叱龆嗌俦丁！ �
侂胄之所以在后来作出这个震惊中外的重大决定，主观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侂胄十分清楚，自己这个近幸出身的人很难以服众，更无法对付由于大兴党禁而带来的普遍反抗，假如不能建立殊绝的功勋，他也就无法永远掌握天子，因而也就不能抵御新皇后的排斥。就目前形势而言，建功立业的最好方式就是恢复故疆、尽雪仇耻，这一点触目可及。同样，这一件光辉大业所能产生的反响，也是无需判断的。帝国为这件事情已经争论了七八十年，从来也未曾在人们的心目中淡忘，侂胄有理由相信，只要抓住这个东西，登高一呼必然应者如云。有一个事实更是昭然若揭：凡是在恢复大业上有作为的人物，不仅能在当时提高威望，也都能在身后受到广泛的赞誉。毋庸置疑，侂胄想望这样一个结果的心情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强烈。
侂胄是个粗率的人。他对自己当政之后种种专权擅政、恃势骄居的作为从来都不加以掩饰，只是率意放纵、为所欲为。内宴之上，常常会看到他与妃嫔杂坐，言语肆意，无所忌惮；而与曹妃的姐妹们出入宫闱，秽声传于朝外，侂胄也不把它当一回事。侂胄既没有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也不像蔡京、秦桧那样富于心计，因此他从来也想不到自圆其说。只要是能够做到的事，侂胄从不考虑是非，当然也就不会去认真地考虑后果。眼下他最迫切的需要是巩固自己已经得到的地位，为达到目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
当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年初侂胄匆忙停止所谓的伪学党禁时，他就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十二月份杨氏立为皇后，促使他进一步确立了方针。为此，他开始作出姿态，不仅追复朱熹、赵汝愚，恢复受排斥人员的官职，同时将一大批长期不受重用的人擢升入朝，其中就有一贯主张用兵恢复的薛叔似、辛弃疾和陈谦，甚至包括年近八十的陆游。其中的陈谦还是赵汝愚的门客，因党禁而被罢斥，但因为力主抗战，也为侂胄起复。从这件事情上看，侂胄的用意已非常清楚。到了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侂胄开始进行具体的行动：七月，命殿前司制造战船，出封桩库府钱十万缗；八月，增派战略要地襄阳骑兵；十月，命两淮诸州教阅民兵弩手。种种战备措施已全面展开。
不过，最后促使韩侂胄付诸实施的还是客观因素。
这个时候金国的情形很不妙。
本来，金世宗统御的几十年里，金国的国势已经基本稳定，中原地带也逐渐融合在既成的现实环境中。世宗取法汉制，宽厚治政，在相对平和的态势下使久经战争的国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休养生息，制度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但与南渡帝国相似的是，金廷上下对怎样维护长治久安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安乐之下，淫逸易生，这个新生不过数百年的民族似乎还是缺乏生存的经验。世宗之后是后来被称为“金章宗”的完颜璟成为金国皇帝，即位后不久，内部的问题就开始渐渐暴露，特别是与中原汉人的矛盾又开始突出起来，成为金廷的一个绝大心病。但最主要的威胁却是来自于它的外部。
得中原者得天下是以不断进取为附加条件的，它是一条进攻之道而并非一个守成之策。金人的窘迫正在于此，它在入主中原之后既未能进而克服南方，相反又面临着北方异族的挑衅，结果两面受敌。对宋朝的休战是个明智之举，使它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北面特别是几个渐趋强盛的游牧之族鞑靼、蒙古两部落，因而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自金明昌五年（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起对北方开始大规模的征讨后，金人才终于感觉到用兵再也不像早年一样毫无顾虑了，因为内部的问题时时在掣肘着它的对外进攻。两年后，契丹人占据信州反叛，远近震动，使得金廷不得不分兵以击；又一年后山东汉人亦纷纷起义，再次给金廷制造了极大的麻烦。此后在边境及境内两方面，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金国政府已是焦头烂额。金人的不幸是因为进驻中原后，它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业已从一个掠夺者成为了反掠夺者。成为中国人是有极大代价的，必须学会付出、学会忍让、学会用精神力量来克服困难。显然，金人尚做不到这一点，历史给予它的时间太短暂了。
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3节 金国业已困弱不堪
暗怀心思的韩侂胄自然不像以前的帝国大臣那样对金敌的情况麻木不仁，在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左右，当不少人将有关情形汇报给侂胄时，立即就促成了他的决策。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正月，除授浙东安抚使的辛弃疾受命入朝，给天子上了一道奏疏，又给了侂胄决定性的影响。
辛弃疾此时已经六十三岁了，但几十年的光阴并没有让他的报国之心和誓清中原之志有丝毫的衰减。他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即使赋闲家居也没有忘怀国事，一直就注意了解敌国的动向。他与好几位朝廷派往金国的使节有着较密切的交往，从他们那里初步得知了眼下的形势。出任浙东方面的封疆大员后，弃疾又先后派遣了不少人前往北方的河北、山东一带探听虚实，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弃疾知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他对好友程珌说：
“谍者师之耳目，兵之胜负与国之安危皆系于此。”
弃疾给谍报人员布置了很详细的任务，既命其深入幽燕，也让他们到中山、济南等地详细调查，凡是有关山川形势、官寺位置、兵马数目、将帅姓名都在侦察范围之内。弃疾自己就在山东长大，又历经北方诸地，对反馈的情况有着独特的判断能力。他向程珌出示的一幅战略地图，正是根据各种谍报综合处理而绘制的，它的详实程度，颇使程珌叹为观止。
其实弃疾根据手中的材料所下的判断，对目前的局势并不十分乐观。他私下里就对程珌承认，眼下敌人的士马状况还是相当可观的，绝不能掉以轻心。然而弃疾对恢复大业刻骨铭心般的向往，使他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而不应白白错过，因此他在给宁宗的奏疏中说：目前敌夷的势态如果继续恶化，金国必乱必亡是肯定的，朝廷可以考虑采取应变之计。弃疾是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的将帅佳选，以他的身份提出这样的建议，侂胄不能不予以高度的重视。
但最后促成侂胄贸然开战的却是刚刚出使金国回朝的邓友龙，他对侂胄说：
“臣出使时有一金国的驿使夜半来见，具言金国业已困弱不堪，王师若来，势若拉朽。”
显然，这是根据一个含糊的事实做出的一个极不负责任的臆断，但赌徒最爱听的就是这样的话。
所有的舆论准备都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五月二十一日，有诏追封冤死的抗金英雄岳飞为鄂王，这无疑是侂胄决意用兵的信号。
其实在两三年前，金廷由于担心宋廷方面趁火打劫，就在沿边聚粮增戍，又禁止了襄阳榷场，中断了部分贸易，致使双方边境上的小规模冲突逐渐开始发生。但自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起，挑衅就主要来自宋廷一方，沿边地带的宋朝军民趁着金国的内乱，不断进行骚扰活动，进一步加剧了紧张气氛。湖北节帅吴猎第一个开始筹措军务，在重镇襄阳一带蓄积钱粮、整编军队、构筑工事，率先完成了中路的准备工作。十二月，侂胄创建国用司，以宰相陈自强兼国用使，负责战时经济工作。十一日，下诏明年改元“开禧”，这是取太祖年号“开宝”与真宗年号“天禧”合并而成，其恢复祖业的寓意十分明显。新年的三月份，金人截获了一份宋廷书牒，这才得知韩侂胄已在鄂、岳一带布置了重兵。一个月后，金国边境报告说，宋军已进入秦州、巩州一带，金廷上下开始有所警觉。金章宗一方面命枢密院移文宋廷，要求宋廷按照两国和约撤出部队，另一方面命平章政事布萨揆为河南宣抚使，集诸道兵马严备。
侂胄采取了瞒天过海的手法。在布萨揆抵达汴梁后，帝国朝廷由三省及枢密院联名具文答复道：边臣生事，已行贬黜，所置兵亦已抽去。前线濠州的两位指挥官也配合朝廷佯示诚意以麻痹对手，他们派了一些当地的老百姓前去汴梁，向布萨揆报告假情报说：宋军增戍，本意是对付盗寇，且军士多为白丁，穷蹙饥疾，死者甚众，根本不能打仗。布萨揆相信了此话，松弛了防备，并把这些情况报告了燕京。
金廷主要的问题是意见不甚统一，尽管有些大臣认为宋廷意图不轨，但更多人认为南渡宋室连遭败衅，自救不暇，恐怕没有胆量叛盟。就整个金廷朝野的意见来说：确实是不愿意再与宋开战，章宗本人也同样是这个意思。于是在得到布萨揆的报告后，这年的八月，下诏罢停了河南宣抚司。九月，侂胄为了进一步探听金人动向，派陈景俊借贺正旦之名出使金国。章宗明确对陈景俊表示，河南宣抚司业已罢停，意在息战。但十二月份金廷派出的复使赵之杰却没有能很好地贯彻金帝息事宁人的主张，入见宁宗时态度倨傲，在帝国朝廷内外引起公愤。次年正月，陈景俊从金廷使还，带回了金帝明确表示的有关双方互不干涉的意向。金人的委曲涵容是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这无疑又助长了侂胄的骄气。
与金廷的示弱相反，侂胄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早在去年六月，朝廷就已秘密下诏给内外诸军，正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七月，侂胄被加为“平章军国事”，立班宰相之上，三日一朝并赴都堂治事，这就在名义上也完成了韩侂胄的领导身份。侂胄在收纳三省官印于私第的同时，又建立了一个叫“机速房”的特别机构，使战时指挥大权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到了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事态已是一触即发。
近一年以来，整个帝国上下的气氛极度紧张凝重，大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对这件积压心中已久的事情，不少人为之慷慨激昂长吁闷气，但更有很多人惴惴不安，仿佛大难临头一般。当侂胄的开战企图明朗化以后，几乎在帝国的各个阶层都引起了抗议浪潮，最激烈的是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四月武学生华岳的上书，他在切谏朝廷不宜开兵边衅的同时，甚至要天子斩韩侂胄等人以谢天下。在这种关键时刻，侂胄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来阻挠他的大计，于是以强硬的手段弹压反对言论，华岳也被侂胄投入大狱。
道义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一贯主张复仇的丘崈就认为，中国当示大国之体，在金人未必有意败盟的情况下，只能申儆军实以作防备，而不能率先生衅。丘崈为此坚辞了宣抚两淮的职任，在丘崈看来，金人宣抚既寝，我方亦不可轻举。丘崈的这种言论明显是“凡事礼为先”的传统观点，侂胄自然是很难理解的。
在侂胄的坚决态度下，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二月开始，侂胄已经不再掩饰，帝国军队开始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