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笼是还不到放炮的年龄的孩子过年挑着玩的，分球形和桶形两种，内置固定蜡烛用的铁片。灯笼都可以折叠，省着用，不必每年都买。灯笼和气球，一般百货商店都有售，年三十现买，也来得及。
六七十年代的过年方式，除了包饺子，与今天是大不一样的。那时没有春节晚会一说，一般人家也没有电视看，打麻将被视做违法行为。如在家里呆着，顶多是打打扑克。所以年三十晚饭后，院子里甚为热闹，有制造热闹的孩子，也有凑热闹的大人。孩子或打灯笼，或放炮，大人则遛达、观望、聊天，心态近似到清风寨作客的宋江。小点的孩子，鞭炮都舍不得整挂放，而是拆开了零着装进兜里。最初不敢用手拿，放在窗台上，一手捂着耳朵，一手用香点，人与炮的距离是一个手臂加一根香，点着后还得撒腿就跑。后来发展到一手持香，一手从棉袄外罩的兜里掏炮，点着后扔出去听一响，有时候还故意让手中的炮捻多着一会儿，从容多了。最后进步到放炮时敢捏着炮根不撒手。半大孩子则对此不屑一顾，他们或整挂地痛放大鞭炮，或放二踢脚。二踢脚的放法，一是手持，顶多戴着手套；二是把炮支在地上，发向对面楼的人堆，互相攻击，就演成了炮仗。孩子不管这些，越热闹越尽兴。这种无任何人组织，自发的没有歌声的年三十晚会，一般会持续至十点以后。大人们逐渐散去，回家打扑克、包饺子或睡觉。孩子还接着玩，各种犯坏的恶作剧，一般都发生在这个时候以后。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前面历数的各种年货，便进入享用阶段。那时没有庙会，兴邻居或同事之间串门拜年，家家提供的招待，都是味道一样而来之不易的花生瓜子和糖，你吃我的，我吃他的，他吃你的。区别在于糖果的质量，是普通杂拌糖，还在高级奶糖。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冰棍
除了一日三餐，其他时间吃的东西，都应该归入零食之列。吃零食不是孩子的专利，但只有孩子会把零食当回事，多少年后，他们开始干大事业，远离零食的时候，对小时候的很多零食的滋味和价钱，还留有清晰的印象。隔了多时或多年，偶尔吃一次，能让童年的时光再现。
冰棍
冰棍是夏天的第一零食。六七十年代，冰棍的品种不多，价钱只分两档—三分和五分。和今天五颜六色的花哨包装相比，当年的冰棍纸只是一种简陋而色彩单调的蜡纸。
三分一根的冰棍，又分三个品种：小豆、红果和一种粉色水果味的；五分一根的有巧克力和奶油两种。早些年还有一毛五一个的双棒冰棍和硬纸盒包装的冰砖，奶油味，一毛钱一个；晚些年雪糕问世，也是一毛钱一根。冰淇淋最常见的，是纸碗包装的那种，北冰洋牌，一毛五一个，用木头片 着吃，奶油味。
当年，冰柜尚少，只在较具规模的食品店可以见到。孩子买冰棍，主要依赖走街串巷的冰棍车。这是一种白颜色的木头箱式手推车，掀开盖，是一层厚棉被，起保温作用。棉被下面是几个敞口的暖壶，分盛不同品种的冰棍；也有的不用暖壶，直接把盛冰棍的纸盒子放在棉被下面。推车卖冰棍的，给孩子的印象一般是上了岁数的老人，胸前挂着带兜的长围裙。他们通常是在下午出门，把空车推到商店批发冰棍，然后在胡同或院子里边走边吆喝，如：“冰棍—三分五分—”或：“冰棍—奶油、小豆、巧克力—”有的干脆拉长了声只反复说一句：“冰棍—儿。”孩子对经常推车用方言吆喝着来卖冰棍的老头或老太太，模样和声音，都非常熟悉，三四十年过去，提起来，还能迅速浮现在眼前。
买冰棍时，都是先拿冰棍后付钱。有个军队院子里长大的朋友，小时候干过这样的事，三四个孩子连蒙带抢“买冰棍”。他们骗推车老太太说要买多少根，拿到手后，用孩子看家的一招—撒腿就跑。推冰棍车的尽是些小脚老太太，哪追得上他们，最后告到院里的有关部门，将作案的孩子一网打尽。当然，处理方式无非是退款，写检查，批评教育一顿。有的孩子发了点财，兜里有个块儿八毛的，就十根八根地狠买，把褂子上的兜揣满，见到要好的，就分一根。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上学的路上，等不到打预备铃时，这些冰棍早造完了。有时候一伙孩子和卖冰棍老太太起哄，张口买一块钱的冰棍，老太太连忙从冰棍车里往外掏，忙活半天把数忘了，只好抬头再问孩子：“几根了？”
冰棍的吃法也不尽一致。有的孩子图痛快，大口大口咬着吃，眨眼间一根下肚；也有的孩子愿意让冰棍在手里的时间尽量长一点，嘬着吃；据说最科学的吃法能两者兼顾，先咬着吃，及一半时，再嘬。吃冰棍各有所好，小豆冰棍最硬，愣咬弄不好就咯牙，但这种冰棍在三分一根的里最受青睐，往往供不应求。五分冰棍只有两种，巧克力的比奶油的受欢迎。
如今夏天一到，很多人家从商店整箱批冰棍，存在冰箱的冷冻室里。但对孩子吃冰棍，经常予以数量上的限制，这倒不是心疼钱，而是怕孩子吃起来无度，影响健康。当年孩子吃冰棍，同样会被限制数量，例如家长一天给六分钱，买两根三分钱一根的冰棍，这就是钱或曰经济条件所限了，和为孩子健康着想无关。现在是一级警督的胡英兰上小学时，有一次学校组织外出学工劳动，她事先在学校对面的冰棍车前买了一根三分的冰棍，还没来得及进口，集合的哨声响了起来，慌乱中过马路时不慎把冰棍掉在了地上，这件事不只是让她当时心疼了半天，而且及数十年也难以释怀。类似的事情，不少北京孩子都有切身体会。可见当年吃一根冰棍，对许多孩子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夏天孩子做赌博类的游戏，也经常挂冰棍作注。直至多少年以后，90年代，有一次我在安定门地铁站等人，看见一帮三四十岁的北京孩子在“敲三家”，规矩之一，是输者给赢者买冰棍，此举可谓发扬了他们孩子时代的传统。
冰棍的同类是冷饮。那时候品种也很单调，无非汽水、酸梅汤、酸奶三种。北冰洋汽水一毛五，冰川汽水一毛，酸梅汤一毛，酸奶一毛五。有的孩子或不耐烦，或渴急了，或嫌不痛快，拒绝用吸管喝汽水，而是对嘴吹。慢慢练出了对加了苏打的汽水的适应力。90年代有一年夏天和同事孟超上街，渴了。他不吃冰棍，非要喝汽水。记得售货员掏出汽水，他付钱后，一仰脖，零钱还没找回来，瓶子已经空了。这是我亲眼所见，把售货员也看呆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糖
糖，也是孩子常惦记的零食。
糖的品种很多，最便宜的是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牛奶糖二分一块），包装和味道都不能细品，反正吃起来有甜味，可以零售，甚至适应孩子的经济条件，以零售为主。那时小商店的柜台上，一般都摆着几个卧式玻璃瓶子，盛着各色零售糖，瓶口朝里。一些孩子以身试法，趁售货员不备，钩手伸进去抓几块，屡屡得手。我的朋友孟君就干过这事。当然，更多的时候是花钱买。孩子或捡，或从给家里买东西的余额里“截留 ”，或家长给点零用钱，或是申请来的专款，总之，兜里会经常有几枚论分数的硬币，干不了别的事情的时候，就买水果糖吃。有个朋友还记得最多一次花两毛钱买了二十块水果糖，装了半兜子，吃了一阵子。当然，孩子如果手里有更多的能支配的钱，就不再青睐水果糖了。一位在万寿路总后院里长大的孩子告诉我，他和另一个孩子有一次在马路边捡了两块钱，当然不会交给警察叔叔，他们就去翠微路商场买东西吃，买了什么，已记不起来了，但肯定不会是水果糖，否则不必如此长途跋涉。据他说，他们去了若干趟，钱太多了，一次根本花不完。两块钱，要真买水果糖，那就是200块，一天两块，够吃三个月了。赵福琪上小学一年级时，也捡过两块钱，他在学校（实验一小）附近的和平门大街路东一个小铺里全买了伊拉克蜜枣，售货员是一老头，开始以为听错了，问他：“是买两毛的吧？”福琪把票子亮了出来，答：“不，买两块钱的。”当年，伊拉克蜜枣大概四五毛一斤，两块钱蜜枣，老头用铁皮杆秤整称了两回。福琪张开身上的兜，根本盛不下，索性全倒进书包里。他吃了一路，也不过几斤蜜枣的多少分之一，剩下的大部分不敢带回家，索性倒进了护城河里。
糖也是一种家庭待客的常规食品。家里买糖，都是论斤，至少论两，不会论块买。一般商店里的杂拌糖，是按比例把若干种水果糖、奶糖、酥糖等掺和起来出售，看起来品种丰富，价钱便宜，一块二一斤，但显得有点大众化，不上档次，当中玻璃纸包装的，也就是点缀一下，且赶上什么算什么，顾客没有选择的余地。讲究点的人家，不买杂拌糖，他们会到大食品店如西单十字路口把西北角的食品商场或崇文门井冈山食品店，去有选择地搭配，北京的虾酥、巧克力，山东的高粱饴，上海的黄油球、大白兔和米老鼠奶糖都受欢迎。当年在大商场或大食品店买东西，天天排队，逢年过节，更是长队没边，即如张秉贵这样“一把抓”的优秀售货员，从早忙到晚，也难缓解排长队的势头。后来，上海奶糖在北京的市场上已轻易见不到，北京人到上海出差，首选商品就是服装和奶糖，一如东北人在北京采购猪肉。再后来，大概已经接近改革开放的时候，三里河那条街上，开了一家专营上海奶糖的商店，一时火爆。
有些孩子吃糖，是沾了得病的光。流行的说法是糖有助于医疗肝炎。而肝炎是一种传染病，为数相当多的北京孩子得过这种病，养病和恢复的时候，给孩子吃糖既是一种待遇，又有助于康复，家长自然配合，渐成习惯。病愈之后，家中糖罐或糖盒子里，便很少有空的时候。当然，一天吃几块，家长是要过问的。我的一个朋友，家里四个孩子，其父为四级工程师。他们家的糖盒子放在带锁的壁橱里，但钥匙放在不带锁的抽屉里。他有时候趁家长上班自己在家的当口，从抽屉里翻出钥匙捅开壁橱门锁，偷着拿糖吃。有一次作案间，其母借工间操时间回了趟家（他住的院子也是机关与宿舍一体），慌乱中他在壁橱里摒住呼吸，一动不动，待母亲走后才长出了一口气，有种历险的感觉。有时家长察觉到糖果看减，问起来都不承认。他一直以为只有自己偷吃过，几十年以后，兄弟姐妹聊天，他提起这件事，才知道他的姐姐和妹妹，也都干过。有个高我一级的同学，当年曾与人合伙，夜里撬过军院的一个小卖部，进去后看着满屋子好吃的，竟一时无所适从，不知道拿哪样好了。后来偷出来糖、点心和水果罐头，俩人不敢把东西带回家，就在游泳池边上一坐，狠吃了一通。此案至今未破。
有几种北京孩子常吃的特色糖，值得一提。一种是关东糖，棍状，麦芽做的，表面铺着一层滑石粉那样的白粉。初冬上市，吃起来先硬后粘，味甜但不骺得慌，有嚼头。这种糖可以论斤买，也可以论根零售。孩子花自己的钱，往往是买一两根，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