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了。
“歧沟”是歧沟关的省称，位于辽境“南京道”之易州与涿州之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再一次大举北伐，东路军从雄州挥戈直指辽国南京，歧沟是其必经之地。这次北伐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原因是大宋的第二代天子心有未甘，轻信了辽国正起内讧而势有所减的不准确情报，兴三路大兵伐辽。除东路以外，西路军由潘美及北汉降将杨继业率领，目标是辽之西京大同；中路是田重进为统帅，兵出飞狐，穿插包抄，策应东西两路。这一次的失误在于矫枉过正，三路大军又相距太远，根本不能相互呼应。被辽军诱敌深入后，东路的曹彬部便先遭重创。
当时，曹彬已连克新城、固安，四月进围涿州，进兵神速。因辽军坚守，未能及时攻克，加之供给又被敌军切断，无奈之下，退还雄州。太宗接报，非常震惊。
皇上立即飞传诏令，命曹彬暂缓进军，沿白沟河慢慢向米信部靠拢，待西路潘美克复敌后数州，与中路田重进东移，再合力夹进。太宗的这个策略还是非常正确的，岂料西、中两路已率先奏捷的事实，给了曹彬所部上下以很大的压力，众将都认为本军拥有重兵而不能有所攻取，且已退兵一次而丧失战机，纷纷要求立即进兵再攻涿州。
曹彬是本朝杰出的开国将领之一，素来以诚实稳重、中立不倚著称，很得太祖赏识，在平西蜀、灭南唐中立有大功。此番以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军统帅的身份领掌东路军北伐，接受的任务本来是佯攻。太宗也曾反复叮咛：“持重缓行，不得贪利。”然而曹彬在诸将喧闹之下，竟也没能坚持原则，以疲惫之师行不得已之役，发军再攻涿州，犯了兵家大忌。结果被辽军以轻制重，在歧沟将曹彬师老疲乏之众一战击溃。兵败如山倒，曹彬主力一败，整个东路军便全被冲垮，十万大军狼狈逃窜，从雄州一直退到高阳。此战宋军死者数万，人畜相蹂践而死者则更不可胜数，可怜曹彬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六月初八，败军之将曹彬等人被召回京师，诏鞫于尚书省。当曹彬素服长跪在殿前时，连太宗都忍不住长叹不已。
歧沟之战的失利，使得西、中两路的进攻丧失了意义。五月初九，太宗便命两军回师，潘美退还代州，田重进退守定州，由攻转守。但得胜的辽军却不愿善罢甘休，从六月开始，在诸路兵马都统耶律色珍的率领下，辽军十万人马南侵，一路连克云、朔、寰、应数州，将战场推至宋境。七月初九，杨继业临危受命于西路统帅潘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领孤军出击。行前与潘美及监军蔚州刺史王侁商定，先伏兵于陈家谷口，俟出战不力转至此地时，出兵相救。可王侁在继业出击后，等了三个时辰不见继业回报，使人登高瞭望，见色珍军佯败却以为是辽兵退走，王侁欲争功，便引军离开了谷口。潘美发觉，已不能制，干脆也逃之夭夭。黄昏时分，继业果然退到了谷口。以重伤之躯领数十残兵，望见无人，可以想见，那是一种何其悲哀、绝望的心情。回马再战，结果全军覆没。
杨继业原是北汉大将，被擒后太宗不仅不杀，尤委以信任，使杨继业深为感动，此番负伤被执后，表现出坚贞不屈的高尚风范，绝食三日而死，成为北伐中精忠报国的英雄代表，然而却也是死不得其所。此次战役的失败明显是因为潘美和王侁的渎职，按军法当治以重罪。但太宗却只不过将潘美降职三级，王侁除名发配而已，姑息了这种罪行。军律松弛是自五代石敬瑭以来养成的一个恶习，有时甚至严重到丧师蹙地者一概不问的程度。后来的周世宗虽有所整肃，可到了太祖，复又一味宽容，转战经年平定四合，始终未尝戮一大将。此后，太祖的子孙们遂相袭以为自然，他们似乎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无法取胜的，这与天子的仁德是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此次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样以三路大军相继被挫后彻底失败了。这次失败的意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挫折，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本朝北伐的意向从此泯灭，自上而下都完全丧失了与辽军战斗的勇气和信心。务实派如宰相赵普等更是以此为由反对丧师耗财而无一成果的徒劳之举，太宗也终于把一腔热血变成了安于现状的心安理得。这个结果对于太宗和立国未久的帝国来说也许是合适的，但对于王霸大业与国家前途来说，它却是一个无穷的隐患。
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四月初七，太宗犹想发兵攻辽，殿前众臣无一赞成。最后殿中侍御史赵孚奏上一表，中心内容是八个字：内修战备，外许欢盟。这下天子龙颜大悦，嘉纳此议，从此奠定了本朝的对辽政策。不过，太宗的所谓“内修战备”在后来的实践中却只是表现为一个“守”字而已。
与辽事实上的分界在太宗后期大致定在今天的山西、河北的北沿，也就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三路大军的出发地代州至雄州一线，在本朝初期的行政区划上属于河北东、西路及河东路的范围，但实际上的防线却很含糊。宋军退守以后，辽师就曾经乘胜深入到深、德、邢等州，这些可都算是本朝北面的腹地了，离帝国中央政府的最后一道屏障——黄河——已经非常的接近。这一带基本是一片广袤的平原，仍旧不好守。为此，有一位叫何承矩的边将提了一条建议。
何承矩在太宗端拱年初出任河北沧州节度副使，颇有善政。此人幼年随其父何继筠转战黄河以北，对该地的山川形势非常熟悉。他的建议是：在顺安寨西挖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形成一条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至七十里的河渠塘泊带，就此筑堤贮水以作屯田，可以遏制敌人骑兵的奔轶之势；同时，岁闲时期又可播为稻田，所谓“收地利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春夏课农，秋冬习武”，可以一举两得。他的这条计策最后被太宗采纳，结果在淘河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余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条二十六寨、一百二十五军铺、百余艘战船、三千余士兵的防线。这道防御屏障当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到了真宗时期也还未敢轻废，但是它的致命之处却也显而易见。
太宗之所以采纳何承矩的建议，是因为自北伐失败后，从天子到大臣，在原则上已经完全放弃了进攻。河北东路这条防线的设立，基本上就把帝国在北方的军事活动范围定死了，只可坚守，而不能出战，更遑论北进。自此，整体防御的格局也开始形成，尽管这条沟塘湖泊弯曲陂泽之地姑且也算得上险固，但这正如同在家门口筑了道墙一样，假如持险固守而险不足恃，则必至于亡。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4节 契丹源出鲜卑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国家。契丹源出鲜卑，是鲜卑宇文别部的一支。
鲜卑的宇文别部原居辽水上游，与其他二部慕容部、段部鼎足而三，南北朝时期宇文部不幸为慕容部所破，其残余分为契丹和奚。契丹屡受他族之侵，亦为北朝几代政权所轻视，不得已，从北魏太武帝时起，渐渐内附，岁致朝献。不过，由此也得以与中原交流日多，获得了宝贵的文明经验。唐朝建立后，契丹逐渐中兴，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背离突厥，归附唐朝，从此成为中华大家庭之一员。尽管在传统理念上来看，他们仍是异族，但客观上的存在胜于一切理论上的雄辩，在“四海一家”这个大背景下，他们也要不可避免地走进中国的历史中，虽然这个过程充满着血与火的洗礼和惨痛的创伤。
唐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契丹贵族中的遥辇家族取代了大贺家族，在后来的一百年中逐渐站稳脚跟，开始从逐寒暑、随水草，以车帐为家的游牧方式向农牧结合、居有定处的先进生产方式过渡，部落之间也不单单再是简单的军事联盟关系，国家的概念与形式也已开始形成。当十世纪初，世里家族的耶律阿保机登上契丹的统治地位时，表明契丹的勃兴正式开始。
阿保机属于那种不甘在蒙昧的环境中固步自封的人，他具有抬起头来放眼寰宇的天性，并能把握住周围一切变化的事物给他造成的感触，同时把这种印象转化成有益的启示。阿保机亲率部落多次南征，他在这些军事活动中不仅仅是获得了粮食、牲畜与奴隶，更重要的是开拓了自己的眼界，接触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成就。据说，阿保机能说汉话，通晓汉文，甚至工于书法，从他的作为来看，这些记载并非是夸大之辞。后晋之时，阿保机曾入关取平营二州，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一如汉人制度。这座城池名曰“汉城”，在独石口北三十七里处，地可植五谷，有盐铁之利，汉人安之，竟不思归，可见他的气度与韬略非同一般。
先进力量总是能战胜愚昧，阿保机以他的果断与强有力的手腕再一次证明了这条真理。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阿保机以一次骗局诱杀了另外七个部落的酋长，自称“天皇王”，建立了契丹帝国。此后，不断内事统一，外事开拓，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阻卜等部，连战皆捷，平定西北；又转而东灭渤海国，开辟了契丹历史的新纪元。公元926年，阿保机去世，其次子耶律继光继位，史称“辽太宗”。辽太宗进而征伐中原，并于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占据后晋首都大梁后改号“大辽”，把目标指向了广阔的中原。宋代周而入主中国，便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与辽长达百多年的故事。
本朝究竟有无足够的力量使戎狄臣服，这本就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而本朝两位先王于无形中定下的基调，更使这个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太祖、太宗的矛盾看起来似乎在于以德服人与以战屈人的两难选择上，而事实是早在本朝开启王运之初，种种迹象就已表明，中原的长久战乱使天下士庶之心逐渐把大唐以来以声威服人的雄伟魄力摒弃在一边了，他们要得是和平的生活而不是空图声名的穷兵黩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和”的基本策略并不是仁德天子们的一厢情愿，而是人之常情和时势所逼的产物，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歧沟之战后十八年，宋辽之间终于实现了外交上的和解，这个结果可以说是与太祖以来的基本国策一脉相连。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帝国并不具备以战屈人的实力，那么这种和解就是苟且、脆弱和暂时的，更不能保证“修文德以来远人”宏伟目标的实现。事实上，这次与辽国的和解虽然在客观上给帝国带来了宁静与繁荣，但也成了本朝彻底放弃对外用武的起点。
这是宋真宗，也就是本朝第三位皇帝时期的事。一切也都似乎肇自于辽国大军数月之中便打到了开封城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闰九月，辽军在辽主及太后的亲率下大举南进，定州首当其冲，告急文书一夕五次飞传至京。定州治所在真定府北百余里，一旦为敌所破，整个河北防线便要土崩瓦解，首都东京自然也将无所遮蔽地暴露在敌人的锋芒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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