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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一边听一边亲切地抚摸着蒋经国的肩膀，像个的长辈，又像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热情地鼓励蒋经国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并且充满信心地告诉蒋经国，中国的革命虽然受到挫折，但最终是会取得胜利的。
这一老一小谈了很久，直到暮色四合、高尔基才起身离去。
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见，给蒋经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9年，他曾在回忆录《留苏十三年》中满怀深情地记述了这次难忘的会见。这也是蒋经国在苏联学习、工作期间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1931年，斯大林开始全国清党，政治形势一度十分紧张。加上农业歉收，苏联的经济遇到了困难，各地灾荒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势下，蒋经国也受到影响，过了一段下放劳动的苦日子。这期间，他当过集体农庄的农民，在一个小火车站当过搬运工人，还曾到阿尔塔金矿厂当过一阵子矿工。1933年，他又回到那个小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工人。由于他在工作中不怕吃苦，积极肯干，不久便被提升为技师，并代表工厂领导参与了厂内工资冲突委员会的工作，在党内还担任过支部书记。1934年，蒋经国被提升为副厂长，并兼工厂报纸的主编。
1934年春的一天夜里，蒋经国因为加班，忙到夜里门点多才下班。回宿舍的路上，他突然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了一位俄罗斯姑娘的去路，图谋不轨。蒋经国见此情景，即上前阻拦，救出了那个姑娘。
那个姑娘就是后来同“尼古拉”同志缔结姻缘并白头到老的蒋方良女士。蒋经国“英雄救美人”，一下子得到这位异国少女的青睐。
从此以后，蒋经国与这位俄国少女的感情日渐深厚。由于两人同在一个工厂工作，又同是共青团员，加上志趣相投，双方很快”就一同坠入了爱河。
蒋方良女士原名芬娜，是个孤儿。他父亲原是俄国的有产阶级，十月革命后变成了小康之家，靠劳动收人维持生活。芬娜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使蒋经国为之倾倒。
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这一对异国情侣结下了白首之盟。证婚人是后来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王新衡。
芬娜与蒋经国结婚以后，在苏联的两年中，夫妇二人一直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那时蒋经国的月收入为700卢布，算是上中等水平。同年年底，他们生下长子，俄名爱伦，（即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个女儿，俄名爱理（即蒋孝章）。那时的芬娜小姐，是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她会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的。
就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一事变，可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给蒋经国夫妇的个人生活带来戏剧性的变化。
因为蒋经国赴苏已十余年，除开始两年还给家里写过几次信之外，自1927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同国内联系过。遭蒋介石遗弃但“离婚不离家”的毛福梅曾多次向蒋介石催要儿子，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多方打探儿子的消息，都没有打听出什么结果来。“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共谈判代表，曾与蒋介石共叙同事之宜。闲谈问，蒋介石流露出念子之情，说“经儿赴苏十余年，现在杳无信息，他生母日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早日回家。唉！12年不见面了！”父子之情，非干政治，周恩来基于人道主义，当时就答应尽力帮助打听经国的下落。力争促成他回国与家人团聚。另外“西安事变”之前，即1936年初，蒋廷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当时蒋介石也曾委托宋美龄转告这位新任大使，希望他帮助寻找蒋经国。
时隔不久，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考虑到当时中国与苏联、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遂接见了蒋经国，并同意放他回国。
1937年3月，蒋经国27岁生日的前几天，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延敝突然会见蒋经国，说苏联政府已决定把蒋经国夫妇送回中国，并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宴会。几天以后，3月25日，蒋经国带着自己的妻子踏上了归途。12年半的异国生活，从此结束了。
1925年到1937年，12年的时间，蒋经国在异国他邦度过了人生最绚丽的青春年华。往事历历如昨，不堪回首。然而，一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之情油然而生。想到父亲当时在国内的地位，隐然间，“太子”的美好前程正在向他招手几许快慰、几许依恋、几分憧憬、几分苦涩与甘甜……蒋经国百感交集、五内沸腾，他从心底深处发出一声轻轻的呼唤：祖国，我终于要回来了！
对于蒋经国的妻子芬娜来说，中国是一片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土地，出于对丈夫至诚的爱意，她是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踏上去国离乡的旅途的。
踏上中国的土地以后，一路所见所闻，芬娜无不感到新奇。这位俄罗斯女人初次离国，一心只憧憬一个新的天地，但是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语言和习俗都有许多障碍，在宗教方面难处更多。俄罗斯民族大都信仰东正教，在礼拜仪式和信仰心态上都与基督教不同，而蒋家信仰的正是基督教。为了宗教问题，芬娜足足花了3年时间才逐渐调整过来。
更不习惯的是饮食。上海、浙江一带的中国厨师，善于做腊味很重的江浙菜，芬娜嫌菜的味道太成，常常吩咐煮淡一点。在苏联国内，吃乳酪、夹一片黑麦面包、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够了。她没想到中国菜的名堂那么多，有时筵席一桌竟上来几十道菜。
也许是由于这诸多方面的原因，芬娜来到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直到蒋经国就任“总统”，芬娜成了名副其实的岛内“第一夫人”，民众对她仍相当陌生，除了知道她是俄国人外，其他所知甚少。而她也很少抛头露面，是一位相当神秘的女人。
1937年4月28日，是蒋经国还乡省亲的日子，奉化溪口镇的主要街道挂满了横幅标语：“热烈迎接蒋经国先生还乡！”离家时，蒋经国还是个15岁的少年，如今却是携妻眷、带家小的青壮年了。一念及此，蒋经国怎不感慨万端！
当蒋经国一家乘坐的汽车驶进溪口镇时，手执彩旗的武岭学校师生一拥而上，鞭炮声、欢笑声把溪口古镇都震动了。车到丰镐房大门口，蒋经国敏捷地跳下了汽车，向迎候在门口的亲朋好友依次行礼，并将爱妻及孩子介绍给大家。然而在欢笑的人群中，独不见朝思暮想的母亲，蒋经国的笑容渐渐凝住：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妈妈？莫非是她老人家生气了？
毛福梅的确有几分气。她认为，儿子回来应当先看看娘。一别12载，娘想儿都想出病来了，哪怕早一分钟见到也是好的啊！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到了上海都不急着回乡，而是住在那里忙着与那些不相干的人周旋，害得老娘熬了星星又熬月亮地苦等。
其时，毛氏有所不知，蒋经国也是身不由己。
蒋经国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蒋孝文）乘船抵达上海后，才知道父亲已另娶了宋美龄为妻。他一下船，立即陷入了父亲精心布置的包围圈。陈果夫、陈立夫、张静江、杜月笙等人轮番给这位“太子”做思想工作，劝他说“认下”蒋介石这个父亲，再认下宋美龄这个“妈妈”，然后再回溪口去探望生身之母。在众人的劝说下，蒋经国总算“想通了”，他决定先去向10年来一直被自己视为“敌人”的父亲请安、告罪、赔情。他之所以如此决定，并不仅仅是出于骨肉亲情的考虑。当时的蒋介石已经决定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被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所掩盖，呈现“转变”的迹象。父亲可以变，儿子为什么不可以变呢？于是，蒋经国决定求得父亲对自己的宽容，他以先行开口称呼宋美龄为“妈妈”的良好表现，获得了蒋介石的宽容。父子相认之后，蒋经国表示愿意在国内工业建设上略尽绵薄。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先到溪口去“补习国文”，其他的事放一放再说。这样，蒋经国才如蒙大赦，急忙打点行装，奔回家乡来看望阔别12载的高堂老母。
毛福梅的心里埋怨儿子失礼，不由得犯起了女人家的“小性子”，她想考验一下儿子，看看他究竟还认不认得亲娘。于是，她事先把她的亲姐妹、义姐妹、兄嫂、小姑、大姑等等都请到佛堂里来，团团坐下，只等经国过来，要考较他还认不认识亲娘。可惜，她设计得挺好，到头来却是白费了心思，因为当她一眼见到门外那个方面大耳、被自己朝思幕想的亲骨肉时，她心中的怨愤、气恼，所有的精神防线立即就崩溃了。当下毛福梅热泪如泉，蒙住了双眼，只觉得一个热呼呼的人影扑了上来，跪倒在自己膝前，并听见一声便噎着喊出的“娘”旋即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一时举座皆啼泣有声，屋子里溢满了浓浓的亲情。芬娜与经国长相厮守，已经学会了不少常用汉语，遂泪眼上前盈盈一拜，叫了声“婆母”，又代儿子叫了声：“拜见阿娘。”
毛福梅这才止住了哭声，慌忙把跪在地上的芬娜母子拉了起来问：“这孩子叫啥名字？”经国在一旁答道：“在国外叫爱伦，阿爹说，回到祖国要按中国的习惯取名，阿爹替他取名叫孝文。”
毛氏又问儿媳名字，经国代答：“她在苏联名字叫芬娜，阿爹替她改名叫方良，蒋方良。”
毛福梅熬了12年，终于苦尽甘来，把宝贝儿子盼了回来。按奉化风俗，游子携卷来归，必须补办婚礼，否则族众不承认这桩婚姻，子孙就没法进宗谱了。蒋经国为讨母亲欢悦，欣然同意补办喜宴、重做新郎。于是择定黄道吉日，经国与方良按中国传统习俗补行婚礼仪式，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愿。
经国携妻挚子返回溪口，按照蒋介石的安排，住进了武岭崖侧的一幢名为“小洋房”的别墅式建筑。这是蒋介石为了清除经国旅苏期间所受的思想影响而替他安排的修身养性之所，老蒋不论初衷，他要按照自己既定的模式重新教育儿子，以便将来有一天能够“子承父业”，替他们蒋家王朝坐江山。
蒋介石聘请徐道邻做经国补习国文的教师，并把当年顾清廉亲自圈点过又送给自己的一套《曾文正公集》和朱子《通鉴纲”目》、《阳明全书》等送给经国，让他潜心研读。此外又请了一位姓董的女教师，专门负责教授蒋方良学习中文。
小洋房周围环境极为幽雅，依山傍水，古木参天，的确是一处上好的修身养性之所。蒋经国读书之余，常常偕妻子游山玩水，领略家乡的大好河山。有时还骑马到葛竹、萧王庙和岩头等地去拜望长辈。
奉化溪口以南十五公里的岩头友称岩溪，千载古村，钟灵流秀。旧有“岩溪书屋”四字的门额，款署“晦庵”，是南宗朱熹（号晦庵）为浙东儒学提举出巡过境时所题。宋元间隐居邻村榆林的著名文学家戴表元诗云：
“已扫轩前壁如练，
待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