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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之日，徽宗赐坐延和殿，曰：
“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至今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以何教之？”
蔡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他立即避席顿首而言：“臣愿尽死效忠！”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蔡京进位左仆射成为首相。从此，蔡京先后四次拜相，成为徽宗在位二十四年的象征。蔡京的成功在于彻底掌握了天子这一神圣的武器，因而屡罢屡起，始终不倒。无智不足以御人，更何况天子？蔡京的天资绝高；他懂得任何一种可以为自己谋利益的手段。在蔡京来说，只要做到两点也就足够，一是铲除异己，一是邀宠固位。他在入相两个月后就奏请徽宗立“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文彦博等原宰执、待制以上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属于前者，而借熙丰新法为名加重税收，为天子享乐不惜竭泽而渔则属于后者。奸臣一旦能表现出其“奸”，那就是客观的必然恶果，无论元祐还是绍圣之党，抑或是夹缝中求生存的曾布之流，都无法改变这个既成的事实。
假如没有几十年的党派混斗，帝国的政治决不会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这实在是令人英雄气短。人们常说，灭唐祚者非黄巢朱温，亦非藩镇宦竖，实乃牛李朋党之弊。看来，这个悲剧不幸又在本朝重演。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1节 回首妖氛未扫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朱敦儒（公元1081—1159年）
逻辑上的简单推理很能迷惑一些平庸之辈，若干年后，当帝国的第十位天子在“行在”临安城里反思往昔的时候，犹还把王安石变法当作是灾难的源头。朝野舆论也顺理成章地认为，不仅仅几十年来的党同伐异可以归结到王安石的头上，而蔡京的擅权祸国更是新法带来的必然恶果：没有熙宁，何来元祐、绍圣？没有新法的惶惶求利，又何来蔡京的横征暴敛？没有熙宁时的开边寻衅，就更不会有宣和时的起兵勤远、稔祸速乱。这种想法并不奇怪，追究历史有时就是寻找借口，并以此来服务于当今的时势。我们的徽宗和继任者钦宗此际已经落入夷狄之手，正在敌人的魔掌中茹毛饮血，作为继嗣者的新君，总不能把过错推到父兄的身上去，给帝国的伤口再添痛苦。徽宗的悲剧结局使他暂时逃脱了谴责，但一时的幸运却代替不了永远，历史虽然总是以慈悲为怀，但绝非是善恶不分。
我们的官家风流俊逸，洒脱不群，他不像是一位天子，而更像是一位艺术家。他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对艺术的关注上，在构筑典雅巧幽的幻想境界中追求他的人生极致。因此徽宗也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古往今来上下左右都是一己之化身，我就是宇宙，我的享受也就是天地万物的享受。
这或许是由于少年时代的某种因缘机遇所致。早在藩邸时，徽宗就不像其他骄奢的皇子们注重于单纯的感官刺激，他喜欢读书学画，欣赏古器山石，从中感觉到作为一个文人的快乐。即位以后，对艺术的独特感觉更使他的才能发挥得酣畅淋漓，其书法笔势飘逸，意度天成，自号“瘦金体”，犹如冲霄鹤影，掠水燕翎，高迈不凡而又轻盈无迹。徽宗的诗词绘画更具典丽的意境和巧妙的构思，刻划入微而意味隽永。本朝尚文，天子的才艺自然很使一些人惊讶而景仰，不过从原则上讲，天子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自是与传统精神背道而驰的。章惇说他“轻佻”，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着眼。
但徽宗却绝非只是轻佻而已，诡异的冲动和独往独来的性格使之每每异想天开。我们的天子找到了最能够刺激他幻想的东西，这就是能通鬼神、能致长生的道教。道教虽自称源于先秦的道家，其实本起于民间，两汉六朝以后渐趋隆盛，丹鼎符箓炼身养性之术，蔚为大观，前唐奉为国教，本朝以来也甚受扶助。礼崇宗教总有政治上的原因，真宗天子大兴“天书”、“祥瑞”之举，无非是想借其神灵之力以达到镇服四海、夸示夷狄的效果。徽宗尊尚道教，当然也有这样的考虑。可他能把道教推奉到第一崇高的地位，却与个人放浪形骸的艺术气质密不可分。徽宗确实从内心里喜欢那些变幻莫测的机巧和呼风唤雨、预言祸福的神秘莫测之术，所以他不仅自诩为真人，更自命为教主，他相信“道君皇帝”也许才是他真正的归宿。于是崇宫观、设道职、搜求经典、任信方士，超越了政治而进入了纯粹的宗教范畴。十几年来，当无可胜数的通妙先生、金门羽客在庙堂之上放言诡诞时，道君皇帝往往感怀沉迷，付之于会心的惊叹。
所有的这些归根结蒂都是从一己之心出发的结果。壮年以后的徽宗也好女色，但他的方式却十分极端，每隔三五日御一处女。这或许出自道术上采阴补身的需要，或许是来自于某种猎奇的欲望，但不管怎么说，他在身下柔弱胴体的震颤中获得的肯定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由此激发出一种发泄的愉快。在古代中国，这种行为一向不为人们所诟病，相反到成为精力旺盛、风雅不拘的象征，但徽宗却不满足，作为一朝天子，竟然喜好微服出行于花衢柳巷，在与妓女的耳鬓厮磨中把自己幻想成潇洒的文士。天子的快乐与庶人的快乐兼而有之，这才是人生之美的极高之致，看来徽宗是真正懂得及时行乐的人。因此我们的这位天子十分奇怪焚臂炼骨、舍身求法的佛家教义，由衷地替迷惑于此道的黎民感到悲哀，所以他既兴道，便要排佛。一位狂妄的佛僧胆敢咒骂天子破坏其教，徽宗便把他碎尸万段。
玩物丧志往往在不经意之间。
帝国的主宰者既享有无上的权利，也担负着崇高的责任，否则便不可能永远贵为天子。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绝不能因此而弊国凋民。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对器玩花石的嗜好竟会带来这样一个恶果，在他看来，这不仅和王道大业毫无关联，甚至还不失为风雅之趣。然而上有所好，蔡京之流夤缘而进，事情就不会因其平凡细小而不成为祸端。政和初年，皇上不过是对蔡京之子蔡攸开了一个玩笑，就被蔡京紧紧抓住，加紧了从东南一带向徽宗进奉奇花异石的步骤，并由此大开进奉之风。举凡太湖诸石、两浙花竹、湖湘木竹、江南诸果、福建荔子龙眼、两广四川奇花等，越海渡江健步捷走而来，虽万里之遥，三四日即达，异味珍苞，色香不变。所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疤，正是此谓。
这就是著名的“花石纲”之役。纲者，船队也，政和年间运送花石的船队，每一纲都有数十舟之众。其中，尤以苏州的朱勔最甚。朱勔是苏杭供奉局的首脑，这一专门从事采集贡品的机构设立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由蔡京父子遥控指挥。朱勔发挥了他长袖善舞的聪明才智，近二十年间，花石船队舳舻相衔于淮、汴，将灵石异草、古玩器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东京。天子品评赏鉴，欣会所遇，朱勔中饱私囊，大发横财，换来的是整个东南为之疲敝，天下为之骚然。
熙宁以降的理财措施带来了一定的实效，尽管付于辽人的岁币数额不小，但通过边境榷场，帝国从贸易上也获得了很大的收入。兵戈不兴、四境稍宁的太平掩盖了冗官冗兵的积久之弊，这是淫逸产生的客观背景；蔡京把熙宁、元祐之争演变成压制异己和擅权独裁，这是灾难发生的政治因素。缺乏忧怀天下之心的徽宗皇帝，从根子上促成了帝国最后的崩溃。
帝国仁厚德懋的风气下竟能产生蔡京这样的人，说起来颇令人悲哀。熙丰以来的党争可谓烈矣，可蔡京打击报复元祐、元符之党，其手段之酷、株连之众，要超过司马光、章惇不知凡几，甚至不惜亲自将打入另册者书碑立石，颁之全国，竟要让他们永世不翻身。蔡京裁定的元祐党人在崇宁初年（公元1102年）已达九十八人，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他再将己所恶者添入党籍，使人数扩大至三百零九人，连章惇、曾布、张商英等绍述主将，竟也因与其不合，被列入奸党之籍。其胞弟蔡卞由于反对任用宦官，也遭到他的诋讦，无奈求去。如果说帝国几十年来的党派争斗多少还是源于政治分歧的话，那么蔡京则完全出于个人利害之计。因此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地地道道的私家集团，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摅、余深等都因奔走其门而得入执政行列，根本谈不上志同道合。薛昂、林摅、余深以至于举家为蔡京避私讳，薛昂有一次不小心误及之，马上就自批其口，奴颜婢膝，莫此为甚。张康国虽然最终与蔡京分手，但也无力敌之，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暴疾而亡，死的时候仰天吐舌，显然是中毒的迹象。
蔡京以侈靡之道迎合人主，已臻极致。他常常标榜王安石的一句名言“人言不足衅”，把它作为鼓励天子享受太平之养的最佳理由。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蔡京进言倡修大内时，对皇上保证说以目前所积超过五千万的财政实力，供天子广乐备礼，根本就不在话下。政和年间，蔡京从《周易》中找出了理由，这就是“丰亨豫大”，意思是：财多德大，此正帝国之象；德大则无所不容，财多则无所不济，天子又何必以侈华为意？！宰相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徽宗就没有道理不相信天下是真的太平了，于是制作营筑，大肆挥霍，也便是自然而然之事。结果是累朝所积，扫地而尽。
即使撇开原则上的是非不论，蔡京的某些做法也极为荒唐。徽宗即位之初，竟异想天开地要改革币制，蔡京此际正力托绍述之名变更成法，便极力怂恿襄佐。本朝的币制确有不得法的地方，但货币问题至关重大，若无万全之法，不能轻易更张。天子与蔡京等人想当然的轻躁之举结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弊端，不仅没使币制改善，相反更为混乱。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请求重行方田法，徽宗在几年之间先后数次下诏推行，但正如熙宁时期一样，均田的关键是核定土地等级、区分地区差异，需要以秉公无私的原则和严格细密的方法对主事官吏及具体细则进行监督和制定，以蔡京的水平，去吕惠卿、曾布又何止万里，哪里能做得到！从崇宁三年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近二十年间方田法虽然屡辍屡行，但一无成效。不过，任何露骨的、变相的、隐含的、直接的敛括却不需要什么技巧，蔡京做这些事情倒是得心应手，熙宁新政的诸多理财措施，被他改头换面以后，全成了地道的掊克求利手段，这恐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