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次同学会，未果。
注释
①②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⑤《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月第一版。
③⑨叶圣陶《一九七六年日子》，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四、二期。
⑤⑥⑦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时代背景
玩是孩子的天性，也应该是孩子的权利，更应该是孩子的生活主题。只不过今天的孩子没赶上好时候，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比，权利、主题，都谈不上了，玩之于他们，成了一种或多或少地被加以遏止的业余的业余的活动。但阻挠他们享受应有的快乐的家长们，却一定还留有当年疯玩的幸福记忆。不知道这是成全了孩子，还是害了孩子。
世事和环境的变迁，必然会连带“玩”的主题的变迁。倒退三四十年，北京孩子上语文课，老师讲课文的次序是先讲时代背景，后讲段落大意，那么，对于当年的北京孩子，“玩”这堂课外的“大课”的时代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孩子是玩的主体。那时候，计划生育的国策尚未出台，独生子女人家不是没有，但少得可怜，生两个也算少的，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很平常，七个八个也不新鲜。因而回望六七十年代，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孩子多。不论住胡同还是住机关大院，邻里之间，孩子皆可以“群” 论，形容起来就是“呜泱呜泱”的。玩骑马打仗、双球打垒、官兵捉贼等等，动辄有满山满谷的孩子冲锋陷阵。有时候一个楼的适龄孩子模拟军事游戏，照着军棋（陆战棋）封官，两个阵营从司令到班长封完了，还能剩下成片只能当兵的孩子，若加上同样数目的女官兵，场面可想而知。由此还引出一个动辄出现的情景：天擦黑的时候，家长扯着嗓子乱叫孩子的小名，呼唤在外边疯玩的孩子回家吃饭，有的老大老二老三轮番叫。如今这种声音已经根本听不到了。很多过来人感叹当年邻里关系的亲密，其实这种关系的确立，与孩子之多，孩子之间的扎堆玩、串来串去不无某种连带关系。
和今天比，当年的孩子学习的压力可以忽略不记。寒暑假不必多说了，就是“玩”字当头，假期作业也留，也有学习小组，也返校一两次，但都属于象征性的。再好的学生，也难免把作业留到最后几天突击，意思意思而已。家长和学校都不去大张旗鼓地督促。课外的辅导班和提高班向所未闻。平时孩子背着书包上课，下了课书包一扔就开玩，除了夏季，天不黑不回家，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常态。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没有游乐场（仅中山公园内有一个今天看起来不过巴掌大的、能坐“汽车”和“飞机”的转盘游乐区），没有电子游戏厅，没有滑板、轱辘鞋，没有形形色色的智力玩具，没有各种旅行度假生活，总之，没有现代化的“玩”；北京孩子就在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里折腾着玩，好在当年的北京城里楼少，城外楼也不多，高楼尤少，禁止孩子进去折腾的绿地花园更少，相应而言，是平房多，空场多，土路多，树多，砖头、沙子、木头、铁丝网多。从撒尿和泥到爬树上房揭瓦，从构筑工事到追追杀杀，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尽情地利用这个天然游乐场，施展自己玩的创造性和天分。“玩具”或制作“玩具”的原材料，常离不开纸、皮筋、皮球、玻璃丝、线轱辘、铁丝、砖头、沙子、树、土、木头……
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和楼群间普遍栽着一些有年头的树，像槐、柳、杨、枣、榆等等，小树林也不罕见，住在大庙附近的，还能与更有年头的松柏树为邻。这些树都是北京孩子登高望远和采摘的去处。院里如有一排柳树，遇春夏两季，有时候棵棵树上挂着孩子。孩子爬树，经常是毫无目的，就是爬着玩。看谁爬得高，爬树的高度与心理上的恐惧感加荣誉感成正比。如今四五十岁的北京孩子回首当年，一定还记得院里的哪棵树好上或不好上，哪一回脚踩空了或踩折了树叉摔成脑震荡。我们院有个外号叫“包子”的50年代出生的孩子，小学时曾从一棵柳树的高处失足，被低处的树枝接住，拣了条命，但幸运没能长期和他相伴，“文革”结束后的一个夏天，他和几个同事去郊区游泳，家长没挡住，20 岁出头就葬身在怀柔水库里。有目的的爬树，也很多见，像摘槐花，用背心当口袋摘枣，掰柳树枝做笛子吹，摘杨树叶子玩拔根儿，捅树上的马蜂窝，摘桑叶或榆树芡喂蚕，上柳树粘鸡鸟……孩子从树上下来，弄不好就是一脸杨剌子蛰过的痕迹。爬树或利用树做没有章法的玩的文章，在六七十年代的孩子当中，也是一种常态。就当年的男孩子以及相当为数的女孩子而言，谁没爬过树呢？西藏中学教音乐的张老师在佟麟阁路一带长大，他和我说过，从闹市口到白塔寺，两侧胡同里的枣树没有一棵他没上过。
当年的孩子也“出游”。最简单的玩法是漫无目的的干走，称“遛圈”，类同大人的散步。有时候也遛人，即几个孩子合谋途中甩掉一个。那时候孩子都觉得世界很大，北京很大，自己住的院子也很大。从三里河走到甘家口就有长途跋涉的感觉。巴掌大的院子转着圈玩，都觉着没边际。有机会搭一段卡车，则是一件相当爽快的事情。有个朋友说起过，他们院有个孩子父亲当司机，有一次把卡车开回家，这孩子左磨右求，当爹的终于破例拉着一堆孩子上街兜了一圈，前排的孩子站在卡车跨斗上，神色如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途中穿越人多的地方，有的孩子也没忘了玩坏，冲着人群大叫一声：“老张！”引来好几个张姓路人的抬头应答。这些孩子的得意忘形终于在归途中遭到报应，有个孩子光顾着体验兜风的畅快，不留神脑门被树枝剐了个两寸多长的口子，急送医院缝了好几针，险些伤及眼睛，至今伤疤还在。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收藏加赌博类
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紧张，到处张挂毛主席的几道重要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把毛主席指示落到实处的重大举动之一，是挖防空洞。特别是林彪一号令发布和珍宝岛冲突发生后，北京便掀起了全民上阵，大挖特挖防空洞的热潮，举目便是工地。胡同大院小院，工厂机关学校，都不例外。挥镐抡锹、脱坯烧窑的场面比比都是，较之今天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基建规模要热闹得多。开始是挖防空壕，不封顶，各单位三天两头演练紧急集合时，往里面钻。有的单位还发给白布单，演习苏修一旦使用核武器时往脑袋上蒙，据说能有效抵御核辐射。包括孩子在内的一般市民也有一种战争在即的紧张感。后来防空壕升级为防空洞，再后来又升级为连为一体的人防工程，而战争的氛围则看减。毛泽东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北京孩子则可以说，利用防空洞玩，是我们的一大发明。所谓“利用”，也是多方面的。
防空壕时期，是“跳”，即跨越壕沟，姿势等同加助跑的跳远。成堆的孩子天天跳，到处跳，比着跳，一遍又一遍地跳，防空壕越宽越跳，挖得越深越跳。很多孩子如登山运动员心里算着还有哪座雪山没上过那样，惦记着周围还有哪个防空壕没跳过或没跳过去。跳遍了咱院的再跳别的院的。就这么来来回回跳沟，乐趣何在呢？大概是刺激感、征服感和好胜感轮番“作祟”。不少孩子没少崴脚，甚至不少孩子留下了后遗症 —至今走长路还爱犯崴脚的毛病。至于没跳过去，折进沟里嗑着下巴颏紫药水红药水乱抹一气之类的“事故”，也难免发生。
防空洞时期，是“钻”，类似抗战时的钻地道。或打着手电或点着蜡烛或摸黑，也没有任何目的，就是钻着玩。想穿了，当年孩子钻防空洞，心态可以照比今天大人的旅游—换一个环境呆着。因而是越黑越好，岔口越多越好。最好是从此地进去，从几里以外的某个彼地出去，便不失一种刹那间的征服者的欢悦，回院后免不了向没钻或没敢钻的孩子反复陈述：是从哪进去的，从哪出来的，过了多少阵子还断不了搬出来当重大历史事件回顾。有的孩子听来恐怖故事也刻意挑钻防空洞的时候讲，图个之又。我曾多次听一个住北蜂窝的中学同学说起，他四五年级时和另一个孩子摸黑钻防空洞，走着走着就听身后响起“唰、唰、唰”的脚步声，两人下意识地停住，脚步声也停了。一抬脚，“唰、唰”声又起。如是反复数次，两人从紧张到肝颤到筛糠般地哆嗦，就差晕过去了。好在他们熟悉这个防空洞的若干出口，屁滚尿流地逃之夭夭。他说，此后再也没敢钻过防空洞，哪怕是一堆人打着手电的时候。几十年后提这件事，他们仍不承认是幻觉、回声或别的什么可以解释清楚的理由，而坚信是真真切切的脚步声。
挖防空洞的时候，沙子、砖、胶泥、石灰、水泥预制板等建筑材料随处可见，孩子当然要利用这些材料大做“玩”的文章。至于如何去做，则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只能用电影《地道战》里的话说，叫“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防空洞里的一大特点是潮气袭人，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很多北京孩子偶遇地下返潮的场合，或许还能勾起玩防空洞时的记忆。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玩的种类很多，很繁杂，数不胜数。多数玩法通行全市，只有大同小异之别；但细分起来，也有少数玩法因孩子居住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胡同里四周都是平房，孩子平地折腾的余地不大，但上房容易，翻墙容易，上树也容易，枣树、桑数较城外的机关宿舍多得多；大院的孩子上房机会少，但因院子大，空场多，玩成规模的“兵团作战”的游戏，又比胡同的孩子便利得多，至少跑得开。大院里的水泥甬道，也是当年一些游戏需借助的“器材”。那种机关与宿舍连为一体的院子，礼堂、洗澡堂、食堂、车库、操场样样具备，孩子更是如鱼得水。总之，六七十年代，院子越大，结构越复杂，隔三差五地施工，孩子的玩就越丰富多彩。这大概也应了那句学术用语——“地理环境决定论”。
那时候玩什么，都是一阵一阵的。这阵子流行烟盒，过一阵子就是弹球，再过一阵子是冰棍棍……品种五花八门，规则的版本也很不一样。但基本上是土法上马，用接近于零投入的成本赚取莫大的乐趣。以下的分类，也属于今天的他们强加给昨天的他们的。
烟盒、弹球、糖纸、冰棍棍、瓷片、铁片、牛奶瓶盖……这些柜台里见不到的玩具，可以攒，因而曰收藏类；玩起来也可以争输赢，因而又曰赌博类。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烟盒（1）
烟盒最具赌博色彩，在六七十年代，它是有“面值”的，大体以香烟的档次及罕见程度定分值，各院版本不一，看上去都是天文数字。我的印象是：大中华全无敌，工农兵半无敌，老牌（解放前或已经停产的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