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为参谋。刘秉忠虽释门中人，却通《易经》、儒术、天文，至于地理、律历等等，无一不精。这样的人才，深为忽必烈所喜。同年，汉族儒士赵璧、王鹗等纷纷加入忽必烈幕府，为他宣讲《孝经》、《书经》等经书。特别是王鹗，乃被蒙古所灭金朝的末代状元，饱学硕儒，道德文章，皆有所观。青壮年时代的忽必烈很用功，常听王鹗授业至夜深，感慨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可见，拳拳向儒之心，是忽必烈当时真实状态。1252年，从前仕金的汉族士大夫张德辉、元好问二人觐进忽必烈，奉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作为“黄金家族”的重要成员，忽必烈“悦而受之”。这一举动有两种意义：其一，蒙古贵族首次显现出对儒家思想的真诚向往；其二，儒士文人渴求蒙古贵族的政治保护。而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人儒士也入忽必烈藩邸，成为这位蒙古王爷手下得力的参谋顾问班子。1260年，忽必烈称帝于开平，汉族谋士，特别是刘秉忠，出力尤多。无论是典章、制度、开国国号、都城兴建、官制章服、朝仪礼制，均肇自这位亦儒亦释亦道的汉族文士。当然，开国之时在“庶务”方面出力最多的，还有日后因亲家李璮造反被处死的汉人儒士王文统，“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王）文统裁处。”可见，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大元朝廷的儒家印记相当明显。
为了使得以儒治国的政治方针得到贯彻和延续，忽必烈在培养接班人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七八岁开始，忽必烈的独生子真金即接受儒学教育。十岁时，汉族大儒王恂又被忽必烈派去教授真金的学业。王恂不仅向真金灌输儒家传统经书，也向他宣讲“善恶得失”和亡辽亡金的历史教训等“深切世用”的“案例”。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这养成了日后皇太子真金纯粹的儒家理念，使他成为大元朝廷“儒臣”派的当然代表。忽必烈出于切实考虑，对于蒙古贵族后裔的儒家教育也狠抓不放松。1265年，蒙古贵族安童（木华黎四世孙）得任中书右丞相，忽必烈便派大儒许衡为安童之师，由此，安童日后也成为“儒臣”派的中坚分子。所以说，大元朝廷中的儒臣派，不仅仅是亡辽亡金亡宋的汉族知识分子，还包括真金这样的“储君”以及安童等蒙古勋贵。
忽必烈对儒臣特别是汉人臣士的信任危机，随着1262年山东李璮之乱的爆发而点燃。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王文统被杀后，不少儒臣也受到牵连。惊惶之下，汉人将领史天泽也被迫交出兵权。由此，忽必烈心中对汉人、儒士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同时，由于灭宋战争以及对付西北蒙古宗室王爷的挑衅，忽必烈的银库日益枯竭。打仗要花钱，平乱要花钱，拉拢蒙古贵族血亲所支出的大笔赏赐也要花钱，因此，“财臣”日渐任用，阿合马等色目人因能够为忽必烈敛财，日渐得到宠遇，这些人也成为忽必烈平衡朝臣活动权力的有力砝码。特别是随着南宋的灭亡，大元已无任何真正有力的敌对势力，儒士不再具有昔日的重要性，黄金白银，成为忽必烈最大的心头渴恋。所以，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个敛财高手，陆续成为忽必烈的宠臣，为害二十余年，搜刮财赋，横征暴敛，搞得天下骚然。
其实，忽必烈本人，早期十分憎恶贪焚暴敛之徒，并因反对其兄皇“宪宗”蒙哥汗手下左丞相阿兰答儿的“钩考钱谷”而引祸上身。
自成吉思汗起，蒙古王公对中原汉地没有什么远大的政治远见，只知抢掠烧杀。窝阔台汗上台后，幸亏有耶律楚材上谏以收取赋税方法代替杀掠和抢夺，中原汉地人民才有幸稍得休息。1239年开始，回回巨商奥都拉合蛮买断了中原汉地的课税权，实际上破坏了耶律楚材那种较为温和的搜刮方式。而后，花剌子模大商人牙剌瓦赤和奥都拉合蛮轮流上场，主管中原财赋及庶务，对当地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贵由汗死后，蒙古内部乱成一团，贵族阶层更是混水摸鱼，你捞一笔我抢一笔，对中原汉地征求财货不绝。蒙古王公对汉族士大夫不信任也不熟悉，他们只喜欢大笔大笔奉上珍稀宝物的色目商人们，依靠他们充当“经纪人”，任凭这些人到中原搜刮，只要商人能向他们交上“份儿钱”，别的一概不管。蒙哥汗继位后，在中原汉地大肆推行“包银”制度，向中原汉人按户收取“人头费”包银。在官府催逼下，汉族人民畏于杀戮，只得向色目商人借高利贷“斡脱钱”。这种利滚利的高利贷真正宰人，一锭银子，十年内可向上滚积成一千零二十四锭。家破人亡仍旧交还不起银子，大量汉人只能选择逃亡一路，田亩荒废，良家失散，四处流离。幸亏忽必烈是蒙哥汗的亲弟，他在汉人儒士建议下，得到关中、河南等中原汉地作为封地，开府求治，使广大地区得以有效治理。1254年，忽必烈又在桓州以东、滦水以北的龙冈兴建开平新城，雄心勃勃地准备放手经营中原。
树大招风。蒙古贵族以及色目商人这些“既得利益者”，眼红忽必烈手中的财权，纷纷在蒙哥汗面前说他的坏话，指他有不臣之念，并诬称忽必烈王府手下人“多擅权为奸利事”。蒙哥汗震怒，在削弱忽必烈兵权的同时，派出亲信阿兰答儿等人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展开“清污”运动，想验明忽必烈是否有罪。这群人如狼似虎，大兴案狱，严刑逼供，当地官员被拷打致死的就有数十名之多。汹汹逞威之外，他们还随意向当地官吏敲诈勒索，得不到钱就把人关进监狱弄死。
为了在中土树立更高的威望，一直居于漠北的蒙哥汗亲征南宋，一方面想彰显他的无上威权，一方面想以灭亡南宋的胜利重新树立他本人在中原以及江南的影响力。已经丧失军权的忽必烈幸亏有汉人儒士替他出主意，送妻女至兄皇处为人质以示自己无“异图”。毕竟手足情深，二人会面后，误会暂时消除，蒙哥汗也下令停止对中原一带钱谷财赋的“钩考”。
1258年，进攻南宋的塔察儿一部蒙军遭挫，蒙哥汗命令忽必烈重新率军征宋。转年夏天，亲征四川的蒙哥汗在钓鱼城下被一块炮石击死。他不仅没有能灭亡南宋，自己倒死在了酷热潮湿的蜀地。喜大于忧，忽必烈终于得喘一口大气，纵马飞奔，飞也似回到草原，去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
中国的古代政治，向来是屁股决定脑袋。位置一变，思维也随之产生变化。忽必烈坐上大汗宝位，随着国土的扩大和战争的继续，昔日对于横征暴敛的反感，逐渐为对黄金白银的喜爱所取代。泱泱大元朝，真是太需要钱财了。
4五百美女的“主人”——阿合马
阿合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元史》中对他早年叙述不详。从中亚、西亚的史籍研究中发现，此人是花剌子模国费纳客忒人（今塔什干），青年时代依附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亲，得以成为皇后斡耳朵下属侍臣。忽必烈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阿合马开始得到重用，“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使”，掌管财赋之务。忽必烈以“龙兴之地”开平为上都，任阿合马“同知开平府事，领左右部如故”。
进入忽必烈视野后，阿合马很有一番作为，“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由于敛财收赋干得好，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忽必烈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事。又过两年，忽必烈下旨任阿合马以中书平章政事兼领使职，全国财权皆集于他一人之手。
官升得快，阿合马主意也越来越多，他以屎中捡豆的认真劲儿，一会儿上奏改铸金银，一会出主意禁止太原当地人煮盐贩卖得利，苍蝇脸上剥肉，蝴蝶翅上刮粉，很得忽必烈欢心，又以他为“平章尚书省事”。
阿合马并非是一般巧言令色的佞臣，他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人咸称其能”。此外，阿合马有口辩，常在廷议时与丞相安童等人争论时占尽上风，口舌如簧，滔滔不绝，忽必烈“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阿合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并向忽必烈表示：“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得自择”，忽必烈允诺。这样一来，阿合马把人事大权又抓于己手。
至元九年，元廷并尚书省入中书省，阿合马又被任为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1260年设的中书省是当时元朝中央最高的行政机关，中书令由皇太子真金担任，但只是名誉头衔，而左、右丞相之位又常空缺，平章政事实际上就是真正的中书省主管，类似今天的国务总理和首相。元朝的尚书省原先的名字是“国使使司”，类似今天的财政部，忽必烈曾把“中书六部”改为“尚书六部”，正是想突出“财臣”的重要性。阿合马倒是挺“举贤不避亲”，转年，就把儿子忽辛任命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
由于行事太过擅权，右丞相安童多次向忽必烈进言，皆无效用。阿合马蹬鼻子上脸，又派枢密院的心腹上奏皇帝要以忽辛任“同佥枢密院事”，想让他兼任“国防部长”。枢密院的最高官员是“枢密使”，也是真金太子挂名，所以，如果忽辛得任“同佥枢密院事”，等于阿合马让儿子掌握了元朝的军权，那样一来，忽必烈、真金父子的“家天下”，就会成为阿合马、忽辛父子的“家天下”了。
忽必烈这次没有同意，他把任命予以驳回，因为老皇帝深知阿合马的草包儿子担当不了如此重任，说：“忽辛连贾胡作生意的事情都不清楚，怎能负责机要大事！”（原文是“彼贾胡事犹不知，况可责以机务耶！”不少研究者望文生义或不看原文，以为忽必烈说忽辛是个“贾胡”，纵使“彼贾胡”断句，后面也连不上说不通）。
此后，阿合马有所收敛。随着江南收为元朝所有，阿合马为忽必烈出主意，在南宋旧境行盐钞之法，禁止官员私自买卖药材。为了最大限度征利，他又帮忽必烈设置诸路转运司，征利颇丰。高兴之余，每遇财政问题，忽必烈都会说：“此财务事，其与阿合马议之。”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对人感慨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涯、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可见，当时在元世祖心中，阿合马名列群臣中的第一。
大权独揽之下，阿合马“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郝桢、耿仁，骤升同烈，阴谋交通……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得知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和右丞燕贴木儿不买自己账，阿合马便奏称这二人擅支钱粮，很快以贪黩罪杀掉二人。
元朝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最早是中统年间忽必烈为了方便统治而设立的10个临时机构，当时叫“宣抚司”。行省架构是中书省的“具体而微”，正是中书省向全国的权力延伸，下辖路、府、州、县，近乎封建，权力很大。现在的“省”，正是由当年忽必烈的“行中书省”转变而来。
元廷宿卫中级军校秦长卿深知阿合马奸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