧张的冲突。要选择继续“做一个正直的人”，“生存”就要受到威胁，就意味着受苦受难，甚至家破人亡；而要免于生存陷入困境，让自己以及家人能安安稳稳地话下去，就必须抛弃人格尊严，出卖和陷害他人。在面临这样的选择时，像韦君宜这样的知识分子内心是极为痛苦的。明白了韦君宜的这样一种痛苦，也就能更好地懂得瞿秋白为何在《多余的话》里称自己为“脆弱的二元人物”了；就能更好地理解瞿秋白为何强调“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与“仁慈礼让，避免斗争”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意识在我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也就能更好地领会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下的这样一些话了：“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的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末，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都是在“责备”自己的天性始终不能适应“革命”，“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狱中的瞿秋白不能像韦君宜那样直接表达对“革命”的伤心，只能以“自责”的方式间接地表达对“革命”的“心忧”。韦君宜是在瞿秋白被杀的那一年投身“革命活动”的。但她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一次次感受到的那种选择的痛苦，瞿秋白早就一次次地感受过了。在那些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那些接连不断的批判中，瞿秋白一定“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并为这种选择痛苦不堪。“天性”最终使得他没法不继续“做一个正直的人”，于是他只好喟叹自己“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革命”阵营内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求人对人像狼一样，而瞿秋白、韦君宜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始终不能让自己完全变成狼。“正直”与“生存”之间的选择虽然痛苦，但更痛苦的却是当初的“革命理想”与如今的“革命现实”的反差。瞿秋白、韦君宜这类知识分子是怀抱着崇高圣洁的理想投身“革命”的。在《思痛录》的“缘起”中，韦君宜谈到当初为何参加“革命”时说：“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怀抱着这样的信念投身“革命”，而“革命”的现实却是“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怎能不令他们心伤和心忧呢？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屡屡说到自己虽置身政治漩涡但却对政治麻木、冷漠、厌倦，以致于对于加诸自己的罪名，也照单收下，连争辩和洗刷的兴趣都没有。“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我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这种丧失“原则”、泯灭“是非”、得过且过的心态，韦君宜在反思时也不只次地说起过。《露沙的路》中叙述过露沙的这种心态，《思痛录》里也说到过自己的这种心态。例如，在《思痛录》之一“‘抢救失足者’”里，韦君宜写到丈夫杨述在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中被怀疑为“特务”而“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宣传部长也“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我”起初还不肯，但“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李华生还和我谈话，说“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溃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当瞿秋白、韦君宜们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陷身于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荒谬之中时，就难免产生“信念崩溃的感觉”，而紧接着产生的便必然是麻木、冷漠、厌倦和得过且过，是不再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坚持政治上的“原则”和争辩政治上的“是非”。“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说我是特务就是特务好了”，任何坚持、抗争，都是多余的和滑稽的。正如有的论者所言，这种心态“在后来习惯于在一次次党内斗争和运动中作‘检讨’的人听来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共鸣”。（10）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7）
在《多余的话》中，多次出现这样的带着引号的字句：“回到自己那里去”、“自己的家”、“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自己的生活”。这些，是作为所投身的“革命（活动）”的对立面出现的。由于“历史的误会”，瞿秋白投身了“革命”，并且还在不短的时间内充当着“领袖”的角色，但其实他早就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房间：“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空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吗？”“再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O年到一九三O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类似的悔恨，韦君宜在反思时也多有流露。在《思痛录》之一中，韦君宜写道：
到1982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四十多年前韦君宜们与那些“不革命”的同学分道扬镳，前者选择了延安，后者选择了美国。四十多年中，前者把自己造就成了“地位极高”甚至“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对人类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而后者却“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而前者当初在资质、才华上本是远不如后者的。作为当年清华高才生的韦君宜，在这样的结局面前，一定感慨良多。在《思痛录》之四中，韦君宜还写到，在“反右派”运动中，她曾对黄秋耘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反右派”的时候，韦君宜还不知当初那些“不革命”的同学在美国的情况，如果知道，“何必当初”的心绪当更强烈吧。
写《多余的话》时的瞿秋白，想来没有预见到后来韦君宜们的遭遇，如果预见到了，他一定会更少顾忌，也一定会把话说得更明白些。让我用杨团的一番话，结束这篇已很冗长但并未尽意的文章吧：“母亲后来曾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全都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穷尽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奋斗，换来的究竟是什么？当她重温自己那时的理想，当她不能不承认后来牺牲一切所追随的，都与自己那时的理想相悖，仿佛绕地球一圈又回到了原地，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彻骨髓呢？”（11）这番话，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瞿秋白。
2002年10月16日
注释：
（1）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瞿秋白研究》第四辑。
（3）（4）《瞿秋白研究》第五辑。
（5）瞿独伊《怀念父亲》，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期。
（6）见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页。
（7）同（6）第604页。
（8）见《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
（9）（11）《回应韦君宜·代序》。
（10）吴小龙《悲情·人格·思考》，载《随笔》2002年第四期。
风高防火与振翅洒水——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1）
问题的提起
鲁迅与胡适确实有着多方面的可比性。而最近几年，将这二人放在一起谈论、比较者，也时有所见。当然，这些论者的视角、眼光和结论，往往是颇有差异的。从是否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这一角度对鲁、胡二人进行比较，我也不只一次地从他人的口头或笔下见识过。这种比较的理路是，1927年后，鲁、胡二人都长期批评过国民党，但鲁迅却从未指名道姓地斥责过作为国民党“党魁”的蒋介石，而胡适则在有生之年多次这样做过。从这一事实，便能够“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适比鲁迅更有勇气、更富于战斗精神、更不在乎一己安危；或者说，与胡适相比，鲁迅更世故、更善于自我保护、更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