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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家约瑟夫·魏因加藤：
审美干扰镜干扰的是我们所说的联想型审美，而不是领悟性审美。这就是说，它并不干扰人的视觉，只是干扰对所看见的东西的辨识能力。安有审美干扰镜的人观察面孔同样可以做到洞察入微，他或者她可以辨认出对方是尖下巴还是往后倾斜的下巴，是挺直的鼻子还是钩鼻子，皮肤是光洁还是粗糙。只是对这些差异，他或者她不会体验到任何审美反应。
审美干扰镜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大脑里存在某些神经路径。所有动物都具有评价它们未来配偶的生殖潜力的标准，它们演化出识别这些标准的神经“线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作用主要围绕在我们的脸部，因而对于某个人的生殖潜力是如何显现在脸上的，我们的神经线路明察秋毫。你感觉某个人长得或者漂亮，或者丑陋，或者不美也不丑，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神经线路的体验。通过阻止专门评价这些特征的神经路径，我们便研制出了审美干扰镜。
由于时尚变化千差万别，因此有人觉得很难想像对漂亮的面孔有绝对的标准。然而，我们请来自不同民族的人排列面部照片，挑选谁长得漂亮，结果出现了十分明显的模式。连婴孩都对某些面孔表现出同样的偏好。这就让我们鉴别出人类评判美丑的某些固有特征。
也许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光洁的肌肤。相当于鸟儿鲜艳的羽毛，哺乳动物亮丽的皮毛。美丽的肌肤是青春与健康惟一的、最佳的标志，在每一种文化里都受到青睐。粉刺也许并不要紧，但看上去却像严重的疾病，因此我们觉得它难看。
另一个特征是匀称。我们也许感觉不出某人身体左侧与右侧之间的毫厘之差，可是测量尺寸表明，被列为最俊美的人也是身体部位最匀称的。匀称是我们的基因始终追求的目标，很难在后天发展。然而，任何一种环境压力——比如营养不良、疾病、寄生虫——往往会使人在发育期间产生畸形。匀称意味着对这些压力的抵抗。
其他特征与面孔大小有关。我们往往被那些大小接近人口平均值的面孔所吸引。这显然取决于你属于哪一类群体的人，但是接近平均值通常显示出基因健康。对人们一贯觉得具有魅力的平均值只有一种偏离，那就是对第二性征的夸张放大。
就本质而言，审美干扰镜就是使人对这些特征缺乏反应，仅此而已。审美干扰镜对美的时尚或者文化标准并不是视而不见。尽管你也许不会注意到涂着黑色唇膏的漂亮面孔与平庸面孔之间的差别，但如果黑色唇膏是时尚，审美干扰镜不会使你忘掉它。如果你周围人人都讥笑长着大鼻子的人，那么你也会效仿。
由此可见，审美干扰镜本身并不消除相貌歧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能做的只是使不同的相貌平分秋色。它消除内在的偏好，即先入为主的相貌歧视。这样一来，教育人们不要以貌取人就不会面临艰巨的斗争。理想的情况是，你从一个人人都接受审美干扰镜的环境入手，然后再推广并实现不以貌取人的风俗。
塔玛娜·莱昂斯：
这里的人老是问我，在塞布洛克学校上学、安着审美干扰镜长大是什么感觉。说实在的，当你年轻的时候，这并不重要。要知道，就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无论你伴随着什么长大，这对你来说似乎都是正常的。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其他人看得见，我们却看不见，但对这些东西我们只是感到好奇而已。
比如说，从前我经常和朋友们一块儿去看电影。我们试图识别出电影人物中谁长得漂亮，谁长得平庸。我们声称说得出来，可实际上单看外表却说不出来。只有根据谁是主角，谁是配角来判断。你总是知道主角比配角长得好看些。这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不过只要你看的电影中主角长得不漂亮，你通常都看得出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东西就开始给你带来烦恼了。如果你和别的学校的人待在一块，就会觉得自己怪怪的，因为你安有审美干扰镜，而别人却没有。并不是任何人都觉得这有什么了不得，但这东西却提醒你，有些东西你是看不见的。于是你开始找你的父母闹，因为他们阻止你看到真实的世界。不过，闹也没用。
塞布洛克学校创始人理查得·汉密尔：
塞布洛克学校是我们家庭合作社发展的产物。想当年，我们大概有二十多户人家，都想建立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社区。我们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是否可能建立一所可供孩子们选择的学校，会上一位家长提到传播媒介对孩子们的影响的问题。每一位家长的孩子都要求做美容手术，变得像时装模特那么漂亮。做父母的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总不能让孩子们与世隔绝。孩子们生活在追求外表形象的文化氛围里。
那大约是在对审美干扰镜的最后一波法律挑战尘埃落定，我们开始谈论审美干扰镜的时候。我们把审美干扰镜看作一次机会：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以貌取人的社会里，情况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抚育孩子，情况又会怎么样？
学校刚刚建立的时候，只招收合作社内部家庭的子女。但其他学校开始传播这个消息，于是过了不久人们就开始询问，如果他们不加入合作社，他们的子女是否也可以就读这所学校。最终我们把它建成了一所私立学校，与合作社分离，招生条件之一就是孩子在校期间，家长必须接受审美干扰镜。如今，一个审美干扰镜社区已经建立起来，这完全归功于我们学校。
雷切尔·莱昂斯：
塔玛娜的父亲和我经过反复考虑才决定送她到那儿读书。我们咨询了社区的人，发现我们挺喜欢他们的教育方式，不过说真的，访问了那所学校之后我才终于下定了决心。
塞布洛克学校的学生中相貌畸形的超过正常人数，如骨癌、烧伤烫伤留下的痕迹、先天缺陷。他们的父母送他们到这儿来读书是为了避免他们受到别的孩子排斥，这果然有效。我记得第一次访问学校的时候，一个班的孩子们，全都是十二岁，他们正在选举班长。选出的班长是一个女孩，她一边脸上长有烫伤的疤。但那女孩显得从容自在，在孩子们中间很受欢迎。要是在别的任何一所学校，孩子们很可能排斥她。当时我想，这就是我希望我女儿成长的环境。
女孩子们总是被告知，她们的价值和她们的相貌密不可分。如果她们长得漂亮，她们的成就总是会被夸大，如果她们长得平庸，她们的成就就会被贬低。更糟糕的是，有些女孩得到这样的信息：她们可以纯粹靠相貌生活一辈子，于是她们就压根儿不去发展自己的智力。我想让塔玛娜远离这种影响。
马丁·莱昂斯：
既然塔玛娜已经长大成人了，如果她决定关闭审美干扰镜，我倒并不在乎。这绝不意味着当年我们剥夺了她的选择。但是，你在度过青春期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少压力，同龄人的压力可以像压扁纸杯一样把你压垮。在我看来，变得迷恋于自己的外表形象就是又一种被压垮的方式，凡是能够减轻压力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长大成人后，你就能够比较正确地对付个人相貌的问题。你对自己的皮肤比较心安理得，比较自信，比较有安全感了。无论你的长相“好看”与否，你都更有可能感到满意。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相同的年龄达到这个成熟水平。有些人十六岁就成熟了，有些人则要到三十岁甚至更大年纪才成熟。不过，十八岁是法定的成熟年龄，到了这个年龄，人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决定。因此，你能做的只有相信自己的孩子，希望有最好的结果。
塔玛娜·莱昂斯：
对我来说，这确实多少有点离奇，好倒是好，就是离奇。就在今天早上，我把审美干扰镜关闭了。
关闭审美干扰镜挺容易的。护士在我身上贴上一些传感器，让我戴上这顶头盔，给我看一扎人们的脸部照片。随即，护士敲了一会儿键盘，然后说了些“我已经关闭审美干扰镜了”之类的话。我以为一旦关闭审美干扰镜后马上就会有什么感觉，但却没有。接着，护士再次给我看照片，以便确认效果。
我重新瞧那些面孔，其中一些面孔似乎……不同。它们好像容光焕发，或者说更靓丽什么的。这种感觉很难描绘。随后，护士给我看我的测试结果，读数显示我的瞳孔扩大多宽，我的皮肤的导电能力多大等等之类的。对于那些似乎不同的面孔，读数就高些。护士说那些是美丽的面孔。
护士还说，我会立刻注意到别人的长相如何，但要过一段时间我才会对自己的相貌做出反应，大概因为你对自己的面孔已经习以为常，反倒说不出什么来了吧。
她说的没错。我首先照了照镜子，我想我瞧上去还是老样子。打我从医生那里回来以后，在校园里看见的人的相貌明显各不相同，可是我仍然没有注意到我自己看上去有什么差异。整天我都在照镜子。有一阵子我担心自己长得丑，担心我的丑相随时都会出现，好像出麻疹什么的。于是，我一直凝视着镜子，等待情况出现，可是什么都没有出现。于是我想，也许我真的并不丑陋，要不然的话，我已经注意到了。但这意味着我真的也不漂亮，要不然的话，我同样已经注意到了，所以，我想这就是说，我长得绝对平庸。你知道吗？不折不扣的平常。我觉得这也不错。
约瑟夫·魏因加藤：
产生审美干扰意味着模拟某种具体的神经机能障碍。我们的做法是采用一种程序控制的药物，叫做神经抑制剂。可以把它看作一种选择性很强的麻醉剂，其激活功能和锁定目标功能都处于动态控制之下。我们将信号通过病人戴的头盔转输进去，从而激活或者灭活神经抑制剂。同时，头盔也提供细胞体定位信息，从而使神经抑制剂分子确定细胞体的三角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仅仅激活神经组织某一个特定区域的神经抑制剂，将那里的神经冲动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以下。
神经抑制剂最初研制出来是用于控制癫痫病的发作，减轻慢性疼痛。我们用来治疗了好几种这样的疾病，发现没有产生影响整个神经系统的药物副作用。后来，我们又研究出了不同的神经抑制剂治疗方案，用来治疗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毒瘾以及各种功能失调症。与此同时，神经抑制剂成为研究神经生理的一种具有非凡价值的工具。
神经病学家研究神经功能的一个传统方法，就是观察由各种神经机能障碍所产生的缺陷。显然，这种技术作用有限，因为由于创伤或者疾病所导致的神经机能障碍常常会影响多个功能区域。与此相反，神经抑制剂可以在神经最小的部分被激活，实际上是模拟一种十分局部化的神经机能障碍，这样它就绝不会自然产生。而且，一旦灭活神经抑制剂，“神经机能障碍”就会消失，从而使神经功能恢复正常状态。
通过这种方法，神经学家可以研究出各种各样的审美干扰。与相貌最密切相关的是相貌识别干扰，即没有能力通过面孔识别人。安有相貌识别干扰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