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格温多林说。
“当你变得越来越像个小孩，你会对自己不再知道或不再认识的事情充满好奇。保罗告诉我你一直很有探索精神的。当他在睡觉或忙别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老老实实坐在电视机前吗？或者你会不会想要出去走走但忘了该如何回家？你会不会对厨房里的所有按钮感到好奇而都按一遍？两岁的孩子不能打开门也不能够着厨台，可你行。所以我说，这得看你，没人能够预测出来。”他停顿了一下，“而且可能会情绪暴躁。”
“情绪暴躁？”我重复道。
“一半以上的病例都是这样。”他回答，“她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情绪暴躁。当然你是知道的。可你无能为力。如果真这样，我们会开些药给你。”
我很沮丧，甚至想到了死，可格温多林转向我说，“好吧，保罗，看起来未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得让生活充实一些了。我一直想去加勒比海玩一圈。回家的时候得先去一下旅行社。”
面对人类所能承受的最可能的消息，她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感谢上帝，让我和她共同生活了六十年，但我也诅咒上帝，他带走了我爱的女人的灵魂，而我还没来得及做完所有想对她做的事情，说完所有想对她说的话。
她过去很漂亮，现在依然如此。外表的美渐渐褪色，但内心的美永久不变。六十年来，我们一起生活，一起相爱，一起工作，一起娱乐。我们心意互通，我们比了解自己的口味更了解对方的口味。我们也有过争吵——谁能避免呢？——但我们每次都能在睡觉前就和好如初。
我们生了三个小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在越南战死，另一个儿子和女儿一直相互保持紧密联系，但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他们生活在几个州以外。
渐渐的，我们的社交圈也变小了，我们是对方需要的全部。而现在，我即将看着我深爱着的她一天天远去，直到只剩下个躯壳。
旅行很愉快，我们还一路坐火车去了牙买加中部的朗姆酒厂，在迈阿密待了几天再飞回家。她看起来是那么正常，和平时一模一样，我甚至开始怀疑卡斯曼医生会不会诊断错了。
但很快，噩梦开始了。没什么事情是找不到借口的，你可以说这些事情以前都可能发生过，但病情的确开始显现。某天下午，她把一块烤肉放到微波炉里，晚饭时候，我们发现她忘了开微波炉。两天后，我们一起看《马耳他猎鹰》，已经看过无数遍了，但她却突然不记得谁杀了汉弗莱·博加的搭档。她觉得那是雷蒙德·山得勒。可这是她多年来一直喜欢的作家的名字。除了情绪暴躁，卡斯曼医生预言的每件事都发生了。
我开始检查她的药。一共有五种不同的，其中三种药一天要吃两次。她从来没有少吃过一次，但不知为什么，剩下的药片数量总是不对。
我有时提起某个人，某个地方，某件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事，可三次里有一次她会反应不过来。我说那是因为她已经把它们遗忘了，她很难过。不到一个月，三次里两次都记不起来了。然后她也不想看书了。她抱怨说眼镜不好。于是我带她去验光，验光师给她做完检查后告诉我们，她的视力和两年前来检查的时候一模一样。
她一直在努力，做填字游戏，数学问题，一切能让她保持思考的事情来刺激大脑。但每过一个月，字谜和数学题都得降低难度，每过一个月，她做出来的题目都比上个月少一些。她还是很爱听音乐，还是很喜欢喂鸟，看着它们飞来争食。可她却不再能跟着旋律哼唱，不再认得出鸟的名字了。
她从来都不让我放枪在家里。她说，宁可让贼把东西偷光，也比在枪战中被打死好。那些都是身外之物，我们两个才是最重要的。六十年来我都遵照她的意思。可现在，我出去买了把小手枪和一盒子弹，锁在抽屉里。我担心有一天她会连我都认不出来，到那时，我告诉自己，我要先一枪打死她，然后再打死我自己。但我知道我做不到，杀自己可以，但要杀这个比我生命还重要的她，我做不到。
我是在大学里认识她的。她是个优秀的学生，而我只是个不那么成功的橄榄球三分卫，篮球替补前锋，高大强壮但是木讷。可她还是发现了我内心的一些东西。在校园里我一直注意着她——她那么漂亮，怎么可能不让我注意呢——可她总是和那些聪明的人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交集。我第一次约她还是因为一个兄弟和我赌十美元说她肯定不会给我机会。可不知为什么，她答应了。未来的六十年里，我都不愿意和她分开。有钱的时候，我们一起花，没钱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开心，只是生活简朴一点，外出旅行少一点。我们一起把孩子养大，把他们送去外面的世界，看着其中一个死去，看着另两个远走他乡开始自己的生活。我们重新回到最初的生活，两个人的生活。
而现在，每一天每一秒，她都在慢慢消失。
一天早上，她锁了厕所的门却忘了怎么开开它。她惊慌失措，听不到我在外面告诉她该如何做。我拿起电话，正要叫消防队，她却突然出现在我身旁，问我为什么打电话叫消防队，什么东西烧起来了吗？
“她完全不记得把自己锁在里面了，”我向卡斯曼医生讲那天的事情，“她一下子就不会开锁了，三岁小孩都不如，然后，她又突然打开了那门，一点不记得刚才还不会开锁呢。”
“病情就是这么发展的。”他说。
“再过多久她就不认得我了？”
卡斯曼叹了口气。”我真的不知道，保罗。你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最稳固的，所以有可能她到最后才会忘掉你。”他又叹了口气，“这可能需要几个月，几年，或者就是明天。”
“这不公平。”我呢喃道。
“没人说这公平。”他回答，“她在这里的时候我给她做了检查，对于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她的身体很好，心脏和肺都很健康，血压也很正常。”
她的血压当然正常了，我痛苦地想道。她可不用在散步的时候老是想着那个共度一生的人不再认识自己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想到她在散步的时候什么也想不了，我错了，当她的思想和记忆越来越快远离自己的时候，我却在同情我自己。
两周后，我们去超市购物。她走开去拿点东西——是冰淇淋吧，我想——等把需要的东西都拿好后，我向冷冻食品区走去，可她不在那里。我看了看周围，检查了附近的几个过道，都没找到她。
我叫了一个服务员去看看女厕所，还是没有。
我渐渐承受不住，开始惊慌失措。当我正要去停车场找她的时候，一个警察把她带进了商店，非常轻柔地拉着她的手臂。
“她晃荡地在找她的车，”他说，“一辆１９６１年出的纳什漫步者。”
“我们已经四十多年没用那辆车了。”我说，然后对格温多林说：“你还好吧？”
她脸上淌着泪水。“对不起，”她说，“我不记得我们把车停在哪里了。”
“没事的。”我说。
她不停地哭，告诉我她又多难过。很快大家都在看我们了，超市经理过来问是不是需要带她去他办公室坐一会儿。我向他表示感谢，还是那个警察，但决得她最好赶紧回去。于是我带她出去，开着那辆我们开了五年的福特车回家了。
我们到了车库，走出车的时候，她站住了，看着那辆车。
“真是辆好车啊，”她说，“谁家的？”
“科学家还不能肯定，”卡斯曼医生说，“但认为一定和贝塔淀粉样蛋白有关，在阿尔茨海默症和唐氏综合症患者里都发现含量过高。”
“你们就不能取出它吗，或者弄点东西来中和一下？”我问。
格温林多坐在椅子上，看着墙，就好像我俩远在千里之外。
“如果有那么简单，他们早这么做了。”
“是种蛋白。”我说，“那么是来自于某种食物了？有什么东西是她不该吃的？”
他摇了摇头。“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可这种是生命必不可缺的。”
“是在脑里的吗？”
“一开始是在脊髓液里。”
“好吧，那你们就不能把它抽出来？”我坚持问道。
他叹了口气。“当我们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它会在脑里形成斑块，而一旦开始形成，就无法逆转。”他疲倦地停顿了一下，“至少目前是无法逆转的。总有一天能够治愈。很快科学家就能延缓恶化，我想很可能过二三十年就行。甚至某一天能在胚胎时期就监测出贝塔淀粉的失衡，并在子宫里矫正完毕。正在一步步前进。”
“但格温多林是赶不上了。”
“是的，格温多林赶不上了。”
慢慢的，过了几个月，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她不再看书，但还时不时地看看电视。她最喜欢儿童节目和动画片。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会听到我爱着的那个八十二岁女人在跟着米老鼠俱乐部唱歌。我觉得如果电视台一直重播的话，她也会一遍遍地一直看下去。
我担心的那一刻在某个早晨终于到来了。我在准备她的早餐——一种她在电视广告里看来的谷类食品——然后她抬头看着我，我能感觉到她已经认不出我来了。哦，她没对我感到害怕，也没对我感到好奇，可就是完全缺少那种熟悉的感觉。
第二天我把她送进了专门的老年痴呆看护所。
“我很遗憾，保罗。”卡斯曼医生说，“但这是最好的选择。她需要专业的护理。你已经瘦了，睡眠不足，动作迟缓。谁喂她吃，谁帮她清洗，谁给她吃药，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
“是的，可这对我不一样。”我生气地说，“他们把她当个婴儿！”
“她就像是个婴儿。”
“她已经在那里两个星期了，可我从来没见过他们想要——真心想要——和她交流。”
“她已经说不了什么了，保罗。”
“她有话要说的，”我说，“一定在她脑里某个地方。”
“她的脑子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卡斯曼说，“你得直面现实。”
“我把她送去那里太早了，”我说，“一定有某种方法能和她交流。”
“你是个成年人了，除了外貌，她就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卡斯曼轻轻地说，“你们没有共同语言了。”
“我们有共同的一生！”我猛地说道。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站起身，径直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我觉得依靠卡斯曼是死路一条，我开始拜访别的专家。可他们和我说的都差不多。其中一个甚至还带我参观了他的实验室。他们在对贝塔淀粉样蛋白和一些别的东西进行各种化学实验。有很多鼓舞人的进展，但还没能快到足以治愈格温多林。
每天我都要两三次举起那把买来的枪，假装杀掉自己。但我始终在想：如果出现奇迹呢——医学的，宗教的，无论哪种。如果她又恢复回了格温多林呢？她会和一群老头老太待在一起，而我却已抛弃了她。
所以我不能自杀，可我也帮不了她，但我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一定有某种方法能和她交流，再次站在同一个层次交流。我们过去一起面对过很多难题——丧子，流产，看看我们的父母一个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