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意识到自己被嘲弄的时候，已经快要拿起话筒了。
当另一位医生作完EIR报告时，他们才巡完房，他集合他的学出来，“枪击，”他告诉华特丝和主治医生，而且顺手戳了一下女学生的背。
“现在花花公子就像忙碌的小男孩一样。”主治医生说，“排个序，学生们应该参加巡房。”两个学生看上去都很失望，仿佛担心错过精彩情节。
这群人列队走向会议室，这里脏兮兮椅子放得到处都是，窗户被钉死了，以防病人自东。只有一台空调在工作，一些课本——最新的也至少是十年之前的——许多Ｘ光片夹子散乱地堆放在角落，靠近一台老式单眼显微镜的地方，有几瓶过期的染色试剂。一只盒子上标着：“偷盗者！”可盒子里却空空如也。
墙上挂着一个调光片观察箱，它看上去老得很。这一切长期性而又敏锐的浪费带给人一种古怪的心境。华特丝在它还很新的时候就觉得用起来很吃力。那玩意儿挂在墙上一块没有上石灰的木块上，她曾想像过一间医生用的会议室，人人穿着高领、笔挺的白大褂。
她回到自己的会议室，一个从大学下来的教授来听取新情况井提出新意见，不幸的是，他那所学校并不怎么样，如果他们向他出示一些复杂而棘手的病例，也许他就要风马牛不相及地乱吹一通教材上的东西了。所以，他们只跟他说千篇一律的套话。汤姆给他看了三号床的脑部Ｘ光片，那教授轻描淡写地问了问学生哪儿是子弹，就再也没说什么。
后来；回到ＩＣＵ室，华特丝看到外科的主治大夫拿着三号床的表格走过来，她快步超过他，当她经过四号床的时候，那个缠着绷带的病人又醒了。
“女招待，我想……”
“那不是她负责的桌子，”汤姆立刻接过他的话头。
华特丝用她最油腔滑调的声音说，“需要我帮忙吗？”
那个外科室的主治医生想要血型报告，一些重要签字，梅毒、爱滋病血清化验，他想立刻把这一切都弄妥，这样就可以成功地瓜分那还在跳动的心脏，新鲜的肝、肾和尸体了。
神经外科主任走进来。“你瞧，你知道这对你们非常重要，而且我们肯定会尽力帮忙。可到现在还没有家庭同意证明。”他尽量说得周样，一般而言，外科大夫和神经外科医生总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点谁都清楚。
“所有的一切楼上都准备好了，他的心脏和血液、肾都已经有安排了，但不久这些都可能失控，就像一台始终无负载的发动机一样，消磨得越来越快，最终会崩溃。你可以成功地保存一只脑干，可他已经脑死了，不可能拖过三天，可如果我们努力工作……”
“那你们努力工作吧，这对你们这些家伙还不够吗？我们可以尽力保存长一点儿，或者直到我们需要一张病床。可我们现在已经床满了。”他微笑着说。
“你们还有一张空床！”那外科的大声反驳。
这时候，太平门打开了。另一位医生和实习医生弗雷德又向里面推进一个新病人。
“而且，”主任说，“即使你找到了病人家属，我可以和你赌一瓶啤酒人，你也得不到那些器官。我已经在这里很长时间了，可我还从没……”
那外科医生点了点头，一边大步走开，一边说：“一瓶啤酒，”没人对这个赌注意。
主任注意到汤姆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他决定结束他的谈话。“……我还从没听说过有人会捐赠器官的，现实一点吧，因暴力伤害死亡或受伤的人的家属决不会还为他人着想。”
汤姆皱起了眉头，极力想理清头中的乱麻。
当新病人被移下来的时候，他凝视了这位三号床片刻，大笑道：“嘿，小子！他们又逮着你了，好好享受吧，你这婊子！”
中午，讨厌的警察驾临这间病房，他们盘问那个新病人，可他却没告诉他们任何东西——他的职业，加害他的人的特征，他的真实姓名，警察也并不十分在意。“这不像他们在枪杀无辜市民或是家庭主妇什么的那样恶劣。”他们中的一个正在对主治大肆评论：如果这个城市中的每个毒品贩子都相互枪击，也许生活质量会得到提高。
汤姆在外围转来转去，他极力想掩饰自己的紧张。自从交通安全警察在他一年级的时候，提醒他过马路要往两边看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如此接近真正的警察。
“我们的三号床怎么办？”华特丝问。
“他要死了吗？”警察问。
“他死了，确切他说是脑死了。我本来应该摘下他的呼吸器，只是外科要他死后的器官，因此，我们需要他家人许可。”
“我们正在弄他的指纹。”
“他肯定有前科。”另一个警察说。
华特丝点了点头，“我们会让他活着，直到你们给我们弄清他的名字，对不对，汤姆？”
那学生点了点头：“对，”他乐于被包括在内。
那新来的病人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脊柱的第十节。他是走运的，如果子弹没有停在这里，它就会继续穿过肺，横隔膜和肝，留下一堆麻烦的肉脏碎未。然而，那人自肚脐以下就永远失去知觉了，再也感觉不到他的腿，不能走路、性交或控制大小便。他并不太感激他的运气或是他遇到的医生。当作检查的神经外科医生判定这个伤口一定要立刻动手术时，每个人都暗暗地感到有些高兴。一般来说，麻醉总能让他的抵触中断一会儿。
这天离开之前，汤姆和华特丝最后一次看了看三号。他安静地躺着，除了胸腔随着呼吸器的循环运动而周期性地起伏之外，他的体温开始升高，华特丝安排了胸部调光照射、血液和尿液检查，并把他放进了一只冷冻袋中。为了防止潜在的感染，她还给他注射了广谱抗菌素。
“晚安，三号床。”她出门的时候说。
“晚安，”汤姆用一种高高的声调说。
第二天早上他们查出了他们病人的真实姓名，那并不像三号床那样好记，所以他们还是象以前那样称呼吧。没人惊异了他竟有那么多次被捕记录，他甚至还有一次谋杀的罪证，所以，警察把这个昏迷不醒的人脚踝上戴上手烤，把他铐在床头，而且还安排了三班人轮流坐在他的床头，以确保他不会逃走。
“我们的税钱被极好地使用了，不是吗？”华特丝问道。她拖出他的膝盖，看他有没有膝跳反射。他没有。可她觉得她做这一切的时候，那手铐叮叮当当挺好听的。
那个值班的人快要退休了。他看上去就像那些又胖又老总是昏昏欲睡的人一样不可靠，但那身制服和枪还是给了主任医生一点安慰，他们那半身不遂的病人正在构思着怎样向警察详细报告毒品大战，以及战略部署、经济状况。还有其他一些情况。主任深信现在每时每刻，处决告密者的杀手就要走进ＩＣＵ室，并且让子弹到处开花，搭上他们的同伙和其他不幸的目击者。每当门一打开，主任就要慌张地后退，并且趴下来，最后，他认为现在是去看看那间他下个月就要去工作的实验室的时间了。
他的举动感染了其他人。另两位医生和那个实习医生终于记起他们在病房外确有要事，学生们逃出了实验室，弗雷德自动取消了和另一位坏脾气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巡房。
华特丝尽力和三号床的母亲联系，她在另一个州。那女人对坏消息有一个习惯的反应“怎么会这样呢？”华特丝好不容易才防止了脱口而出——“因为他是个杀人犯，现在有人很想杀他”——她尽量友善，尽量支持她，她解释说他们已经用尽了每一件可能的医疗手段，可子弹的损害太大了，她表示了哀悼之意，最后，终于绕到了主题上——器官捐赠。
“真是不幸，”她说。“才二十八岁的青春就断送了生命。家庭和子女——要忍受丧亲之痛，可现在有一个机会给这场悲剧带来些好的东西。他的肾、肝和心脏可以给其他人的儿子和其他人的父亲带来生命和希望。”
“你疯了吗？”三号床的母亲大叫，“我们不会捐任何东西。”
“好吧，”华特丝说，她决定放弃和她讨论自私的问题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只能激怒那位母亲，无谓的悲剧就是元谓的悲剧，这是无可更改的现实。
汤姆在检查三号床的血压。“血压下降了。”
“妈的，”华特丝用脚碰了碰尿液收集袋。里边正在滴下稀薄的尿液。“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我想是半小时前。”
“他正在排出纯水，这是什么意思？”
那学生茫然地看着她。
“糖尿病，”她解释说。
他诧异地望着她，除了那些有关胃机理的讲座和考试题之外，他直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他所学到的事实会出现在真正的病人身上。“我们该怎么办？”
她考虑了一下，如果她遵循常规做法，既然他的家人已经拒绝捐献器官，现要只需要关掉他的呼吸器。她将不得不为此通知他的家人，宣布病人合法死亡，而且要通知与这个案子有关的所有官僚机构。可现在没时间干这些了，她还有病人等在急救室里。
“别管他了，”她说，指了指汤姆口袋中的《医学手段》。“看看这个，可以学到很多实际经验呢！”
一听到她的声音，那个缠着绷带的病人穿过过道走过来：“女招待，我想要一份鲔鱼三明治。”
她在急诊室里忙完以前，她至少已经看过了五个病人：一个脑震荡，一个酒精中毒，一个疯了，最后还有一个脑溢血患者（这个胖子拒绝吃药）。
她叫病房里的人，实习医生弗雷德应召而来。“来了个大出血，要张病床。要抬走那个三号。”她说。
“太迟了，”弗雷德回答。“他彻底崩溃了，汤姆束手无策，我已经处理了。”
“太好了，”那可以节约她一些时间。这时，她听到后面一声大吼。“怎么了？”
“那个外科的，我们刚要把三号床转到上帝守护病房，他进来撞见了，死活不让。”
“他难道不知道病人家属已经拒绝了吗？”
这时传来一声很响的话：“你杀了他！现在你又杀了四个人。”
“妈的，”华特丝大叫，“汤姆，别管他，我马上就来。”她把听诊器取下来挂在架子上面，对一名护士说：“我弄好那张床普来。”她沿着底楼的黄线大步走到楼梯下，跨上一步，几乎和外科主任撞了个满怀。
“是你在那里象个魔鬼似的朝我的学生大吼大叫的？”
“你这笨蛋，你弄死他了！”
“他已经死了，该死的！”
她挤开他径直走了，压根儿没听见他的回答。和比自己位置高，更有权力人斗是不值得的。她直接来到病房。
她看到护士和她的助手已经对尸体作了处理。因为呼吸器已经停止工作，房间里显得安静了一些，守卫还醒着，正在有气无力地打电话。
“汤姆？喂，弗雷德，汤姆上哪儿去了？”
实习医生正在写死亡卡片，并没抬头，他指了指门外。
“他上哪儿去了？”
那护士回答时面带微笑。她恨她那无休元止、没有感激，报酬低微的工作。年轻医生在治疗中遇到麻烦是她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几件能带给她快乐的事儿之一。”“那医生总叫他杀人犯，他看上去像要疯了，然后他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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