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你充满深情厚意的来电。我们已经向前推进了很长一段路程，而且行军非常迅速。我们必须这样做，以便前去援助第五集团军，但是对于我的后勤机构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必须在作战期间，将它从趾形地区移到踵形地区，而且现在它已扩展到极限了。当我达到特尔莫利——坎波巴索这条横线地带时，我就必须暂时停止我的主力部队的前进，而仅派遣轻装部队越进横线前去作战，另一方面，在这停留期间，我将为我的后勤机构奠定巩固的基础。派遣轻装部队前往容易攻打的地区，可能收到很大的效果，我依靠这种方法来保持主动权和取得进展。暂时休息以后，我将用我的全部实力向佩斯卡拉和安科纳前进。我期待着和你在罗马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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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两个集团军现在都被迫停止前进。第五集团军在那不勒斯北面沃尔土诺河一带，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需要时间和补给才能克服。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趾形地区北进的时候，蒙哥马利将军有意识地冒着后勤方面的一切危险，力求达到萨勒诺战场。他的基地现在必须从趾形地区的勒佐，迁到踵形地区的塔兰托和巴里。在这项工作完成时，第八集团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而且要等占领了福贾，才能开始使重轰炸机使用它的飞机场。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需要运输成千上万吨的必需物资，而且也只能逐步地完成。在10月中旬，德军在意大利有十九个师，而盟军只有相当于十一个师的兵力。为了保持我们迅速获得的辉煌战果，需要大量的援军，同时也要大力巩固我们的战线。所有这些任务，对于我们的航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9月确是丰收的月份。英美海陆空三军之间的合作达到了一个创记录的新水平。德军在意大利的第十集团军司令后来说过，我方海陆空三军在一个最高统帅指挥下取得了非常协调的合作，这使德国人感到非常羡慕。意大利的舰队已在我们的控制中；它的空军和陆军，虽然大多数受到德国人的阻挠而不能参加我们这一方，但是也不再与我们对抗了。敌人在对阵作战中已被击败，我们的军队在意大利靴形本土上，已经推进了三百哩。在我军的后方，有我们所占领的机场和港口，它们经过扩建以后，可以充分满足需要。在参谋长委员会的争辩中，有人一直强烈主张袭击撒丁岛，以代替对意大利的进攻，而现在撒丁岛却在9月9日作为一个额外的收获，不费吹灰之力落到我们的手中；科西嘉岛在两周以后，被法国部队占领。关于进攻意大利的计划，我们经过了激烈的斗争以后，才得以将它付诸实施，现在事实已证明这一行动的正确，甚至超过了最热烈和最持久地鼓吹这一计划的人们的希望。
巨大的功勋应归于艾森豪威尔将军，因为他支持了这次短暂的、激烈的战役。尽管具体指挥落在亚历山大的身上，但最高统帅曾经真正采取了英国的战略观点，并且准备承担这一战役的最后责任。他自己手下的军事长官们曾顽固地坚持他们的缅甸作战计划，同时又顽强而严格地优先对待“霸王”作战计划，这些做法，到了更低一级更发展到迂腐的地步，因而毫无必要地加深了意大利战役的风险。毫无疑问，意大利是我们在现阶段所能获得的最大战利品，而且我们本来可以为它提供更充裕的人力与物力，而不致延迟1944年横渡海峡的主要计划。
第九章 忙于国内事务
向议会报告战争局势——对行动迟缓的指责——关于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议论——对意大利政府的行动所作的评价——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德国——需要摧毁的目标是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关于无人驾驶飞机可能前来轰炸的警告——需要团结意大利人民——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逝世——约翰·安德森爵士继任他的职务——庞德海军上将逝世——英葡两国1373年的条约以及亚速尔群岛——煤矿工业的现况——下院大厦的重建——有效的下院必须具备的两个特点——关于从战争过渡到和平时期我所提出的备忘录——关于过渡时期的计划——任命伍尔顿勋爵为建设大臣。
我在回国途中，草拟了一篇演说稿，准备回国后在议会中发表。我很了解，我必然会受到什么批评，而且我也知道，战争的节节胜利，只会使下院和新闻界的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感到可以更加随便地谈出他们的意见。
于是，9月21日，我在登岸后两天，在下院作了一个报告，占用的时间不少于两个半小时。为了避免议员们零零落落地走出去吃午餐，我要求休会一小时，议会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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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指责是，由于和意大利政府进行了徒劳无益的谈判，在对那不勒斯展开攻势时白费了好多时间。对于这一点，我知道我有很好的答复。
我知道有人说，在这些谈判中浪费了四十天的宝贵时间，结果使英美军队的鲜血毫无必要地洒在萨勒诺附近的土地上。这种批评事实上毫无根据，而另一方面又伤害了牺牲者家属的感情。我们在确定对意大利展开的主力进攻的时间时，丝毫没有考虑意大利政府的态度，而这个战役的临时日期，实际上早在同他们举行谈判以前，甚至在墨索里尼垮台以前，就已经决定了。这个日期是以我们从西西里岛南岸的海滩撤回登陆艇所需的时间为转移的。而直到8月的第一周为止，我们在那里实际参加作战的大部分军队，每天需要通过西西里岛南岸的海滩获得供应。这些登陆艇撤回以后，又必须返回非洲。其中一部分损坏了的登陆艇——为数不少——还需要进行修理，然后按极其严格和复杂的程序，重新装备它们的一切军需品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进行另一次两栖作战行动。
我以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必须安排得非常周到。
每艘登陆艇或作战舰只，都是尽量根据事先可能作出的估计，按照严格的顺序来装载的，这样，该艇所载部队在登陆时，将会得到已经到岸的供应物资。每辆卡车装载的用品在运到时，恰好是每个部队所需要的。有些卡车涉水驶到船旁，然后又涉水驶回来。它们都严格地按照顺序装运，优先需要的用品放在最上面，这样就尽量避免发生随便装载的情况。而且也只有采用上述办法，才能在少数敌人拥有的强大的现代化炮火面前实行这种特殊的军事行动。登陆艇的具体情况及其准备工作，是唯一的、但却是决定性的限制因素。它与“将时间浪费在谈判方面”的说法，毫不相干，同时与“外交部由于担心这一条款或那一条款等等，而阻挠了将军们的行动”的论调，也毫不相干。在执行军事作战行动的过程中，从来没有片刻的停顿，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必须与主要的军事运输相适应。
当我听到人们轻松地谈到把现代化部队随意送到岸上各处，仿佛他们是一捆捆的货物，扔到海滩上，就可以不再过问，我实在感到惊讶：人们对于现代化战争的条件，竟然还是这样的无知。……
如果我可以暂时离开正题的话，我要说，我在星期日早晨到达时从报上看到这类批评，我想起了一个水手的简单故事：这个水手曾经跳进一个船坞（我想大概是在普利茅斯），救起了一个溺水的小孩。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有个女人向这个水手打招呼，并且问他，“那天晚上从船坞里救起我孩子的是你吗？”水手谦虚地答道，“是我，太太。”那个女人说，“啊，我正找你哪。我孩子的帽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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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指责关系到第二战场，共产党分子和其他一些人一直极力要求开辟这个战场。
现在我想向德国最高统帅部以及下院发表我的意见，我想既迷惑前者，又教育后者。
我把我们最初在非洲，接着在西西里岛、现在在意大利开辟的战场，称作第三战场。那个潜在的而且在迅速积聚力量的第二战场，虽还没有展开，但却正在这里严阵以待。谁也不能说——而且我也当然不会暗示——它将在什么时候开辟，然而，第二战场却是存在的，并且，它已经成为敌人的主要心事。它还没有开辟，或者说，还没有发挥作用，但是这个时刻是会来到的。时候一到，这个战场就要开辟，从西方展开的庞大攻势将会开始，与它配合的是从南面展开的进攻。
如果人们不了解集中在英国的美军，或正在这里进行准备的我们自己的强大远征军的具体情况与数量，不了解在各个战场上的敌军的部署，不能估计敌人的后备队和资源，以及敌人通过欧洲的巨大铁道系统，将大批部队从这一战场调到那一战场的能力，不了解我们的舰队和各种类型的登陆舰艇的情况与规模，那么，他们确实不可能对这种作战行动发表有益的意见。
［这时，我们两名共产党议员之一插话说：“这种说法对斯大林元帅也适用吗？”］在这一类的问题上，我们不应当听取英国共产党员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直袖手旁观。当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并不关心我们的命运。我们听取的任何意见，将来自我们的朋友和同盟者，因为他们同我们一道，参与争取胜利的共同事业。下院可以绝对相信，英王陛下的现任政府，在这一类的问题上，绝不会被任何无知的鼓动或压力所动摇，或受到它的压制，不管那种鼓动做得是多么顺理成章，或施加那种压力的意图是多么善良。我们也不会由于压力和劝诱而违背我们自己更好的判断，去发动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以求在政治上取得一致意见，或博得任何方面的喝彩。对于大不列颠和美国来说，这场战争的最残酷的一部分战斗——请大家必须认清这一点——还在前头。下院和政府在这种严重的考验面前，绝不会退缩。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也不惜一切牺牲。
最困难的问题是罗斯福总统和我作出的关于意大利的决定。如读者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我曾竭力主张采取这个决定，其内容是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进行交涉，承认他们是共同的对德交战国，并给予这样的待遇。这一次，正如一年前关于达尔朗海军上将事件一样，又是那一类人激动起来了。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却有更充足的理由。
我们可以稍稍衡量和鉴定一下意大利政府的所作所为，它的确是受到意大利国民的认可和赞许的。希特勒先生使我们确信，他认为意大利的行为是极其不忠而又卑鄙的——在这种问题上，他是一个高明的裁判。其他人可能认为，当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党徒，为了物质利益而使用专横霸道的权力，袭击摇摇欲坠的法国，从而变为多年以来一直珍视意大利自由事业的英帝国的敌人时，它已经构成了背信弃义和忘恩负义的行为。这确是罪行。尽管这种罪行已无法挽回，尽管那些听任暴君破坏它们的权利与自由的民族，必然要为那些暴君所犯下的罪行受到严惩，然而我却不能不认为，意大利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行动是顺乎自然和合乎人情的，但愿这是一系列自行赎罪行动中的最初的行动。
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