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姆斯·莫罗
詹姆斯·莫罗被告知生于一九四七年。七岁开始，他就自己创作小说了：当他在餐室里来回踱步的时候，就会编一些传奇故事给他母亲听，而她则充满爱心地用她那手动贵族牌打字机把他的叙述打印出来。三十年之后，当他最终完成一部小说的时候，让他吃惊的是他发现这部小说看上去很有科幻的风格，从此，他就一直在这个领域中从事创作了。
除了他近来获星云奖的小说《真实之城》之外，莫罗以《成人圣经故事，第十七部：洪水篇》获同一荣誉，而在一九九○年他的第四部小说《独生女》作为《新约》的续篇，使他荣赝“世界科幻作品奖”。他的其他著作包括《谎言之地》。描绘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概念；《世界以此终结》，被英国广播公司选为当年写核战争的最佳科幻小说。《被吊着的耶和华》，一篇航海传奇，于一九九四年春被哈科特·布瑞斯公司出版发行。
引子
“《真实之城》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我为乔治·冉布罗斯的文集《辛那基》写的第一个短篇，《维瑞塔斯》。”莫罗这样对编者说，“在那个奇特的故事中，我营造了一个说真话的氛围，但它发表之后不久，我开始感到这个前提可以发挥得更广阔，不再局限于我写下的那个描述间谍的惊险小说。那时我的英国编辑，著名的德布拉·比尔，为《时代漫步》向我邀稿，让我写传奇长篇，于是我开始认真思索关于直率的问题。”
“‘诚实是件好事儿，’我告诉自己，‘但是，如果是我的小儿子快要死了，我的第一个反应难道不是对他隐瞒真相吗？’于是我借助于《维瑞塔斯》，让其中的角色在更精彩纷呈的环境下表演，使他们比最初的形象更为丰满。”
第一部分
我不再居住在真实之城里了，我把自己从维瑞塔斯中流放了出来，从所有的城市中流放了出来，从世界中流放了出来，我现在从事写作的这间屋子狭窄得象牢狱，无比潮湿，但我开始学习着称之为家。我唯一的光源是一只蜡烛，黄油色的烛台看上去很笨重，一滴滴凝固的蜡泪仿佛是蛛网一样密布在烛台上。我不知道住在烛台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居住在那火焰周围半透明的隙缝之间，这可是一个美妙的住所，温暖，安全，舒适。我幻想自己每一天在蜡缝间行走，坐在小气池里，每晚躺在床上，倾听在平稳的滴蜡声中，我的家消耗着它自己。
我叫杰克·斯伯瑞，今年三十八岁了。我生于只讲真话的城市，维瑞塔斯城，在它两百周年的最后一天我诞生了。和我这一辈人一样，我曾梦想过成为一名艺术评论家，从攻击油画中得到刺激，把电影或诗歌肢解得粉碎。而我的梦却得到实现，在我二十一岁那年，我受雇于柏拉图区的韦津斯汀博物馆，成了一名批评家，负责粉碎人们的幻想。
而其他的梦——比方说妻子、孩子、快乐的家庭——却变得难于实现了，第一个妻子叫海伦，从此我开始和维瑞塔斯最棘手的问题展开角力：爱这个字眼，是我们对彼此感受的真实写照呢，还是一个谎言，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曾忽略的问题发展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危机了。
他毫无冲动，她想。她的腿就象木头，我这么认为。但是最后找们找到了良医——一种适当的药丸，于是忽然就有了一个托比，在海伦的子宫里茁壮成的长：胚胎托比，婴儿托比，学步的托比，作手工的托比，总是制造出变形的鸟笼，一边高一边低的餐中托盘，不对称的书夹，然后是小小的博物学家托比，对地球表面任何滑溜溜的、细长细长的、奇形怪状的生物感兴趣。这孩子会和蛆虫呆在一块儿，和斜齿鳊为友，以黑蛞蝓为宠物。“我想我爱他，”有一天我告诉海伦，“别让我们被冲昏头了。”她回答道。
我碰到玛提娜·考文垂的那天早晨，托比在坎特区的郊区野营。他每天给我寄一张风景明信片，我意识到这个路线有一种走私的嫌疑。一旦托比回了家，所有这些明信片就可以扩增他的收藏范围。
如：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学习如何求生的技巧，以防我们在树丛中迷了路——我知道了哪些树皮可以吃。瑞克参事说他从没听说过有谁真正地用上了这些技巧，你们的儿了，耗比。
又如：亲爱的爸爸妈妈：这里的餐具室里放了一只大的捕鼠夹，猜一猜，是谁夜里溜出去把被捕的小动物放掉？是我！瑞克参事说我们顿死人了，你们的儿子，耗比。
那时候天还很早，没到七点，但“早餐之前”沙龙中已经挤满了人，我穿过香烟的烟雾和啤酒的泡沫，嗅着混合着芳香和口臭的气味。沙龙的主人，吉米·布雷斯，象往常一样为我端来一杯丹麦木莓和一杯血腥玛丽，把它们放在香柏木制的吧台上。我告诉他我没带现金，明天再把钱给他。这就是维瑞塔斯城。我明天再付钱。
我只看到一只空椅子，在一张小圆桌旁边，桌边坐的一个年轻女人在我眼上看来是鲁宾斯式的性感尤物，脸庞丰满，轮廊分明。彼得·保罗·鲁宾斯那段时间一直在我脑海里打转，因为我刚不久才批评了《爱之乐园》和《十字架的升起》。
“你经常来这儿吗？”当我走近的时候她这么问我。她头发丰厚浓密，但被规规矩矩地束成一个朴素的发髻。她的长裙及膝，看质地是用细棉布做的。
我坐了下来。“嗯，”我答应着，推开了糖碗，餐中托子和那女人的水果削，为我的血腥玛丽、丹麦木葱掷出位置，“我经常在往韦津斯汀去的路上逗留一会。”
“你是评论家？”既使是在沙龙中昏暗的灯光下，她的皮肤看上去也是闪闪发光的，她肌肤细腻，没有搽粉。
我点点头。“我叫杰克·斯伯瑞。”
“哦，我不敢说久仰大名。这工作并不需要多少超凡智力，对不对？”
她可以象她自己希望的那样坦白，只要我能看着她那肉感的双唇开合。“你是干什么的？”我问。
“我是个作家。”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异常清澄，呈现出钴蓝色。“这工作有它的危险，当然。总是有危险会陷进……那被称之为什么来着？”
“隐喻？”
“对，隐喻。”
但在维瑞塔斯，这里没有隐喻存在。隐喻就是谎言。肉类也许可能会象蔬菜，但它决不是蔬菜。在维瑞塔斯城使用暗喻，你周围的人们就会立刻抓住你，撬开你的头盖骨，撕开你的心脏，把你直拉扔进地狱里去。
“你写什么呢？”我问。
“打油诗，贺卡上的祝词，广告词，有灵感的时候写诗，你可以在——”
“卖得好不好？”
她作了一个鬼脸，扭曲了她那张明媚的面孔。“应该说我是个阿斯匹灵式的作家。”
“我倒想看看你的打油诗，”我说。“而且想和你性交，”我补充道，为自己的坦白畏缩了一下。想作个好市民不容易。
她的鬼脸又出来了。
“如果冒犯了你，很对不起。”我说。“我冒犯了你吗？”
“你正在冒犯我。”
“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冒犯呢，还是对你个人的冒险？”
“两者都有。”她把一片橙子放进嘴里。“你结婚了吗？”
“结了。”
“是一次成功的婚姻吗？”
“很不错。”值得一结也值得保持，值得去爱也值得珍惜，这种时的，近于淘气的插曲并没有什么意义：海伦和我都选择了一个保守传统的仪式。“我们的儿子很可爱，我想我爱他。”
“如果我们发生关系”——她微笑了——“你不会有犯罪感吗？”
“我从不欺骗，”关系这个词让我哑口。“犯罪感？当然会有。”我呷了一口我的血腥玛丽。“我相信我还能忍受。”
“哦，斯伯瑞先生，扔掉你的幻想吧。”这个年轻女人说。这个宣言让我产生了一种混合着放松和失望的心情。“你可以把这种想法完全从你的——”
“叫我杰克。”我拿起了丹麦木莓，“你叫……？”
“玛提娜·考文垂。那时候我感到一阵温和而且容易控制的冲动，想和你性交。”
“‘那时候’，”我重复了一次，为这个介词短语包含的模糊含义而吃了一惊。用一种时髦的姿态舔了一下木莓的冰块。（近来《礼貌的虚假》一书成为《时代周刊》畅销书榜的冠军。）“你愿意让我看看你的打油诗吗？”我问道。
“那些打油诗作得不好。”
“打油诗的好坏规定义而定。”
“我的打油诗尤其糟。”
“请让我看看吧。”
玛提娜柔顺的五官现出一种困惑的表情，她皱着眉说：“现在我们之间出现了强烈的性吸引力，你说呢？”
“完全对。”
她从手提包中取出一张折起来的打字稿纸，带着一个温驯的微笑把它放进我手里。
第一条是关于情人节的。
我觉得你挺逗，不太矮，也不太高如果你做我的情人。
我一点都不介意。
接着是一侧生日问候。
玫瑰死去，紫罗兰枯萎，日子一天一天飞逝，祝你生日快乐。
“我没奢望过以打油诗为生，”玛提娜明智地说。“我真正喜欢的副业是写政治演说稿，我们那个区的代表几乎已经定下了让我为他写连任竞选稿。‘为人冷静，办事果敢’是我为他选的竞选标语。结果是他的女朋友接过了他的工作。你喜欢我的诗吗，杰克？”
“它们很糟。”
“我打算烧了它们。”玛提娜亲了一下桔子，把汁液挤了出来。
“不，不，我愿意保留它们。”
“你愿意？为什么？”
“因为我推测你会在这张纸上写点其它的东西。”我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了一只圆珠笔。“比方说，在我再找到你的时候需要的信息。”
“这样我们就能发生关系了？”
“这种想法太让我吃惊了。”
“你相当吸引人，”玛提娜总结性地说，拿起了那支笔。确实如此。我的眉毛长得很好，色泽很浓很密，代表着不寻常的力量，象狼、熊、豹一样有力，鼻梁很直，下巴方正。只是我的脸颊上总带着小丘也似的胡子茬，破坏了完美。“我警告你，杰克，我有自己的护花使者。”她在那张纸的顶部签下名字，写下了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如果你想来强暴我，我就开枪杀了你。”
我从桌面上收起那张纸，从“情人”这两个字上抹掉酒渍。“太有意思了——你在这儿撒了谎。‘玫瑰死去！’”它们——“它们凋谢。”
“玛提娜，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理智地拒绝。”
“如果你是我的话，”她回答说，“你会理智地接受这个机会，因为不然的话你就会成为另外的人了。”
“对，”我说道，把玛提娜那愚不可及的诗歌收了起来。
伽利略广场交通拥挤，每二十分钟就得停下来一次。我扭开了收音机，调到WTRU电台，等着广播。第十八街，第十九街，二十……
“……我在艾维尔索普关税丑闻中接受五万美元回扣这一事实不窘我否认，我认为这来源于我受的教育、环境和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