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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自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幼有高识，非礼不动；十四岁时又与兄长程颢一起问学于经学大师周敦颐，饱受礼教的熏陶。程颐一直没有做官，长期的野贤形象更使他执着于对现实的抵触和对古典的怀念，在他看来，任何违背于圣训的事情都是一种邪恶，一个正直之士的惟一目标就是向圣人看齐，绝不容许有半点的杂念。因此，程颐其实是个绝对的宗教家，为人严肃而苛刻，在他身上已没有丝毫的人情，有的只是对终极目标的坚定信仰。他平生不喝茶、不观画，亦极少做诗，甚至自己生日也致斋恭肃，不事宴饮。自从主掌天子讲筵后，程颐自感责任重大，夙夜殚精竭虑，惟欲主上德如尧舜，因而既有点性急，更有好多做法不近情理。十几岁的幼君下课后折了一条柳枝，程颐也要板起脸孔告诫道：春天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对此，有一些人认为他不愧为天子导师，但更多的人不以为然。连推荐他的司马光也曾感慨而言道：
“人主之所以不欲亲近儒生，就是这种人坏的事！”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8节 无风不起浪
无风不起浪，苏轼极其讨厌程颐更是大有原因。苏轼此人一直就非同凡响，他出生于相对和熙而富足的四川，接受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既不乏黄老清静之学，也沾染了纵横机辩之气，同时又喜好佛教、精通禅理，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因此倾向多变而态度不定。苏轼又有极高的文学之才，诗词书画无一不能，情感丰富旷达任性之外，也有些狂傲不拘之气，人生和仕途的蹇困侘傺也并未改变他的这种禀性。苏轼是与程颐截然不同的人，自然无法忍受程颐的迂儒作风，他本就性不忍事，喜好谐谑，连平生最敬重的司马光也敢骂，又何况程颐！苏轼早就指责过程颐言行迂阔，好古不当，有时甚至处处与他对着干。不过，这一次做得太直露了，程颐即使不以为意，也有人会为他抱不平。程氏兄弟虽然无权无势，但他们一直在开馆授徒，传播学说，拥有众多的学生，这同样是一个不容低估的力量。
十二月，程颐的门人左司谏朱光庭、右司谏贾易这两位谏官，因为其恩师无端受辱而心不能平，开始围攻苏轼。当然，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能构成弹劾的理由，他们必须要从严重的政治问题上着手。朱、贾两人着重指出的是苏轼在主持学士院馆职考试时出的一道考题有问题，有讽议朝政之嫌；苏轼对天子之师程颐的不恭作为一个附带的证据也被提了出来。弹劾甚至还指出，苏轼对死去的司马光也有极不负责的言论。苏轼当即上章自辩，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指责，而他的同乡兼挚友殿中侍御史吕陶上疏，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朱、贾之举明显属于公报私仇，同时对朋党之弊重新抬头表示了忧虑。
吕陶的担心不无道理，但他的参与却很不明智。朱、贾是程颐的学生，而吕陶本人是苏轼的同乡，事情的本身就给人以“朋党”之嫌。虽然侍御史王觌特别是元老派人物宰相吕公著、枢密使范纯仁居中作了一些调停，暂时压制住了事态的发展，但苗头一旦出现，就说明事情起于内部，外在的力量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到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的八九月份，程、苏两派的往复诋讦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人们以地域为名，称程颐一系为“洛党”、苏轼一系为“蜀党”。“朋党”一词毫无避讳地出现在朝野上下的议论当中，固然带有一定的批判意味，但多少表明本朝的政局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是什么样的一个基本态势了。
“洛党”、“蜀党”之争的激化促使朝廷的派系进一步明显。王安石一系的新政人士蔡確、章惇等还在继续反抗，与之相对的则有司马光一系，以执政官之一尚书右丞刘挚为首，刘挚这个人很值一提。
此公字莘老，永静军东光人，早享大名，王安石初秉政时，搜择人才不遗余力，擢其为中书检正。但仅过月余，刘挚即与安石议论不合。神宗召对，问道：
“卿是否从学于安石？安石多次称赞卿器识俱佳。”
可刘挚却不买账：“臣东北人，少孤，独不识安石。”
刘挚一贯强项，他曾与曾布在司农寺对辩，并要求天子将两人所上奏疏宣示百官，让大家考定是非。刘挚的大胆使其声誉鹊起，逐渐成为司马光一派的栋梁人物。他是河北人，此派遂被其他几方称为“朔党”。朔党人士本就以正统派的面目出现，大多担任政府要职，更是一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天子冲幼、后宫听政的政治局面下，就是吕公著等元老独立其外而有心调和，也不能有效地阻止这场派系斗争。
从表面形式上讲，学统是地域之外形成朋党的另一个要素，程颐一派就属于这样一种性质。学术讲究师承家法，这是源于见解的不同和生存的需要，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使学术走向政治而去争一个正统地位，这就与学术的意义背道而驰了。当年王安石定《三经新义》，以一家之学入居官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倒退。程颐的弊病同样在此，单单因为恪守古礼而不近人情，并不至于能引起政治上的反对，可如果坚守正统而排抑他人，就难免怨诟交集。在这场斗争中，程颐是第一个罢职的人，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他被冠以“污下检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的罪名调到国子监。贾易虽然也同时罢知怀州，但不久又重新回朝，取代其师而成为洛党的主将。
苏轼的无奈在于遭受到几方面的夹击。洛党之外，新政人士对他自然恨之入骨；司马光一系的实权派中，也有很多人因为他对元祐政治的态度而有所不满。苏轼性格是独立不拘，在他看来，早年是人多附王安石，现在是人多师司马光，所随不同，为随则一。他既然不愿“随”，也只有离开是非之地。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求外任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后，出外的苏轼曾以退为进展开反击，在朝出任要职的胞弟苏辙也曾一力援引，但仍然未能敌过洛党和朔党的攻势，两度被召回朝廷，又两度被逐。只有程颐还不失聪明，自罢讲筵后一再求归故里，最后以父丧去职后坚辞不入，专心于学问，暂时脱离了风波险恶的政坛。
值得一提的是，谏诤之职放弃纠察王过的本分而与御史合流，终于使台谏成为朝廷争讧的绝对主角。“洛党”一方有左右司谏朱光庭、贾易，“蜀党”一方有侍御史吕陶，而朔党则有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监察御史张舜民，此辈仗着“言者无罪”的原则而气焰高涨，相互诋毁攻击极尽能事。
御史本乃掌纠百官过失，如此倒也罢了，但谏官劾奏百官有恃无恐，说到底是本朝天子的一种策略所致。本朝内重过于前代，若不养言者锐气以折权臣，如何救指鹿为马之患？圣人设过防之计，固乃不得已而为之。太宗将原来的谏官名称左右“补阙”、“拾遗”改为左右“司谏”、“正言”，就已经寓有扩大职能鼓励直言的意思；真宗时别置谏官、御史各六员，增其月俸使其专亲职事，开始使谏官名副其实。仁宗时陈执中为谏官，屡请专门设置谏院的办公机关，这一请求在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得以实现，朝廷下令以原门下省邸宅充谏院，而将门下省搬至右掖门西，这又可以看作是谏垣走向强劲的一个征兆。而真宗、仁宗皇帝都曾下诏允许谏职论奏百官营私舞弊，不断申明台谏具有“防臣僚之不法”的本分，终于使习惯演化成为制度。照旧理，谏垣之职负责纠绳天子，人员应有宰相任命，可天子既然有意改变，便相应地予以更新而设立回避法，仁宗以来，历代都有严敕辅臣不得荐用谏官的事情，遂使谏垣一变而成为宰执的对立面。
御史一向有风闻论事的权力，即弹劾时可以略告事人姓名，称“风闻访知”，纵所言不当，或在疑似之间，亦不受词讼之例。渐渐地，谏官也有了这一特权，台谏混一，共同成为人主的耳目，其作用便相当可观。当年石介为阻止夏竦的入相，一夜奔走游说于台谏官之家，以至所乘之马为之疲毙，可见台谏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
谏职权限的扩大本不是坏事，但允许这种强大的势力成为执政官的专门掣肘而破坏了君相权力的平衡，其害处就十分明显。仁宗嘉祐时的一位宰相刘沆就对台谏滥用权力甚为不满，他对皇帝抱怨说：
“自庆历以来，台谏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
刘沆是个明白人，他指出的弊端很有道理。但像他这样的宰相却不是很多，此后的大多数宰执大臣一味从“广开言路”的原则上考虑，有意无意地纵容了“议论多于事功”的陋习愈演愈烈。
朱光庭、贾易弹劾苏轼之后，吕陶反对，而王岩叟等则赞成，皇太后以两派结党，本有同逐的意思，但吕公著却以为不可。在这位宰相看来，言者无过，朝廷绝不能以言官的得失而降罪。这种规限人主的考虑固是不错，也符合设立谏垣的本意，但台谏沆瀣一气而另立山头，无论如何是不能轻视的。吕公著以为自己有妙方压制朋党之争，其实却无形中助长了这种风气。
大约在程、苏起隙的同时，张舜民因为上疏言事不符，被诏罢御史之职，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强烈的反对，吕陶没有参加营救行动，竟又遭致贾易和另一位御史的弹劾。双方互责朋党乱成一团，在听政的太皇太后看来当然是不成体统，于是一气之下将几位闹得最凶的人罢卸言职，其中既有贾易、吕陶，也有王岩叟、傅尧俞，甚至还有右谏议大夫梁焘，这是刘挚一派的一位核心人物。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初二那天，贾易在朝会上攻击苏轼、吕陶结党时，竟把一代元勋文彦博也扯了进去，把这位老臣说成了苏、吕的后台，这下激怒了一向倚重元老的太皇太后，当下要严惩贾易，又是吕公著和了一道稀泥。公著道：
“贾易所言颇切直，只是诋毁大臣太甚，止去谏职即可。”
诋毁大臣近乎诬蔑，在公著看来还不失切直，这种逻辑很使人纳闷。公著下廷后解释道：
“重要的是不能使人主轻视言者。”
话是不错，但用错了地方。目前言官们的目标并非是迷惑的天子而是意见分歧的同僚，似乎谈不上人主轻视与否。
接下去的几年，朝中依旧是乱哄哄的局面。不过，各种派系也有相对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否定和对新政人士的排挤打击。听政的太皇太后凭借着天子祖母的身份临朝，一贯刚愎自用，其专横霸道的作风影响了整个元祐政局。一味更化而否定前朝的结果当然不在具体政治措施的改变上，重要的是带来了士风的进一步颓败。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