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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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晚清45年-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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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烟台的同仁

  在我到达烟台时,那里有几个非常杰出的教会同仁。韦廉臣牧师(),是一位法学博士,在伦敦传教会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1865年同杨格非牧师()乘坐同一条船来国外传教,一开始定居在上海。他学习中文的成效非同一般,在十二个月之内,就用中文写了一部植物学方面的书。但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勤奋付出沉重代价:身体累垮了,只好奉命回国修养。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有作为苏格兰国际圣经会的代理人重返中国,在烟台开关后,定居在烟台。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北方,并出版了两本游记,为此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无论是从体格、智力还是精神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巨人。不久,他发表了《自然神学》(《格物探源》)一书,影响巨大;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基督生平》,也非同凡响。晚年,他创立了广学会。1891年,我接替他做了该会的秘书。  倪维思()牧师是美国长老会的成员。他是一个非常可亲可近的同事,在来新开放的烟台之前,已在宁波和杭州住了多年。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基督教大会上,他被选举为美国小组的主席。当时不列颠小组的主席是戴维·希尔()牧师。  也属于美国长老会的亨特·考比特牧师,曾与韦廉臣博士同船由上海北上烟台,不幸在山东半岛的海角处遭遇海难。其中一位遇难者在描述险情时,无意中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写的居然是他们“在海里登岸”。考比特先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福音布道者,走遍了山东东部地区的角角落落。在他后来一次回美国休假期间,被选为长老会会议的主席。他结了三次婚,有好几个孩子。他的第三任妻子后来经常讲起下面这个有关她自己的故事:一次,她儿子在学年末没得到奖励,使她感到非常伤心。她责备儿子,说他是考比特家中第一个没拿到年终奖金的孩子。“但是,妈妈!”他哭着,一边用抱怨的眼光看着她,说:“他们的妈妈多么聪明啊!”  狄考文先生()同样是美国长老会的牧师。在中国,他是通过科学教育来推动传教工作的伟大先驱者。在访问烟台时,他做了一个化学方面的非常有趣的报告,并带去了一大堆科研仪器。我曾经作为他的助手帮助进行示范操作。有人曾说,如果美国长老会只派出这三个人——倪维思、考比特和狄考文——那么,说他们工作的价值十倍于在他们身上的投入,决非过誉之辞。  J·B·郝维尔()牧师来于美国浸礼会,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很早就赢得了中国人的喜爱和信任。当太平天国叛军进攻滕州府时——那时他正生活在那里,城门关闭了,好多士绅被关在了城外。除了郝维尔先生,没有谁能够说服守城的官员打开城门,把他们放进去。  罗伯特·利磊()先生是苏格兰圣经会的韦廉臣先生的助手。在阿瑟·史密斯()牧师到来之前,他是在中国的最诙谐有趣的外国人。几年以后,他回到纽约,参与了《世纪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路过纽约时,我访问过他在那里的办公室,希望能见上一面。一位爽朗的、满头银发的妇人告诉我说,他已经离开了,去协助完成一本由阿普尔顿()主编的百科全书。“他在这里时,我们费尽心思想把他转化成一个共和主义者”,她说,“可是他坚持认为,有限的专制更好一些”。他去世于1914年。  6天津惨案  为劳顿先生举行葬礼的那天,在公墓进行的仪式尚未结束,我们都被一声突然的炮响吓了一跳,那是从一艘刚刚到达的轮船上发射的。我们赶紧返回住处,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船长带回了有关天津惨案的可怕消息,法国领事和她的妻子以及二十一名修女惨遭杀戮 。谣言迅速传开,说在每个商埠,都将出现一次排外仇外的浪潮。于是,在烟台的外国人立即组织了一只志愿保安队,我也参加了。连着许多天,我们密切关注着当地中国人的动向,以防止他们进攻我们的驻地。   我的同事去世后,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毅力学习中文,以便尽快掌握它。因为,作为浸礼会在中国北方的唯一代表,它的传教事业的所有职责都落在我的肩上了。四顾苍茫,丰富的人生阅历是我唯一的依靠了,而正是凭了它,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学会了决定走怎样的路,学会了如何避免各种各样的错误。  7第一个皈依者,1870年  在允许他进入教堂之前,我对第一个在我手里皈依上帝的人进行了考核。我问:“在上帝的眼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那人伤心地回答:“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大大的罪人”。  我的心被震了一下,为回答者的坦白,也为自己所提问题的愚蠢,并意识到那人在精神上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提这样的问题了。这个人的经历很有趣。多年以后,罗伯斯顿()先生在黑龙江附近新开了一个基地,属于他所在的长老会。一天,一个男子从附近地区来到教堂,告诉牧师说他是一个基督徒。  “你属于那个教派?”  “浸礼会”  “谁是你的引导者?”  “烟台的李提摩太”,他提的是我的中文名字。  “你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了?”  “十九年”  “你住的村里还有其他基督徒吗?”  “没了。只有我和我的家人是基督徒”  罗伯斯顿先生有点怀疑他的基督徒身份,他认为,像这个人那样,处在不信教的邻居之间,没有牧师也没有旅行传道者去访问他、帮助他,是不可能坚守基督徒的本分的。当地的牧师建议让他做一次祈祷,据此可以很容易地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人一祈祷,所有对他的怀疑便烟消云散了:他的祈祷是那样娴熟,那样投入,说明他每天在都跟主进行交流。  我很幸运,从当地人中找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助手。他姓程(),是前太平天国的一个文职官员,从劳顿先生那里接受的神学训练。在我早年活动于烟台期间,他在曼彻斯特的克劳斯文纳()教堂的资助下进行工作。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布朗博士的到来

  1870年十二月,医生传教士布朗博士从爱丁堡来到烟台,参与到了我的工作中来。有这么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奉献精神的人做同事,我高兴极了。直到现在,我还栩栩如生地记得我们一起经历的一次事件。那还是他刚来不久的时候,我们两人骑马去离烟台港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内地城市访查。途中停下来小憩时,布朗博士的马带着鞍子和笼头跑开了。我催马疾驰,向它追去。一靠近,我便探出身去,想抓住它的缰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双脚挂在自己的马背上,而两手却抓在了另一匹马的脖子上。两匹马一齐向前飞奔,情况十分危险。幸运的是,一条宽阔的运河挡住了去路,两匹马停下来了,我得以调整好姿势,将那逃逸的马安全地控制住。  9在山东半岛推销福音  因为渴望自己到周围的乡村看一看,这年十二月,在苏格兰国际圣经会的罗伯特·利磊先生陪同下,我进行了一次旅游。我们一路上散发圣经小册子,参观了山东半岛上的各个主要城市和商贸中心,行程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回来后,我把这样一个事实摆在了烟台小教堂主持人的面前:在山东半岛,没有人从事传教工作。我建议他们从信徒中选择一人,作为传教士派出去。他们真诚地接受了我的建议,确定了人选,并承诺支持他的工作。他是我们当地教堂派出的第一个传教士。  10满洲之行  1871年,我共出游了五次,其中四次是短途的,只是在烟台附近的地区转悠,但第五次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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