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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记起，夏天的一场暴雨过后，爸爸和妈妈站在屋外的柳树下，爸爸伸出手臂揽住妈妈，拂弄着她的黑发，又在她的前额上温柔地吻了一下。可这一切不属于我，我的爱里已掺杂了太多的痛苦，我总是孤单一人，守着我的山，我的森林，我的湖泊。那对年轻恋人的船就停泊在小岛边。）
我听见他们在楼下。
“安娜，我们能为这可怜的孩子做些什么呢？”
“塞缪尔，这对她太糟了，”妈妈叹息着，“我看她的情况会比我更糟。”她的悲哀渐渐逼近、淹没了我。
（姜倩 译）
星际旅行综合症
科幻作家历来是从大量阅读起步的。传统发展方向是朝向西部——从为杂志、书籍撰稿发展到影视剧本创作。马西森、埃利森、布洛克和斯特金就是如此成名的。这样的传统模式可能正在改变：好像往身后抛杜卡利翁石头①，新作家将在观看《星际旅行》电视系列片或《星球大战》电影的观众中冒出来。科幻作家创作也许会始于科幻电视或电影剧本。
【① 杜卡利翁——希腊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之子，赫伦之父。遵循其父的忠告，建一方舟。他和妻子皮拉成为毁灭人类的大洪水中的唯一幸存者。洪水后又遵奉先知教谕，将“地母之骨”（石头）抛向背后以复兴人类。他抛出的石子成男子，其妻抛出的成女子，这些人便是希腊人的祖先。】
戴维·盖罗尔德正是如此。（他１９４４年出生于芝加哥，原名戴维·盖罗尔德·弗里德曼。）他在洛杉矶长大，曾进过洛杉矶谷专科学校，在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课程，于１９６７年获加州大学诺思里奇学院戏剧艺术学听学位。之后，他创作了大量科幻作品，取得巨大成功。他在二十三岁读大学四年级时将《晾纸架风波》电视剧本卖给《星际旅行》电视系列片，几乎无可匹敌。他在雨果戏剧奖大赛中名列第二（埃利森的《永恒边缘的城市》夺得第一）。１９７３年盖罗尔德以他自己的经历写了本书，同年又创作了《星际旅行的世界》。
盖罗尔德又将剧本《我，马德》改编成《星际旅行》电视系列片中的一集，并以《云中沉思者》闻名。后他又为《星际旅行》创作了两个剧本，为连续剧《失去的土地》写了五个剧本；再后又为《星际旅行》写了一个系列：《星际旅行：下一代》，并为不少电视系列片写作或编辑，其中大部分与科幻有关。
盖罗尔德的小说创作始于短篇。 （他的第一个短篇是登在１９６９年１２月《银河》中的《关于一只白兔的预言》。）他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不少选集和更多的长篇小说。他的短篇收集在《找寻自我》（１９７２）中。
作为青年作家，他充分施展了其推销才能。他选编其他青年作家的作品，收在《第一星》（１９７１）、《世代》（１９７２）和《科幻小说重点工》（１９７４年与史蒂芬·戈尔丁合编）中。显然，这最后一个集子他们还想继续编写续集，但最后未能成功。他还编辑了《交替》（１９７４年与史蒂芬·戈尔丁合编）和《奇迹的上升》（１９７７年与史蒂芬·戈尔丁合编）。
盖罗尔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与拉里·尼文合著的《飞行的巫师》（１９７１），后被改编成连续剧，更名为《念错了的咒语》。１９７２年他出版了小说《太空摩托艇》、《昨日的孩童》和《当哈利一岁时》。１９７３年将《人猿行星大战》与《将自己包起来的人》改写成小说。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７ ８年，《月星奥德赛》和《死亡野兽》相继问世。接着，他以《人类大事》（１９８３）开始了《茨托之战》的系列。
《当哈利一岁时》、《将自己包起来的人》和《月星奥德赛》引起广泛注意。三部小说均进入星云奖提名的最后名单，前两部还闯入雨果奖提名的最后名单。盖罗尔德从电视行业起步，取得了成功。前两部小说也仔细探讨了传统主题。《当哈利一岁时》集中讲述智能电脑的悠久历史，包括盖罗尔德早期喜欢的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和阿瑟·Ｃ·克拉克的作品。另外也谈及Ｄ·Ｆ·琼斯的《巨人传·弗尔宾计划》来反思在改善人类环境和取代人类方面电脑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的反作用）。《将自己包起来的人》把他自己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罗伯特·Ａ·海因莱恩所倡导的时空旅行发展成极端的唯我论。《月星奥德赛》以另一种方式探讨了厄休拉·Ｋ·勒吉恩小说《恶魔的左手》中的性别角色。他的短篇小说《火星孩子》获１９９４年星云奖。
《找寻自我》发表在１９７２年出版的《危险的幻想》第二集中。盖罗尔德的小说继承了弗兰茨·卡夫卡和乔治·刘易斯·伯吉斯的超现实主义和荒诞派传统，带有西奥多·斯特金１９４１年幻想小说《最后的自我主义者》风味。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刘易斯·卡罗尔的幻想小说。
而在主题上，盖罗尔德表现了当代的机智和关注的焦点。他在灵感之路上走钢丝，一边是胡言乱语的悬崖，另一边是疯狂的海湾。
《找寻自我》＇美＇ 戴维·盖罗尔德 著
今晨我一照镜子，左眼瞳孔不翼而飞，虹膜也消失大半。原先长虹膜的地方现在只剩一块空洞的白斑和油渍。
起先我以为是隐形眼镜在作怪，但转念一想，我并未戴隐形眼镜。我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的眼镜。
那只空洞的眼睛向后盯着我，看上去怪怪的。我仍能看见东西，这叫我不安。我把手举在完好无损的右眼前，发现左眼视力丝毫未减。我片刻难宁。
如果左眼看不见了，我也不会惊慌，这只不过是夜盲而已。但瞳孔消失而丁点不影响我的视力——天哪，这出奇的吓人！这可能是重病的征兆。
我当然想到了找医生看看。但我一个医生也不认识，而且为了我的事去麻烦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还真有点不好意思。然而这只眼出了问题，还一直盯视着我。我最终还是去拿电话簿翻找一下。
电话簿好像是晚上才丢的。我一直用它支撑书架的一端，可现在它不见了。书架也没了——我开始猜测我是否遭劫了。
先是我的眼睛，再是电话簿，现在是书架，这些统统消失了。今天要不是星期二，我准会着急。说实话，我是急了，但星期二是我沉思默想事与愿违的日子。星期一考虑个人的事（如眼睛和电话簿）。到下星期一，还得先过上六天，我是抛开日程表，在一个星期二操起心来。等星期一我没紧要的事再找电话簿。
（我发现这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做法使我保持思路清晰——一定的时间内处理一定的问题，我能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但这眼睛着实让我坐立不安。它把我的办事顺序搅乱了。
我决定即刻采取行动。我出发去找电话簿，可找寻线路不见了。我被迫中途折返。
真难受——物品接连失踪引起忧伤的思绪。每当我要什么东西，它总不见，像是激我再找，跟我玩起了捉迷藏。而我早已厌倦这孩子气的游戏，便不再受它们的逗引和摆布，不找了。（让它们来找我吧！）
我决定自个儿走去找医生。（我没戴帽子。我怕我一找帽子，帽子也不见了。）
一出门，我发现过往行人都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不久我就想到是由于我的眼睛。我已将此忘得一千二净，没预先考虑到别人对此的反应。
我转身回去取太阳镜。但我想到一去找，准又无影无踪，便又转回来朝诊所进发。
“让它自己来找我吧，”我喃喃自语，想着那太阳镜。一个老太太一定是被我吓了一大跳。她回头盯着我，目光诧异。
我双手插入大衣口袋向前走。我一下就摸到左边口袋里一个硬邦邦的扁平物体。这是我的镜盒，里面装着太阳镜。它确实是自己找上门来了。想到我仍是生活用品的主人，东西失而复得，我不免心中得意。
我取出眼镜戴上，却发现左边镜片已呈奶白色。我审视自己的眼睛，发现目力穿不透模糊的镜片。我不再理会行人的注目，直奔诊所。
不过我很快发觉我是漫无目标瞎折腾。——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一个医生也不认识。我确信我去找个诊所准找不到。于是我站在人行道上喃喃自语：“让它们自己找上门来吧！”
我得承认我说此话心存疑虑——记得那太阳镜的事吧？——但我别无选择。等我一转身见身后有幢大楼，牌上赫然写着：医疗中心。我走了进去。
我走向接待员。我们相互对视。她直盯着我的眼睛（左眼），问道：“您有何吩咐？”
我答道：“我要见医生。”
“好。”她说，“有个医生现在去大厅了。如果你眼神好使，大概能看到他。瞧，他去那儿了！”
我随她望去，是的——有个医生正走向大厅。我清楚地看见了。他是医生，因为他穿着高尔夫球鞋和毛衣。他在走道上一拐弯不见了。我转身冲那接待员说：“我不是要去见医生。”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要医生来看我。”
“哎呀，”她说，“你为何一开始不这么说呢？”
“我想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也不太坚持。
“不，你没有。”她说：“好，说响点，我听不清。”她拿起麦克风说：“吉本医生，请到接待处来……，’然后她放下麦克风，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我等着，什么也没说。
不一会儿，另一个穿高尔夫球鞋和毛衣的人从旁边一扇门里出来。他看了看桌子后的接待员。她说：“这位先生要医生看看他。”
医生后退一步，看着我。上下打量完毕又让我转身。然后又仔细瞅我几眼，说声“好吧”就走回办公室。
我问：“完了吗？”
她说：“当然啦。你不就要这些吗？请付十块钱。”
“等等，”我说，“我要他看看我的眼睛。”
“哎，”她说，“你该一开始就说清楚。你知道我们都很忙。我们没时间老叫医生下来看看一个随便踱进来的人。你要是要他特别看看你的眼睛，你该说清楚。”
“我不要人只看看我的眼睛，”我说，“我要人治好它。”
“为什么呢？”她问，“你的眼睛出什么问题了吗？”
我说：“难道你就没发现？瞳孔不见了。”
“唔。”她说，“是不见了。找过了吗？”
“找过了。”我说，“都找遍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怎么也找不着。”
“你可能把它丢在哪儿了。”她柔声问道，“你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在哪儿？”
“不在哪儿。”我说。
“好吧。那是你的问题。”
“我是说昨晚我在家来着。我哪儿也没去！而且我现在不舒服。”
“你确实面色不佳。”她说，“你该看医生。”
“我已经看过了。”我说，“他去那大厅了。”
“哦，对。我想起来了。”
“喂，”我说，真有点生气了，“你能帮我与医生约个时间吗？”
“你要的就是——定个时间？”
“是的，就这些。”
“你肯定就只定个时间？你不会回头再抱怨说我们没照你的意思办吧？”
“我保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