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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一层的接待室里没人，这个在暗的地方塞满了扶手椅，著名癌症病例的钢版画，这个展览室里的东西如同历史一样古老。海伦把我们的名字告诉了接待员。这个青年满脸蓬勃的粉刺，他立即用对话机向普云顿哥斯特医生通知了我们的到来，又加了一句，“他们看上去苍白而恐惧。”
我们坐了下来。畅销的自学书籍散乱地放在咖啡桌上。《你能有更好的性生活》、《如何寻求内心平静》、《海森堡的不确定食谱》。“这是个恶毒的体系，对不对？”接待员坐在桌后说。“他来了，你们走了。他有用，你们没有。他让你们等——你们就得等。这整件事根本违背了你们的意志。”
我表示同意。海伦不说话。
一扇门开了。一个又矮又胖，长了一双洋葱眼的人穿着白衣服走出来，带了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一个相当胖的女人，穿了一件棕色外套，同她丈夫一样穿得乱糟糟的：她丈夫戴了皱巴巴的高尔夫球帽，过大的衬衫和短裤；他们看上去象一对书夹。“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普云顿哥斯特用低沉的声音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她是我们的独生女，”那妻子悲叹道。
“洛克米娜不是个好孩子，”普云顿哥斯特说。
“你不愿再多检查一下吗？”那丈夫问。
“从医学的角度——不需要了。但如果这能使你得到安慰……”
这对夫妇痛苦地对望了一眼。“这不会使我们得到安慰，”那妻子颤抖地说。
“对，”那太夫也跟着说。
一分钟之后我们进了普云顿哥斯特的办公室，海伦和我坐在金属折叠椅上。医生端正地坐在樱桃木制的一张巨大的桌子后面。“你们愿意吃点糖吗？”他问海伦，向她伸出一只糖盒子。
“不，”海伦不带感情地说。
“我想第一步应该确诊一次，对不对？”我拿起一块巧克力。我咬开外皮，糖汁顺着我的喉咙流下来。
“当你儿子从野营地回来的时候，我会采一个准确的血样，”普云顿哥斯特说，从桌面上递给我们一份文件。在托比的名字下面，一张哈伯兔死尸的照片令人厌恶地贴在那里。“他们送来的那只标本上带了细菌，”医生说，“绝对带菌，托比没被感染的机率是百万分之一。”他把文件拿回去，把它放进顶上的抽屉里。”一只兔子杀了你们的孩子，这太荒唐，对不对？一条蛇还有可能，或黑寡妇蜘蛛、甚至是一只毒蛤蟆什么的都有可能，但一只兔子……”
“我们能采取什么治疗方法呢？”我问。“我希望不会毫无指望。”
“我们会采取任何可能方法，斯伯瑞先生，最好的结果是我们会减轻他的痛苦，直到他死亡。”
“托比只有七岁，”我说，仿佛我是一位正在向法官请求释放我的当事人的律师，“他只有七岁。”
“我要起诉那该死的野营会。”海伦咕哝着。
“你们会败诉的，”普云顿哥斯特说，他递给他一本手册，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克沙威尔温疫和有关症候——坏消息。“我希望我能想起来那种毒蛤蟆叫什么。”
如果当年我的洗脑仪式没有洗去我的情绪化冲动，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我的泪水还没流尽，我想我当时就会哭了。相反，我干了不合传统的事。“普云顿哥斯特大夫，”我开口说道，我的手在大腿上发抖，“我意识到从你的角度来看，我们儿子存活的可能为零。”
“正确。”
我把电脑打字纸展在普云顿哥斯特的桌子上，“请看看这个，这里有二十个病例。这些人用精神治疗的方法治好了他的各种疾病。你肯定听说过这些病例。”
“没错。”普云顿哥斯特冷冰冰地说。
“杰克……求你，”海伦带着尴尬畏缩地说。这就是我的妻子。《甜密的理由》的记者。
“奇迹能发生，”我坚持道。“不经常，也不可信，但它们能发生。”
“奇迹发生过，”普云顿哥斯特说，他的眼睛冷冷地盯着那些案例。“这些事例都来自那个恶梦时代——它们来自谎言时代。现在我们是成人了。”
“这仅仅是给病人一种积极的态度，”我解释说。
“求求你，”海伦嘶声说道。
“人们能治好自己的病，”我宣布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面对现实世界，斯伯瑞先生，”普云顿哥斯特一把推开那张纸，仿佛它也染上了克沙威尔温疫。“你妻子很明显同意我的观点。”
“也许上周我们应该把托比带回家，”海伦建议道，用那本手册扇风。“他越早知道，”她叹了一口气，“就越好。”
普云顿哥斯特从胸口的口袋里拿出一盒香烟，“你儿子什么时候计划离开？”
“二十七号，”海伦说。
“在那之前他不会发作，我觉得还是让他呆在那儿。为什么要毁掉他的夏天呢？”
“但他活在谎言中，他会以为他不会死去。”
“我们都以为我们不会死，”医生带了一个微弱而短暂的微笑说道。他取出一支香烟把盒子扔在桌子边上。盒子上写着“警告：医生忠告市民不要使用该产品，这会使你忘记政府在保护你的健康时表现不力。”
“天，我们是多么无耻的种族。我告诉你们托比有致命病毒在体内，这时候我想的是，‘哈，我妻子太好了，不是吗？我的儿子没有濒于死亡。事实上。在别人的痛苦中我感到了快乐。’”
“他什么时候会发作？”海伦把那本手册揉成奇怪的形状。“那时候怎么办？”
“没什么戏剧化的事儿。头痛，关节痛，掉头发。他的皮肤会有蓝色斑点出现。”
海伦问：“然后呢？”
“他的淋巴会肿痛，肺部异常。他的体温——”
“别说了，”我说。
医生点燃了他的香烟。“每一次都很让人感到棘手。克沙威尔病菌能潜伏一年，又有一些不到一月就死了。同时，我们会竭尽全力，做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已经听说过了，”我说。
“最糟的是发寒颤，”普云顿哥斯特吸了一口香烟。“克沙威尔，它们似乎不会变暖。它们——”
“请不要说了，”我恳求道。
“我只是说出了真相，”医生说道，一边喷出一个烟圈。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海伦都没有与对方说话。没谈托比，没谈克沙威尔病毒，没谈奇迹——什么都没谈。
我的思想奇特地围绕这些习惯打转。我怎么可能在我的生命中再遵守它们。我怎么能从此在事业上要求我评论一份“兔子彼得”复制品或一张微笑兔子的东方贺片的时候不愤怒得浑身颤抖。我也许会去找出这些动物，拔掉它们的胡须，切掉它们的耳朵，割掉尾巴塞进它们的喉咙。
完全的沉默。没人说话。
我们进了电梯，按下三十层。电梯忽然飞快地上升，如同一粒珍珠抛上天空：第二层，第七层，十二层……
“你觉得如何？”我最后说。
“不太好，”海伦回答说。
“‘不太好’——就这样？‘不太好’？我觉得太可怕了。”
“在我看来，‘可怕’是一个不真实的单词。”
“我觉得别扭极了，仿佛我是一只手套，有人把我里面翻到外面，”——铃响了，“三十这个数字在我们头顶闪烁——“我里面的一切，我的心脏、我的肺，都裸露了——”
“你读了太多你应该毁掉的诗。”
“我恨你的冷漠，海伦。”
“你恨我的坦白。”
我离开电梯，走过在厅。幻象包围着我——来自未来的幽灵般的对话。
——爸爸，我手臂上的这些肿块是什么？
——是淋巴肿块，托比。
——我病了吗，爸爸。
——比你想的严重的多。你得了克沙威尔瘟疫。
——我会好起来吗？
——不会的。
——我会暖和起来吗？
——不会。
——我会死吗？
——对。
——死之后会怎么样呢，爸爸？会在其他地方醒过来吗？
——死后没有什么存在，关于天堂的说法是幻想和大脑缺氧的结果。
公寓里的一切似乎都向我转过来了。托比的声音到处都是，象人体内的病毒一样布满了整个房间，——一双童靴，一打调匙，在他出发去野营前一天刻的城堡。“你喜欢吗，爸爸？”他刻完最后一笔问我。“它有点丑陋，”我回答道，为这一句真话退缩了一下，“相当丑。”我补充道，然后悲哀地注意到泪水充满了我儿子的眼睛。
在墙上，窗户是开着的。我穿过我们没铺地毯的地板，把手放到玻璃上，一里之外，一个闪光的招牌在伽利略广场的教堂顶上亮着：如果上帝存在，那么耶稣就是他的儿子。
海伦到酒柜边调了一杯马提尼，加了四枚橄榄调味。“我希望我们的儿子不是快要死了，”她说：“我真的这样希望。”
我嘴里吐出一句奇怪的，不可能的话。“不管发生什么，托比都不会知道真相。”
“什么？”
“你听到普云顿哥斯特说了——在恶梦时代，快死的病人有时候能恢复活力。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如果托比相信还有希望，他会恢复的。”
“但这儿没有希望。”
“也许有。”
“这儿没有。”
“我去接他，我对他说。‘宝贝儿，不久医生就会……医生，他们会……他们会……’”
——治好你。但在我反应过来之前，我的脑袋如同被重击，我直想干呕。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杰克。别拿自己开玩笑了。这么干是不文明的。”海伦呷了一口她的马提尼。“想来一杯吗？”
“不”
我望着这座城市，它那闪亮的高塔和金壁辉煌的摩天大楼直插入灰沉沉没有星光的夜空。我头脑混乱了，但一个计划已经形成，鲜明得如同我在韦津斯汀毁掉的那些雕像。
“他们在那儿，”我说。
“谁？”
“他们能说谎，也许他们能教会我说谎。”
“你的话毫无理智，杰克，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毫无理智地说话。”
一切都清晰了。“海伦，我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要成为一名欺骗者。”我移开手，在窗玻璃上留下的手掌印就象一个预言家的标记。“然后我就要让托比相信，他还有希望。”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他们也接受了洗脑。如果他们能，我也能。”
海伦从她的马提尼酒杯中拾起橄榄开始吮吸。“托比两周之后就会掉头发。他肯定会问那是怎么回事儿。”
两周。这就是我拥有的时间吗？“我会说那没——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会告诉他那是小病，很容易治好。
“杰克——不要。”
仅仅两周。短短的十四天。
我冲进厨房，抓起话筒。我要见你，我要对她这么说。不是关于性，玛提娜。
610——400。铃响了三声，传来了遥远、空洞的咔嗒声。“你拔的号码。”接线员用严肃沙哑的声音说：“线路不通。”我的肠胃变得象冰一样又冷又硬。“也许是帐单未付，”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