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组长汪彤，任其巧舌如簧能说会道，但他犯了作人之大忌，就是心口不一，言行不一致的毛病。最终也只能是弄巧成拙，自食恶果。
汪彤随后的发言中，首先讲明联系实际学习以来，有许多群众向他反映了县机关工作与生活中的大量问题。故意向柳卫东当面“请示”问能不能讲？如果允许讲，就在会上讲讲，或许对大家学习有启发。
柳卫东假装不了解情况的样子。还“谦虚”地征求黎部长的意见，问“如何？”
黎部长不屑一顾，也不加思索地朗声说：“有什么话尽管说！天塌不下来。”
爱耍小聪明的汪彤，对黎部长的话置若罔闻，他想多数人不懂他那一套。于是把事先向柳卫东汇报过的，所谓县机关在政治、经济、生活工作中存在大量“问题”和盘端了出来。当他再讲到炊事班长丁明光的事情时，那位妇联主任兼团委副书记巴宗，突然失声大叫了起来：
“啊？说是不搞运动，怎么又要搞运动了！”
在坐的科以上干部们，没有一个不好笑的——甚至包括汪组长自己。
笑过的场面，顿时又冷了出来。
柳卫东、汪彤被巴宗这种似玩笑非玩笑真真假假的
幽默给镇住了。
巴宗看没人正面出来批评她，更进一步解释说：“我并不是爱开开玩笑，觉得汪组长说的那些情况，在这样大的范围公开讲，很快便会传遍县机关，立刻就会引起震动，弄得人心惶惶，那就和搞运动没什么两样了。说实话，我现在真有一点又在重新搞运动的感觉——我真不懂得‘联系实际的正面学习’和搞运动究竟如何区别？请大家在学习中帮助我——‘言者无罪吗！’”
巴宗的发言启发了许多藏族干部。他们三三两两的不断用藏语交谈，有的人还频频点头表示肯定。这种场面，使老于世故的柳卫东也颇感意外。他不得不故作镇静地笑笑，干咳两声出来打圆场：
“巴宗同志说得好，‘言者无罪啊，言者无罪啊！’大家说，对错没关系，学习吗！”
“我说两句——”办公室副主任武权出来说话了：
“我以为学习联系实际，是绝对没问题的！我们学习只谈理论，不结合实际，那就真成了理论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家！……所以，我劝同志们不要对联系实际太敏感，一联系点实际就说是搞运动，这样谁还敢联系实际呢？所以建议同志们，让人讲话，而且，还要让人放开去讲话，才能讲出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发现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最终达到机关革命化的目的。”
武权话还未说完，先停一下看看大家的反映，觉得没有人和他唱对台戏时，就又大胆地说下去：
“就拿丁明光同志的问题来说，酒后失言，还闹事打人，从拒不认错到虚假检讨，趁新来领导不熟悉情况的机会调动了工作，逃避处分，错误性质已经很严重，都是现实发生的问题，却至今得不到正确处理，影响极坏。况且，经政工组了解，丁明光过去错误很多，性质也很严重。正是因为没有严肃处理才遗患至今。当前的打人闹事问题，是一贯表现的继续。所以我提醒大家，对丁明光问题千万要有正确的认识，绝不能大惊小怪！现在处理丁明光的问题，帮助他改进错误，比姑息他，让他将来错误严重了，乃至触犯法律，再来谈帮助与教育，那就晚了……”
武权的话煞有介事地又把一些人给唬住了。特别是对那些汉语水平较低的藏干和汉干中缺少经验的年青人，确实能起到一时的镇唬作用。但对于文化水准较高或阅历较丰富的老同志，一眼便能看出，那不过是强词夺理的谬论，只是斗斗口齿的政治把戏而已，不但哄不了人，而且徒增人们的反感！
黎部长这位兼职副书记，一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兵，一眼便看穿了武权那虚张声势，夸大其词的一套政治洞吓的伎俩。他是一个老军人，充满胸臆那股正气，要是在部队，他本可以一口气，批头盖脑地收拾他半个小时，但这是在地方，要注意团结，讲究方法……他终于屏住了冲到嗓子眼的火气，脸上挂着充满谋略的笑意，轻轻地，但是认真地说了一句：
“没那么严重吧……”
黎部长的话，虽然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但只少是一句顶了武权的几十句。仅仅这一句话，竟使在坐的上上下下三十多位科以上干部鸦雀无声了……对于乱发议论者，是迎头的一击！对模糊不清的认识，实为有力的启迪。
柳卫东、汪彤、武权万万没想到黎部长会来这一手，当然更不会料到黎部长的一句话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权力与威信。没有威信与群众基础的权力是不堪一击的。此刻，他们半个身子好像打了麻醉剂，供济失调，局促不安，尴尬万分。
黎部长看到这种情景，反到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为了打破僵局，使气氛变宽松活跃一些，他若无其事地说：
“哈哈！怎么没人说话了？我是粗人，喜欢直来直去，说话不讲方式，学习吗，和大家一样，有不同看法可以争论，有错误也可以批评，‘言者无罪’吗！哈哈，大家随便说，说……”
“好！我说两句。”谢大军接黎部长的话说：“如果从学习角度说，对丁明光同志的事，最好慎重些！哪怕有一点不符合实际或夸张，都会引出不良的后果！”还没等谢大军把话说完，或者根本不想让他继续说下去，汪彤便急不可待地，抓住话头，插断谢大军的发言，变被动为主动，故作轻松的姿态道：
“谢组长！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小了吧，我介绍的丁明光的问题，都是群众反映的，都是有人证实的。男子汉大丈夫，就应敢作敢当的，还怕别人说什么！况且，我说的话是在咱科以上干部会上，又不是在群众中犯自由主义，我看不出有什么‘不良的后果’相反，你虽然不夸大丁明光的问题，却难免有包庇之嫌喽……”
“你说我包庇丁明光！汪彤同志！我看你是打着学习的旗号，真想在山上搞运动了！既然是这样，你就直接冲我来好了，就从我‘包庇坏人’的现行活动入手，展开斗争，我奉陪到底！”谢大军怒不可遏高声地反驳。
“啊！运动真正开始了！”巴宗等藏干一齐轰笑着嚷起来。
“好啦！同志们，不要开玩笑了。学习中争论不要紧，但不要过分认真！以免产生误解。”柳卫东赶紧替汪彤打圆场。汪彤也很知趣似的，给个台阶就下：
“开个玩笑吗！谢组长何必认真！知识分子就是脸皮薄……”
“脸皮厚也不能不要脸吗！”谢大军话音未落，人们的笑声已经直冲房顶。只见汪彤气的两眼发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下班时间已经到了，黎部长看看表，又向柳卫东指指，两人一同点点头站起……
“开饭了！”随着柳卫东的喊声，人们一哄散去，年青人争先恐后地涌出会议室。
“邮车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人们向前院跑去，但见到的只不过是辆改装过的嘎斯车，并没有规范的绿色的邮车到县上来。真正的邮车只到狮泉河镇就不再往前走了，转而便下山回到新疆去。
以前，邮车一年也来不了两次，现在邮车一个月可以上山一次这已经很不容易。当然，基本的通讯联系，还主要靠电报，县上对地区，地区再转山下。邮车的互来，除私人信件外，还能得到大量的报纸和少量的杂志，尽管全部是过期的，人们依然视如珍宝，爱不释手。
人们认真看着手中那些过了期的刊物，并没有置身于高原、边远、落后闭塞等感觉，此外要说还有什么感想的话，那就是祖国地域的辽阔，有多少无尽的宝藏，等待开发，而这一切都有待于祖国进一步的发展和强大。尽管人们知道，那要以后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成功。但是人们明白，眼下一代一代的人站在这里，正是那未来的人们成功的前提，基础和不可割断的历史的一部分。这足使人们心安和自慰。
尽管有时天冷得过分受不了，取暖缺乏燃料时，人们不得已把报纸揉成团，放在炉中点燃取暖，但那绝对是人们看了又看陈年的东西，否则怎么会忍心烧掉呢！至少还可以用来糊墙，美化房间，并起到挡风御寒的作用。
一个房间每次新来一个主人，朋友们都会帮他从墙脚糊到顶棚，使房间焕然一新，或许能让初来乍到的人减少一点高原缺氧的感觉。
可是从牧区来的藏干们，由于住惯了账篷，对这种纸糊的房间，往往适应起来也不容易。一位藏干产妇就因为在月子里，身体虚弱，睡着了，蜡烛燃着墙纸最终酿成了惨剧。
话题回到邮件通讯上来。
有家口的或有对象的年青人，盼望信件心切，实在难以形容。没有成家，远离父母，又没有对象的，信件自然少一些。谢大军就属于这一类。他的通讯方式是定期给父母发电报，代替那过于迟缓的家书。因此，他的家书或朋友的信件实在是不多。
可是今天却非常例外。苗师傅从邮局回来，一进门手里即高举着两封信，“谢组长，来信了！你的——两封。”
谢大军把信接到手里，一看便知是原单位，省政府人事局两位同志的来信。一封是同学、朋友兼老乡王明理的；另一封是单位上一位名叫冷芬的女同事写来的。
谢大军首先是拆看王明礼的信，有五、六页之多，如饥似渴，一口气读完全部内容。信上大意是说：
人事局学习班自谢大军离开不到一个月后，就全部下到了东山干校，（实际上是农场）几个月来，他们开地建房，种菜种粮。一边学习，一边劳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收获很大……
特举例说百里香，到干校后一直在放猪，表现好，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说干校表现最好的是校长章文彩（原人事局副局长），与干部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对干部们教育很大，像大学生施可师已经学会开拖拉机、种地。总之，大家觉得“干什么都是干革命”，没什么可怕的。信的最后一段，先引用当时常用的三句话：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最后王明理深情地祝谢大军早日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光荣的党员。信的左下角专门另注了几句话：
“同学、朋友薛红梅因观点不同已经
离婚，她让我代话问你好！希望你能给她写信……”
谢大军读完同学、朋友王明理的来信，不知所措，心潮起伏，感情深重，用指头揉磨着信纸，摇头叹气。
苗师傅刚看完自己的信放下，抬头看到谢大军的表情笑道：“怎么啦？谢组长！”
谢大军说：“我怎么觉得我的同学朋友们干革命，其实是在‘文革’里偏离了轨道！”
苗师傅听如此说惊诧莫名……
谢大军手中拿着信皮，突然想起了什么，向苗师傅问道：“这信封怎么都拆开了？”
苗师傅笑笑说：“还不是那几个丫头在邮局那乱拆的！她们想来是要摸摸你的底吧！”
“摸我什么底！私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