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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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西风凋碧树- 第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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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从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至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近四年中,金国一方面抵抗蒙古和西夏的两面进击,一方面不断向西、南猛攻,明显已是最后挣扎的态势。然而由于财用不济、军势已弱,加之三面作战的窘迫和内忧外患的困扰,金国连年征战毫无所得。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三月不得不与宋停战。    
      我们的帝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是最好的反映,开禧北伐本就耗资无算,而长达七年的往复交战又大损物力,到嘉定后期,帝国的经济情况已经非常不妙。南渡以来的现实本就是土地日蹙、赋役日重,人民伤败而官僚富腴,尽管理财实质上就近乎聚敛,但帝国还是无法遽得财力以应付战时的需要。当年的韩侂胄甚至自出家财二十万资军,可见国用的艰难。因此无奈之下,也只有饮鸩止渴,以增发楮币筹措军费,嘉定用兵期间,政府发行纸币竟达一亿四千万贯。通货膨胀,物价腾踊,其对经济民生的摧毁程度,是无法言喻的。    
      如果政治上再不思振作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当朝宰相史弥远的心思显然不在处置国事上面。身为宰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竟没有丝毫的建置,虽倒也无可置论,但嘉定后期帝国战事方殷,朝廷上下议论攻守和战时,宰相甚至一言不发,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不过,如果认为弥远在整个宁宗后期所做的事情就是领衔修书,不断奏上宝训、会要的话,却也未必如实。弥远自有他的事情要做,而且十分投入。    
      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八月,皇太子赵询不幸夭折是事情的关键。    
      宁宗后宫一直没有生育。早在即位不久的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天子便诏育太祖后人燕懿王赵德昭的九世孙于宫中,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底诛韩侂胄后立其为皇太子,这就是赵询。可惜的是赵询天不假寿,致使帝国的储位又成为了一个问题。一贯缺乏主见的宁宗在这个时候却自作主张,故伎重演,下诏在宗族中选择合适的人选作为太子,条件是太祖的十世孙,年满十五岁以上。天子的这个做法从道理上来看似乎无可厚非,而且也有先例可循,但实质上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原因是储位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根本,就在于它的惟一合法性。天子无嗣而不得已选诸宗室,这本是一种无奈的做法,因此必须明辨是非,审慎抉择,绝不能贻人以口实。宁宗的错误在于他的标准并非惟一,太祖十世孙中年满十五岁者绝非一人,这就注定了事情必然会给人造成可乘之机。    
      史弥远明察秋毫,立即就发现这是个十分有利的机会。弥远很清楚自己与杨后的关系并不是可以长期依恃的,当年之所以结成联盟,不过是在对待韩侂胄的问题上达成了互利的共识而已。假如不能拥有太子,就不能掌握未来,以弥远的聪明,当然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    
      为史称远寻找人选的亲信余天锡颇费了一番周折,原因是弥远的想法非常独特,他根本就不想去找一位真正的宗室之子。弥远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并非是为宗庙社稷着想,自然会从尽善尽美的方面去考虑问题,这似乎并不奇怪。不过,余天锡踏破铁鞋,终于在越州绍兴有了收获。他向弥远汇报道,越州西门一位保长的两位孙子相貌独特,在当地被认为是大贵之人,也许可以作为候补人选。弥远当即嘱使天锡招来一观。    
      于是天锡返回越州具告这位保长,保长大喜之下,竟然隆重其事,赘产鬻田,治衣宴客,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两位孙子送到临安。这种有可能走漏风声的做法虽然使弥远很恼火,但他也为两兄弟特别是哥哥赵与莒的贵人之相大为惊奇。弥远善相,为此也十分自负,因此最终拍板定计。诡秘的行为之所以往往会掺杂些神异的色彩,这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增强自信的客观作用。但弥远表面不动声色,立时又把两人送回,这使得一心以为福从天降的保长在姻党乡人之前丢尽了面子。但弥远的目的却达到了,他在一段时间后派遣余天锡秘密地将赵与莒接回临安,改名“贵诚”,对外宣称为宗室之子,以供皇子之选。    
      但他的努力不幸落空,赵贵诚的大贵之相没能打动天子。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的六月,原宗室赵希瞿嫡子,入继已故沂靖惠王赵垓嗣子的皇侄赵贵和被选中,立为皇太子,更名为“竑”,而弥远荐来的所谓宗室子赵贵诚只被补为“秉义郎”,代替入为太子的赵贵和入嗣沂王。很明显,赵贵和的入选是宫中势力一意促成的结果,在太子册立的当时就有大臣指出了这一点。如果像建储这样的国家大事都不能断自宸衷而眩惑于左右近习、不法之臣,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弥远同样为此感到忧心忡忡,当然他的出发点与别人迥乎不同。    
      新太子好鼓琴,弥远马上就在民间买了一位善琴的美女献于东宫,他以厚廪其家的条件,指使美人侦伺太子。弥远强调,东宫的一举一动都务须立即报告。这位美人没有辜负弥远的重望,凭着色艺俱佳而且知书慧黠的素质,立时就得到了太子的宠嬖。    
      消息很快就传来了,原来太子对宰相的态度近似于痛恨。美人报告说,平日太子就经常在桌几上书写宰相专权的罪恶,进而有一次指着地图中的琼、崖一带对她说,他将来得志,必定要把史弥远放逐到这里去。美人虽是女流之辈,但也知道琼、崖恶州乃是天涯海角之地,历来是贬逐奸恶的极限。惊讶之余,立即就告诉了宰相。    
      弥远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万万想不到太子对他的厌恶竟会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此时的弥远显然为他在立储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十分后悔,如果早知道结局如此,他是绝不会让这位皇子就这么顺利地入居东宫的。现在事实既成,任何补救措旋都已经为时已晚,惟一可做的就是寻找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法。弥远不怕冒险,也并不顾忌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无毒不丈夫似乎是弥远一贯的信条。成功地暗杀掉韩侂胄锻炼了弥远的谋略和勇气,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太子把弥远逼到了痛下辣手的地步,为身家性命计,即使是再懦弱的人也会狗急跳墙,更何况把持了十几年朝政的当朝宰相史弥远!    
      弥远第一步考虑的当然是改易太子,为此他在净慈寺中的惠日阁秘密约见了国子监学录郑清之。弥远选择郑清之是有道理的,这个人既是他的同乡,关系也相当不错,肯定不会拒绝他的请托。弥远考虑的另外一点是清之时任清要之官,不太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弥远道:太子不堪负荷,而入嗣沂王者甚贤。吾有意择君为讲官,深望君能善启迪之。”    
      这一句话就已经再明白不过了。现时的沂王嗣子是宰相所荐,举朝皆知,清之当然立刻就省悟出宰相的深意。    
      弥远欣然:“事成之后,弥远之位就是君之位。不过话只能出于我口,入于君耳,若有一语泄漏,就是灭族之祸。”    
      清之如何不知,连道“不敢”。    
      世事变化之快超出弥远的预料,当谋废太子的行动尚还没有什么眉目时,宁宗天子就已经病重不预了,时间是两年后的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八月中旬,与金国停战五个月后。    
          
      弥远得知消息后立即就让郑清之前往沂王府,转告拥立之意。但出乎清之意料的是,赵贵诚听后竟然沉默不语。清之十分着急:    
      “丞相使清之从游殿下,相布腹心,今殿下不答一语,叫清之如何回复丞相一片苦心?”    
      贵诚听罢此语,拱手而言:    
      “绍兴老母尚在啊!”    
      这位骤取显贵的沂王显然是个极懂事理的人,他不是没有胆量与史弥远共图大事,而是明白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知道这一去前途未卜祸福难料,弄得不好就是满门抄斩。赵贵诚虽然不为自己担忧,也不能不为高堂老母着想,我们这位未来的天子似乎还没有利令智昏,在这种是非关头多少还能保持一些平常人的本心。不用说郑清之感到诧异,就连弥远听后也是感慨了一番。    
      然而事态已不容许退却,八月二十七日,宁宗在福宁殿驾崩,时年五十七岁。弥远没有为沂王的犹豫所影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的计划。杨后兄长杨次山的两个儿子杨谷、杨石继其父之后成了弥远新的帮手,他们一夜七次往返于掖庭,劝说皇后支持弥远,但杨后始终不答应。两人最后在皇后面前痛哭流涕道:    
      “事已至此,若不立沂王,杨氏一族必无遗类了!”    
      直到这时杨后才终于明白事情不是她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的,史弥远既有心于此,当然也就有必胜的把握,至少她已经从两位侄子口中得知,殿帅夏震又一次地站到了弥远的一边。既然现在的问题不是宗庙继嗣是否合理,而是杨氏一族的安危与否,皇后已经没有选择。杨氏沉默了许久,终于缓缓而道:    
      “其人安在?”皇后显然还不太清楚沂王赵贵诚究竟是何许人。    
    


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6节 迢迢银汉谁度

    殿下的史弥远立即嘱人速宣沂王,同时郑重叮咛:    
      “所宣者是沂靖惠王府皇子,不是东宫皇子,如要弄错,回来就把你们全部处斩!    
      太子也听说了皇帝驾崩的消息,他还不知道大祸将临,犹在居处等待宣召。但久候不至,也感到有些奇怪,便到门口张望。隐隐之间,似乎看见有宫使簇拥一人疾驰而过,但天色已暝,不辨何人。太子十分疑惑,径去皇后宫中询问。    
      杨氏没有多说,只是拊着他的背道:    
      “你现在是我的儿子了!”    
      太子太过于懵懂了,直到最后被召入举哀时,他仍然没有明白过来。当烛影之中最终看到赵贵诚坐在御座之上后,太子犹还犯起倔强,坚不肯拜。这种人没能成为天子是必然的,被人如此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上,注定了他即使入继大宝,也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    
      新帝是帝国历史上第十四位天子,后来的庙号为“理宗”。理宗最后在赵氏宗庙里占据一个牌位是十分滑稽的事情,因为他与赵氏宗族实在是毫无血缘关系。以本朝礼制谨严的程度,居然也没能避免这种悲剧,实在是令人沮丧。当然,事情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因素是其中的奥秘尚不为人所知,也许除了弥远与新天子本人之外,就只有那位余天锡知道。最危险的往往也就是最安全的,弥远可谓得之。    
      十一月,诏改明年为“宝庆元年”。    
          
      太子于新帝即位当时被改封济王,出居湖州。权臣操纵废立如此明目张胆,这同样是本朝近三百年以来的首例,尽管朝野上下为这种恐怖行动所震慑而一时噤若寒蝉,但举国为之不平是非常明显的。当济王来到贬地湖州后,当地人潘壬与其弟潘丙、从兄潘甫把不满情绪付诸实施,他们与一位归附朝廷的义军首脑李全联系,准备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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