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文彦博便认为这是有损国体的行径，在他看来，堂堂大国惶惶求利，实在是无可容忍。
更直接的导火线是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八月“免行钱”的实行，这是市易政策推行后的一个附带产物。所谓“免行钱”，其实就是一种商业税，它规定京城各行业按利润厚薄交纳，税款付讫后即免除各行户对官府的无偿供应。不用说，这种手段因为能在保护商业的同时更能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同样为反对者所痛恨；另外，货币税收总是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对立情绪，加上收钱标准和具体实行也很难做到公平无误，因此再一次引起争议并不奇怪。不过，免行钱一事引起严重的冲突倒不在于上述几方面，这一次惹起麻烦的根子在于它的打击对象同时涉及到了政府机关、宫禁及皇族中的有关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负责采办公家及宫廷用度的大小官员和宦官，以及参与某些垄断经营的部分皇族。正是这个缘故，此法在实行一年后，反对的呼声几乎来自各个阶层，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此法颇“不便”，甚至有消息说，两宫皇太后亦为此泣下。巧的是，自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七月至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京城一带地区滴雨未降，引起了严重的旱灾，朝野纷纷传言：此乃朝廷收免行钱之故。有一位地方官郑侠甚至密上了一张《流民图》道：若将一切掊克不道之政尽数罢去，十日之内再不下雨，即请斩臣首以谢欺君之罪。这下不由得神宗不慌了，四月初六，天子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下令暂停青苗、雇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岂料，诏下后果真雨下。天命虽不可畏但天意却高远难测，安石第一次感到了无可奈何。
尽管吕惠卿在天子面前痛哭流涕，暂时使神宗收回了成命，只罢除了方田均税一法，但在如此天灾人祸面前，改革面临挫折已是在所难免。十九日，安石已无法再安其位，遂上表辞相，请求外任使职。神宗当然不甘就此罢休，天子更不愿相信他的一腔热诚竟会败坏天下，于是再三挽留安石，希望安石至少能以天子师傅的名义留在朝中，但这对安石来说已毫无意义，去意甚坚。在赴知江宁府之前，他向神宗推荐了韩绛代替自己，并特别擢升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辅助天子继续未了之功。安石去后，变法的步子虽没有从此停止，但事情起了一些变化。
变法派成为了时事的中心。
在变法派的几巨头中，除了王安石，主要就是韩绛、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章惇五人。韩绛的地位最高，但才干有限，处事无方，他在前几年曾自请出使陕西、河东，也一无建树。曾布是安石好友曾巩的胞弟，时以翰林学士兼三司使，从地位上讲是仅次于韩绛的第二号人物，几年来与吕惠卿共同参与了绝大部分变法的筹划。曾布此人对变法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可也许是在与吕惠卿起草变法章程时意见不同而产生矛盾的缘故，他与吕惠卿关系一直不好，进而对时任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也有些不满。由于一时冲动，当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三月，神宗在一系列压力下密令曾布调查免行钱过程中的问题时，曾布竟不顾全大局，参劾吕嘉问违背市易原则并有不法行为，同时还间接地批评了一下免行钱措施。因为曾布所报与事实多有出入，而吕嘉问也有办事不明的现象，在曾、吕当廷对质后，神宗各打五十大板，两人皆被罢黜。曾布的这一做法显然在客观上帮了反对派的忙，自然使安石、惠卿极为生气，这是改革派内部发生的第一次裂痕。
吕惠卿无疑是变法派内部最关键的人物，也是除安石之外对变法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从熙宁二年到七年，他先后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司农司、国子监、军器监任职，兼任过知谏院、知制诰及翰林学士，直到入居参知政事成为副相。尤其重要的是，绝大部分新法的创制发明都出自他的倡议，包括许多具体内容的拟定；在理论战线，他与安石的长子王雱共同修撰由安石审定的《三经新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有这些都不仅为安石所肯定，亦为神宗所赏爱。因此，吕惠卿在安石之后成了反对派另一个主要攻击目标，为安石分担了巨大的压力。
惠卿极其聪明，更兼学识渊博，既不乏理论水平，又具有实际操作能力，是个典型的能人。这种人最大的可贵之处在于沉溺理想之中，具有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事业心，最大的缺点是不可避免地在人际关系上有欠周到。在具体工作中惠卿不仅难免与安石发生物抵牾，和其他人如后期参与变法工作的沈括、李承之等也多有嫌隙之处。在安石的主持下这种问题尚不至于突出，可安石一旦离去，隐患就开始暴露。曾布事件发生后未过多久，韩绛也对吕惠卿产生了不满。
尽管朝野闲话称韩、吕两人一为“传法沙门”、一为“护法善神”，但实际上韩绛并没有做多少工作，而是吕惠卿一力主持着变法的深入和对抗着各方面的攻讦。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六月，郑侠自攻击安石得逞后，又上了一道《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放言“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矛头直指惠卿。惠卿展开反击，禀告皇上并使神宗予以重责，借天子之手压住了郑侠的嚣张气焰。紧接着在七月，惠卿创订“手实法”，加强了民户财产的清查，以保证免役钱的平均交纳。最后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又成功地将郑侠清除出朝，同时还使冯京被罢。惠卿一旦得以施展手脚，他的热情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因此也免不了过于冲动，有些做法包括“手实法”甚至使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亦来信表示不同意见，这些都为他以后遭致无端的诽谤埋下了种子。在惠卿的风头面前，韩绛终于不能忍受，遂密请神宗重召安石。这个想法正与天子不谋而合，于是在安石罢相十个月后的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十一日，皇上又召安石复相。不用说，惠卿对此十分失望。
虽然他从心底来说不反对安石重执朝柄，但这件事情使惠卿受到了伤害是无疑的，因为这明摆着就是对他的不信任。跃跃欲试的雄心被兜头浇上一盆凉水，这种心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法排遣，惠卿当然也不能免俗。更何况安石受诏后竟一无辞谢立即就道，七天后就赶到了京城，更使惠卿十分伤感，开始萌生去意。改革派这次发生的裂痕十分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变法今后的去向。
事实证明王安石选择重新回朝并不是个高明的决定。复相后不久，韩绛首先和他发生分歧，闹了点意气后竟挂冠而去；接着是吕惠卿又不满于安石对他的怀疑态度，心下十分伤感，也上章求外。天子自然无法体会此中的微妙，他问惠卿：何故无事而数求去？是否因与安石在商议用人方面有所不合？
惠卿的一番话实际上已经很明显了：“用人之议与臣去留无关。前此安石为陛下建立庶政，不料千里复来后竟一切托疾不问，与昔日大异，不知欲将大业付与何人？！”安石身体两三年来一直不好，但复相后托病不问事，在惠卿看来似乎是意有所指，所以他才说出此话。
神宗道：“安石何至于此！”
说到这里，惠卿的情绪已经控制不住：“安石不安其位，是因为臣在。不如逐臣外去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显然，惠卿同样也太过于意气用事了。
这一年的八月，御史蔡承禧奏劾吕惠卿与章、李定等人结成死党。接着，御史中丞邓绾又揭发出他与兄弟吕升卿强借华亭富民五百万钱，与知县张若济合伙买田之事。如此一来，惠卿自己要走都走不成了，十月，被罢，出知陈州。邓绾也曾不遗余力地参与了改革，但安石罢相后一度倒向惠卿，此番举报虽出于对安石的献媚，但肯定也得到安石的默许。就事论事地说，虽然惠卿的弟弟升卿在这件事上当负主要责任，但惠卿也不是一点过错也没有。在反对派来说，惠卿永远都是打倒王安石、分化改革阵营的突破口，因此他们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着机会，并不断地散布谣言，可一直没有得逞。令人悲哀的是，最后将惠卿撼落的却是改革派自己。内部的分裂比任何外来的力量都强大，这个事件就是再好不过的例证。
韩绛、吕惠卿固然要为最后的分裂承担主要责任，但安石也难逃其咎。安石执政数年来，由于敌对浪潮的浩大，不得已以一人与万人战，在长期的紧张与气愤下，固执的性格便显得越发突出。他不能容忍任何对变法的反对固然反映出他的鲜明斗志，但他不能容忍同一阵营的不同意见则是一种偏执行为，这对他所从事的事业显然是得失参半。一贯支持父亲的王雱，就在这个时候对他说了一句用心良苦的话：
“公不忍人，人将如何忍公？！”
安石当时默然，显然他知道自己的这个缺点。但天下人皆不同己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无法对此释然。韩绛与吕惠卿的辞去又加深了这种感觉，安石矛盾的心态由此加重并不奇怪。在回到相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安石除了在道义上不断地为他的变法理论进行辨白之外，确实没有做进一步的实事，惠卿的指责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最后的契机是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六月，爱子王雱不幸英年早逝，给了安石以巨大的打击，他的无畏精神和一腔热忱终于从高峰坠落，遂不断上表请求告老还乡。此时安石五十五岁，人到晚年百事哀，贤者如安石，也没能避免这个人性共同的弱点。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安石第二次罢相出京回到江宁府，次年六月，又辞去“判江宁府”的官衔，正式退休。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7节 历史也有着它独特的惯性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安石在江宁府金陵城东门外蒋山之麓，筑屋凿塘，号为半山园，在此度过了最后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安石虽未忘怀于庙堂，但更多地是在思考和反省，在寄情山水中排遣自己的忧伤。除了跨驴出游之外，安石总到附近的定林寺里去读书著述，他的《字说》就是此时写成的。
曾激烈反对新政的苏轼后来有一次路过金陵，安石没有忘记这位意见相左的后辈，野服乘驴谒于舟次。苏轼不冠迎揖，道：
“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安石笑道：“礼岂为吾辈而设！”依旧豁达豪放，一无鄙俗之气。
苏轼谈起早年因反对新法而被罢黜的旧事：“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安石无语，往事又何堪回首。彼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此际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是招苏轼共游蒋山。数日间，或论文字，或味禅悦，尽得相晤之欢。苏轼感慨而对人说：
“不知再有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
实在而论，放眼寰宇纵目古今，也不会有第二人了。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安石大病一场，病愈后更不免意气消沉，他呈报神宗，将半山园改作寺院，并由天子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