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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告诉你们，尽管沃尔特和我有着很深厚的友谊，但是他并不是克隆的支持者。这些年，他和我在伦理问题上辩论过许多次。可是就连沃尔特都认为《巴克莱赖斯反克隆法案》完全是错误的。法律不等同于道德，法律不能回答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法律只评判是否可以做。而对于克隆来讲，答案很清楚，可以。人类基因图的绘制、成功甚至常规地克隆人类，是我们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如果美国国会告诉我们所有的证据是相反的，我们不可以为了延长人的生命而克隆细胞，不可以运用克隆技术治疗不孕症和遗传病，不可以找出病人痛苦的根源和可以减轻病人痛苦的良方，那么他们并不是在创造一个更好的美国，他们是在增加美国人民的痛苦。”
在一阵齐刷刷的欢呼支持声之后，又响起了掌声。先是中间那张桌子的嘉宾把椅子往后推一下子站起来，一时间，在场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掌声升级为一种表示赞同的欢呼。戴维斯微笑着示意大家安静，一直等到客人们坐回自己的位置，听见椅子腿碰到地毯发出响声才把手放下。
戴维斯继续说：“这并不意味着要结束关于克隆的讨论。沃尔特和我每次聚到一起都会辩论这个问题。他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克隆人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克隆人类。我告诉他，他说错了。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提高人的健康，增加人的幸福——难道不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这么做吗？”掌声。“想想看，有一对夫妇来到你的办公室请求帮助，他们不能有孩子，或者他们害怕有孩子，而你有这个能力帮助他们，你怎么可能不帮忙呢？”掌声更热烈了。“沃尔特说专业的克隆好似做了有意义的事——我也同意，但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我们可以用取下的一个细胞或剪下的手指甲来制造一个人感到很吃惊。我告诉他，大自然一直在这么做，‘怀孕’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大自然的奇迹，两个产生一个。而较低级的生物体通常以无性生殖的方式繁殖。
“我们不是像沃尔特所说的那样在‘制造人’。我们所做的是给他们父亲和母亲，而这确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满意地给予了戴维斯长时间的掌声。
“但是我在另一个方面又同意沃尔特的意见。我们的专业人员必须对所有手术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持续、严密的讨论。我支持这个组织的一个理由是，”——戴维斯用手指了指他身后的“加州自由科学家联合会”标志——“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做出困难的道德抉择，必须衡量这种行为的后果，必须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辩论和调整。生活在一个暴虐的政府下就不会有道德的困境。普通民众不会辩论他们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只有他们‘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
“实用主义者让我们考虑考虑‘至善至美’，我猜这是一种有根据的哲学手段，要不司法部长和‘巴克莱赖斯’的支持者怎么总是使用这个华丽的词藻呢？他宣称，只要政府对科学研究进行规范，禁止一切克隆，国会制定国家的科学研究计划，‘至善至美’就能够实现。但是‘穷凶极恶’呢？那些保守派反对这项技术的惟一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害怕。但是，如果我们停下来，或者只是放慢基因研究的速度，几千人就会死亡，几万人就会受苦，千百万人——事实上是全世界自由的人民——都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因此而每况愈下。”
戴维斯运用了八个最新研究的实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了把问题解释得更清楚，他在大屏幕上放映幻灯片和录相。他也确保自己提到了六位来宾的工作——希伯姆博士、哈蒙博士、双博士学位的卡特斯博士、马内特博士、黄博士。“加州自由科学家联合会”的成员一直都很高兴，笑了有三到四次，当他走下演讲台时，大家热烈地鼓掌。
“太棒了！真像是一位在集结部队的将军。”博瓦拉医生拍着他的肩膀说。此时这项活动已到了尾声，客人们纷纷站起来，排成一排，向戴维斯作自我介绍，表达自己相同的意见。
当最后一个客人走后，戴维斯走进了电梯，发现身边站着一个秃顶的醉汉，他的胸前也戴着姓名牌（戴维斯可以确定他不是来参加“加州自由科学家联合会”会议的）。他靠在电梯墙上，甚至连自己要去哪一层都不知道。戴维斯心情很愉快，他在十四层下了电梯，这时醉汉准备跟他下电梯，他把醉汉推了回去，然后用手在按钮上随便按了个楼层数。
戴维斯转过几个弯，顺着墙上的箭头找到了自己的房间，然后取出钥匙牌，竖直插在把手上，拧开了门。房间里很安静，他猜想琼可能会坐在台灯边看书，她为了消磨这三十六个小时的旅程带来了三本平装书。可是门厅里一片漆黑，除了一盏昏暗的灯亮着，她睡着了。于是戴维斯绕道去了大间的盥洗室，脱下深灰色的外套，刷了牙，用湿湿的手指捋了捋已经灰白的头发。
“会开得怎么样？”琼问，戴维斯把会议情况好一番吹嘘，琼暗自嘲笑他的夸大其词，他仍说个不停，一边说一边脱下衣服，钻进被窝，躺到琼身边，然后把被单轻轻拉到脖子上，免得冷空气灌进来。
“只是又一次向那些改弦易帜的人布道。”他小声说。
“嗯，那很好。通常那些人是不会向你开枪的。”琼至少每天都要提一次他的旧伤，但她从来不提及杰姬的死，这是他俩婚姻生活的潜规则。过去他们常常谈论安娜，但现在已经越来越少提到这个名字了。戴维斯不再觉得需要且必须向琼证明自己一直记挂着女儿。
琼在戴维斯离开新技术生育诊所之后也很快离开了那儿，她开了个附属于西北医院的门诊部。随着戴维斯法律上麻烦的来到和消失，他俩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一步一步走向亲密，就好像智力超常的儿童跳级那样顺理成章，他们终于在去年结婚了。琼起初还担心丈夫的名声会吓跑病人（或者是病人的父母），但是她发现，对于戴维斯的所作所为，人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评判，他们可以分辨出正义与邪恶。当然也有些反克隆极端分子希望那些找她看病的人下地狱，因为他们居然把孩子的幸福寄托在戴维斯·穆尔的妻子身上。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当她把自己的名字从琼·伯顿改为琼·穆尔后，预约反而增多了。
她伸出手抱着戴维斯，右手放在他的肚子上，左手的指甲轻轻抓着他的太阳穴。戴维斯笑了，转过身，他们的嘴唇碰到了一起。她什么都没有穿，这是戴维斯没有想到的——平时她总是会在睡觉时穿一件长长的T恤衫，他激动地吻着琼。他的眼睛移向灯光，停下来，关上灯。琼任由他吻着，爱抚着，直至进入身体。这个婚姻就是在一个周末，在密歇根湖边的房子里随随便便定下的。戴维斯到现在仍然感到不可思议，因为琼在那晚激活了他的激情。琼是那么美丽、聪明、大方，而且还比自己小十岁，相比之下，戴维斯有许多缺点，又有不太光彩的过去——自私、年纪大，而且还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琼看着戴维斯的眼睛。有一段时间，那时他们还没在一起，琼觉得自己会失去戴维斯，那时他满脑子都是杀死安娜·凯特的凶手，他的眼睛就像一个装满了空盒子的大衣柜，里面空空如也，却也容纳不下别的任何东西。琼那时假装与他合作，不仅为了保护贾斯汀，更是为了把戴维斯从疯狂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还有一个原因是琼找不到比分享戴维斯的事情更好的办法来接近他。那时琼对他的爱分为两部分，对能和他走到一起几乎不抱希望，并且几次试图和其他更适合的人发展关系，但是琼却总是回到与戴维斯·穆尔一起生活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当中。
琼现在仍然很年轻，还可以怀上孩子——戴维斯自己也曾经劝说过许多比琼大得多的妇女要孩子——但琼知道这样做对戴维斯不公平，他毕竟才刚刚能够接受女儿已不在世上的事实。琼想，如果她可以让戴维斯爱她——全心全意地爱她一个人的话，就已经足够了。
后来，他们在一起，翻云覆雨，然后进入梦乡，两人都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对方不在了。
第二章
当戴维斯·穆尔把“进行时”米基推回到酒店的电梯里时，米基尽了最大努力忍住不笑出来，不去伸手抓穆尔的手臂，或者趁着醉酒骂出声来。相反，他一声不吭，跌跌撞撞地退回到电梯里，看着电梯门合上，又感觉到了电梯往上运行。米基把穆尔当做上帝的敌人，实现上帝意志的阻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向穆尔开过一次枪。而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没能杀死戴维斯·穆尔，这正是米基烦恼的根源。他没能像自己所期待的那样给穆尔脑门上来一枪。在职业生涯中，米基很少失手，但偶尔也会杀死一两个无辜的——只是意外伤亡——他想杀的医生几乎没几个能逃得出他的手掌心。
有时他幻想能再有一次机会杀死穆尔。也许有一天，在完成了任务之后，他能回过头来补救他的失误。其他杀手大概从来不会再有第二次行动，但是对米基来说，向戴维斯·穆尔开的那失误的一枪是一个不光彩的记录，与自己可怕的名声不符，这事儿想着就让人烦。
不过，穆尔不是他来这里的原因。穆尔至少已经离开了他的工作，而且这位退休医生在这几年已经成为一个受人同情的公众人物。现在如果给他一枪，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米基要制造的是死掉的医生，没有必要制造烈士。
因为穆尔刚才随便按了一个楼层数，电梯门开关了四次米基才到达了二十二层。他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仍然假装喝醉了酒，走廊里只有他一人（但是还有一个安全监视器，他提醒着自己），他朝前走着，低着头来到了2240号房间。他的口袋里装着哈罗德给他的礼物。
菲利普曾经建议他不要去“加州自由科学家联合会”的会议，因为他以前的行动，那儿可能会有太多的人认出他来。根据过去四年的名单来看，楼下的大厅里也许有二十多个医生和实验室工作者以前见过他，而他们是否会把他和枪杀、爆炸或者其他恐吓行动联系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样，米基会小心。他根本就没打算在任何会议上露面。“上帝之手”不再给他制定工作日程，他已经得到了自行设计合适目标，决定冒险程度的权力。他已经百分之九十决定去“棕榈温泉”酒店，这时哈罗德的一封信把这笔生意确定了下来。
鬼知道哈罗德哪儿得来的消息。他在任何地方都有朋友和支持者。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非常腼腆，他们不会和家人、同事争论有关宗教的问题，但私底下，他们干着正义的事。很久以前，菲威尔牧师叫他们什么来着？沉默的大多数。一定是这“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给哈罗德捎了信，而哈罗德知道怎么处理。他让“上帝之手”转交给“进行时”米基一个信封，里面有哈罗德的亲笔信，上面写道：“祝你在世界上任何一家王子度假饭店住得开心。”米基甚至从来没有告诉过哈罗德自己计划去那里，但是哈罗德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