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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才跟谁说话？”斯蒂文斯问。
我告诉他，凯尔文·罗斯是什么人。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说这是伦勃朗的画呢？”银行家冲着我说，“别人的不去说，伦勃朗的画我还是能识别的，你难道不相信这一点吗？”
我刚刚要告诉他说，我正是不大相信，就在这时，猛然想到，可能我以后还会不止一次地向他求贷。
“你听我说，艾伊莫斯，”我耍了个滑头说，“我只不过是不想预先把它的结局挑明罢了。他来到这里一看这画，肯定会认出这是伦勃朗的作品。”
我这一招使银行家得到了一些安慰。接着，我把多罗蒂叫来，请她洽谈帮凯尔搞飞机的事。我每说一个字，她那张薄薄的嘴唇就瘪紧一分，脸上表情不单是不满，简直象陈醋一样溜酸，要不是有艾伊莫斯在场，她一定会教训我，浪费钱财危害之巨。
看着多罗蒂，我明白了，在清教徒集会的时候，她为什么是那么快活。每年夏天，这种清教徒在维洛乌－格罗乌夫和附近的小城里一簇簇地出现。她一次也没有放过这些机会。至于是哪个宗教团体或派别组织的，这倒无关紧要。在炎热的夏天，她能在硬梆梆的石凳上坚持坐好几个小时，不断地往碟子里扔钱作为捐奉，并且非常得意地听着关于违犯教规者与地狱之火一类的胡说八道。她经常劝我光临这样的聚会，而且我有这样的印象，照她那坚决的说法，这样做对我大有稗益。但是迄今为止我都成功地放任了她的每次进攻。
“您去法院要迟到了。”多罗蒂的声音里明显地听出一种不赞成的意味，“今天审理的案件，您可是费了不少时间啊。”
这话应该理解为，我不该为乔治大叔白白浪费这么多时间。
只好到法院去。
休息时，我打电话去警察局，乔治大叙已经不在那儿了。
三点钟，多罗蒂来通知我，说凯尔文·罗斯五点钟到。
我请她打个电话给爱尔西，事先通知她，午饭前将有客人到我们家里来，也许还要留下来过夜。
多罗蒂不作声，但从她的眼神里看得出，她视我为野兽，假如爱尔西挑个好日子拿定主意离我而去的话，那是十分合乎情理的。
五点钟，我在机场迎来了凯尔。此前，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人们通过各种途径探听到专家要来，这位专家将要对一张奇迹般地落入乔冶·威特莫尔之手的古画作出自己的鉴定。
凯尔老多了，看上去要比我记忆中的形象更有派头些。然而，他象从前一样彬彬有礼，把自己的全副精力都放在艺术上。而且我一眼就看出，他确实很激动。据我估计，他有可能得知早已失落了的一张画，不管这张画的价值大小如何，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
我把汽车停放在广场上，然后就同凯尔一起到了警察局。
在那里，我把他介绍给我们的警察。
切特说，乔治依然杳无音讯。费了一番口舌之后，他把画拿出来放到桌子上迎着灯的地方。
凯尔走过去朝那张画看了一眼，突然呆住了，就象猎狗遇到了雌鹌鹑那样。他站在那儿看着，一言不发，围在旁边的人都尽量屏息静气。
凯尔终于从口袋里掏出放大镜，俯身到画面上开始一英寸一英寸地仔细察看。又过了令人难熬的几分钟，他立起身子对我说：
“约翰，请你把画竖起来……”
我把画竖起来，凯尔退后几步再次细细察看。然后，他略微弯下腰看了这边又看那边，眼睛却一直不离开画面，接着又走到桌子跟前，拿起放大镜。
最后，他终于直起腰来对切特说：
“十分感谢。我要处在您的地位，我将用您现行的全部力量来保护这张画。”
切持由于等得心焦，简直象死人一般，他也想知道凯尔的意见，可我事先已决心不给他提问题的机会，虽然我相信，凯尔不会高谈阔论。所以我急急匆匆把凯尔拉到街上，推到汽车里，我们在车子里面面相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假如我的眼力不错，而且我没有一下子把我所知道的画全都忘记的话，这是图鲁兹·洛特列克画的《穆棱－鲁日的卡德里尔舞》。”
这就是说，这并不是伦勃朗的画！我本来就该猜到这一点。艾伊莫斯·斯蒂文斯真是个好样儿的美术鉴赏专家！
“我敢用脑袋担保，”凯尔激动地说，“这是原画。要想把这张画复制得如此完美简直不可能。只不过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穆棱－鲁日的卡德里尔舞》这张画是在华盛顿，放在国家博物馆里。”
我心里忐忑不安，我真担心，如果乔治大叔真用一种奇妙的手法偷到国家博物馆去的话，那我们俩就完蛋了。
“图鲁兹·洛特列克的画从国家博物惊失落了，博物馆管理处在等待有朝一日有人会把它送回去，所以才秘而不宣，这是完全可能的。”凯尔继续说，“虽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他们会通知一些大型博物馆或者通知一些估价员。”
他困惑莫解地摇摇头。
“可是谁又能想到这一点呢，我真猜不透。当然，也有可能是把偷来的画卖给了一位收藏家，后者将悄悄地欣赏它。不过这得事先商定，此外，冒险购买象《穆棱－鲁日卡德里尔舞》这样人所共知的杰作的收藏家是不多的。”
我抓住他话头说；“那就是说，你排除了乔治大叔偷画的可能性？”
凯尔为难地看着我。
“据我所知，你的这个乔治大叔未必能有识别两幅不同的画的本事。”
“说得对。”
“那么，关于偷窃的说法就不成立了。看来，这张画他是从什么地方拣来的。可是，在哪儿拣到的呢？这可是个问题呀。”
我对此一点儿也帮不上他的忙。
“应该立即打电话到华盛顿。”凯尔说。
我们一起回到我的住处，开始工作。
多罗蒂在客厅里碰见了我。
“舍尔东·列伊诺利茨在办公室等您呢。”她冷冰冰地说，“是位空军上校。”
“那我就在这儿打个电话吧。”凯尔抱歉地说。
“列伊诺利茨上校已经等您一个多小时了。他好象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多罗蒂显然想让我知道，她不赞成我同文艺界的人打交道，更责备我同空军的代表人物会晤。她最生我的气的是，我居然临时通知爱尔西说有客人来吃午饭。我的女秘书确实光火了。但是她受的教养太好了，对我太忠城，就象忠于主人一样，所以在凯尔在场的情况下才没有跟我发火。
我走进办公室，列伊诺利茨上校已经在那儿了。
他显出极不耐烦的神情，坐在椅子边上，像打鼓似的用手指愤怒地敲着椅子。
看到我，他中断了他的音乐练习站立起来。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就是佩杰先生？”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我们握了手，他又坐到了椅子上，这一回他可是坐定了，我却提心吊胆地偎靠在桌子边上。
“我得到一些情报，说是你们城里有几桩离奇的……案件，”上校说，“而且与发现了某些物件有关系。我跟检察官说了，他吩咐要向您来请教这个问题。刚才提到的这些物件到底属于谁，这当中外象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是吗？”
“假如您谈的是我所受理的那一案件，那么根本就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提出异议，“我们的谈话所牵涉到的物件是我的委托人的私人财产。”
“据我所知，您的委托人从警察局逃跑了。”
“是失踪。”我纠正他的话说，“而且，他原先就是完全非法被捕的。他没有犯任何罪，不过是在街上走走罢了。”
“佩杰先生，这件事情的细节与我完全不相干。我所代表的空军部门只对您的委托人所拥有的物件感兴趣。”
“您看见那些东西啦？”
“没有，”列伊诺利茨摇摇头说，“检察官说，他要是允许我察看这些东西的话，那么您将会把他钉在法庭的十字架上。不过，据他说，您是个明理的人，在对有关问题的态度上……”
“您听我说，上校，”我打断他，“当存在着对我的委托人的财产的威胁的时候，我永远也不会是一个明理的人。”
“您知道您的委托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看来他跟您说过，这些物件他是搞哪儿搞来的吗？”
“我觉得这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我看到，上校对我的话一句也不相信，不过，我也无法怪罪他了。
“您的委托人没告诉过您，说他遇到‘飞碟’了吗？”
我非常吃惊，只好摇摇头。真新鲜！这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佩杰先生，”上校的声音变得非常严肃，“不瞒您说，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不仅对最高国防委员会，而且对整个民族都很重要。假如对方抢先拥有它们的话……”
“等一等，”我打断说，“您实际上是企图使我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类似‘飞碟’的东西，是吗？”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上校立即警觉了，“我只是问问……”
门被打开了一点儿，凯尔把头从门缝里伸进来。
“对不起，我打断了你们的谈话。我该走了。”他说。
“不，不，你别走，”我说，“爱尔西还等着你吃午饭哩。”
“我必须到华盛顿去。”凯尔不肯，“你的女秘书已答应送我到机场。如果驾驶员能在个把小时之内把我送回家的话，我就能赶上去华盛顿的班机。”
“你打电话给国家博物馆啦？”
“画仍是在他们那儿。”凯尔显出很窘的样子说，“不错，画可能被偷换过，但是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特别是警卫如此森严。我几乎没有想到，你会让我……”
“你做得对。不管怎么说，这张画确实在这儿。”
“可是它应当在华盛顿陈列！”
“如果是两张画。那就另当别论了！”我按捺不住说。
“不可能！”
这时我们俩争执起来。
“反正，看上去是这回事。”我仍不甘示弱。
“如果这张画放在可靠的地方，约翰，那我就放心多了。”
“警察局照管着呐。”
“我觉得，还是银行里的保险柜更可靠些。”
“好吧，我尽力而为。”我向他保证说，“国家博物馆的人对这事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也没说什么。他们感到震惊。说不定他们有人要到这儿来。”
“来好了。五角大楼的人已经在这儿了。”
我们握过手，凯尔就急忙出去了，我又在桌旁坐了下来。
“唉，跟您打交道可真不容易，”上校慢条斯理地开了腔，“什么东西才打动您呢，也许，爱国主义会管用？”
“就怕我还够不上是爱国主义者。我把话说在前头，我将让我的委托人也不要过分爱国。”
“要钱？”
“一大笔。”
“造福社会呢？”
“首先得证明确实能造福社会才行。”
我们互相注视着。列伊诺利茨上校没有使我产生丝毫好感，我对他同样如此。
电话铃响。这是切特打来的。
我刚拿起听筒，他就喋喋不休地发了狂一般的说道：“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