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的妈是个残疾人，这在开家长会前我一点也不知道，虽然我和他同学并同桌一年多，但我们的话题从来不涉及到父母兄弟，我一直以为他的妈妈和我们所有人的妈妈一样普通。
我是班委，在家长会开始前被老师安排负责接待，小林的妈来得很早，她象一只暗夜里的猫悄没声地从课桌间的狭道靠过来，带着谦卑的神态小声问：“我是小林的妈，他的座位在哪儿？”我不敢多看她，赶紧将她带到小林的座位上，小林的妈便在那个位子上低下头来，静悄悄地坐着，一直坐到家长会的开始。
开会的时候，我从窗外向里看，看到小林的妈脸红红的，那是因为班主任在夸赞小林的成绩怎么好，平时怎么有礼貌，对她的家教大加赞扬。大概是因为兴奋，小林的妈稍稍抬起一直低着的头，于是我可以看到她的独眼中有泪光一闪一闪。我好奇地偷窥着小林妈妈的脸，出于礼貌，在接待时我不能盯着她的脸仔细看，现在总算可以看个够。
我从没见过这么一张奇怪的脸，她并不是因为瞎了一只眼而残疾，而是那张脸上原本就只有一只眼睛，在我们通常称为右眼的地方，只有一个凹坑，上面是完整的与颊相接的皮，没有眉毛，连一条象眼睛的缝都没有。这样看来，小林妈妈的残疾是天生的，是生就的畸形。
后来我感到有人在拍打我的肩膀，于是回过头，刚好看到小林愤怒发红的眼睛，“你在看什么？”他恶狠狠地问。我支吾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想他肯定知道我在看什么，会生气是当然的，只好让他少生点气，于是我说：“其实……你妈妈从左边看过去是个大美人。”小林揪着我的领口把我拖到教学楼拐弯僻静的走道上，狠狠地给了我一个耳光，然后扬长而去。
那是我第一次挨男孩子的打，或者说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的脸被打红了，肿得很厉害，因此家长会结束后不能按老师的要求去送家长们。我坐在楼梯下的暗处看着满面焦急的老师四处找我，而小林则炫耀地挽着他妈妈的手臂专门绕着弯子从我面前走过。在走过楼梯口时，他装作不知道我在那里挽着他妈的脖子问，“妈妈，我表现得好不好？”他的妈妈，当然看不到周围有人，将头低下来，用额头顶了顶他的额头，笑着说：“当然好，非常好。”我知道，小林是故意的，他要报复我用异样眼光看他妈妈的行为，正因为知道他是故意的，那天我哭了好久，并发誓一生一世也一定要报这个仇。
那天以后我和小林基本处于绝交状态，虽然同桌，但半个字也不交谈，人人都知道我们交恶，但我们死也不说那是为什么，连老师对此也无可奈何。初中毕业后我们分道扬镳，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从此不通音信。
我在骨子里并不是一个规矩的女生，去了一个陌生而嘈杂的环境后，失去了以往熟悉环境里的种种羁绊，而父母又因为工作的繁忙而对我无法象以前那样严加管教，很快，用世俗的话来说，我“变坏”了，抽烟、喝酒、涂口红，成为不折不扣的不良少女。或许是叛逆期的来临，我开始讨厌一切条条框框，在夜晚的回忆中嘲笑曾经规矩老实的幼年时的影子，偶尔想起小林给我的那一耳光，便用烟头在蚊帐上烫个洞。
之所以一直没有被退学，一半是因为父母的恳求，另一半则是因为出于怪异的兴趣和天赋，我的理科成绩一直异乎寻常的优秀。学校本着“有教无类”的原则收容着我，而我也乖巧的不把麻烦带到课堂上去，这种微妙的平衡一直保持到我高中毕业那年为止，直到生物老师发现我夜间在实验室里做小白鼠与兔子的心肺互换实验，而被动手术的小动物并没有打过麻药的迹象时才被打破。校长在血淋淋的解剖台前面无人色，他失去了往日的儒雅，揪着我烫过的长发对我破口大骂，他说他从未教育出这么残忍的学生，他骂我不是女生，是恶魔。
我没有解释我打过麻药，虽然这实验并不是教学大纲中的要求，但我可以做得好，麻药没生效不是我的错，生物老师跟为实验室提供材料的人有买卖早就人人皆知，但我不想解释，我只是很讨厌校长揪我的头发，于是用解剖刀抵在他的喉咙上，让他放开手。
校长放了我，我回了家，从此离开了中学。
父母当然对我很生气，他们是有体面的上等社会的人，不可能让我如此游手好闲下去，用钱也好，通关系也好，反正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清晨，他们撬开地下室的门，把我养的白鼠、蛇和蜥蜴统统扔到大街上，然后命令我去大学报到。
我想是有人伪造了我的履历，并帮我通过了入学考试，但我不介意，我被安排学习生物，这正合我的意，于是，我接受了社会所给予的高等教育。
毕业的那年，系里的一个教授雨夜上街时被人谋杀了，凶手没被抓住，私底下有人说他一直在从事违法的人类复制买卖，这次是因为复制失败所以被报复。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那时我也刚刚开始从事这个行当。
我的不良记录使找我入伙的人认为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冲破伦理法律束缚，虽然人类复制被立法禁止，但法律永远只能约束守法的人。我并不否认拍搭们的看法，对于伦理与道德的问题我并不在意，我只对人的产生感兴趣，所以签订了契约。
教授被刺使我得到了他所有的资料，也接下了他未完成的订单。那是复制一个母亲，一个有名艺员的母亲。
我认识那个叫白燕的翘嘴巴艺员，打她还是个黄毛丫头的时候就认识，当年我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上学的时候，总在湖边的那条路上遇见她妈开着三轮车送她上学。她妈是个跛子，拖着一条显而易见因患小儿麻痹而留下的残腿。马路上开残疾人专用三轮车载人赚钱的不少，有真残的也有假残的，她妈看上去也象这一行中的一员，唯一与众不同的是每天载的都是同一个乘客，就是她女儿白燕。
我上中学时白燕还在上小学，丁点儿的小个子，鼻梁上架个大眼镜，丑得很。她妈可能是为了随时掌握白燕的动静，让人把三轮车改装过，把两个坐椅靠在一起，这样，白燕就只能和她妈背靠背地坐在车上，一刻也逃不过她妈的掌握。每天早上她妈突突地开着小三轮从我旁边超过去，白燕一边往嘴里塞包子馒头一边甩着两只脚，大大咧咧地丝毫不在意旁人眼光。
看见白燕我容易想起小林，他们在某些地方很相似，都说当父母难，可是堂堂正正的为人子女有时也更需要勇气，我知道他们有我没有的勇气，所以羡慕，但想起小林又容易让我想起那一耳光，所以我亦讨厌他们。
白燕的经纪人安排我们在蓝爵士酒吧见面，我喜欢那里的环境，没有什么嘈杂的人声，也没有鬼影幢幢跳舞的人群。叛逆期过了后，最近开始喜欢安静。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吧台边吹着Kenny G的《回家》，我陷在白色的沙发里，弹掉烟头上的烟灰，仔细打量自己涂成蓝色的指甲，我喜欢这个颜色，非常喜欢。
白燕抱着一个小包跟着经纪人走过来，她寒喧了两句便坐进了角落，虽然光线很暗，她还是戴着墨镜，那是因为她现在很出名，走到哪里都容易被她的影迷歌迷纠缠。
“给我。”我说，向小包伸出手。白燕犹豫着，似乎有些舍不得，于是我说：“要么你现在给我，要么你再抱着它回去。”经纪人拉了白燕一下，她不情愿的把小包递过来。那里面是她妈妈在世上仅剩的一块脑组织，她身体的其他部分已经在一场大火中烧得一干二净。
“一定要按照原来的样子复制，”经纪人认真地叮嘱，“连跛腿也要一模一样。”
“要健康的也可以，价钱还可以便宜一点。”我吐一个烟卷，把小包随意的拔拉到身边。
“不，一定要跛腿，白燕的母亲就应该是跛腿。”经纪人肯定的回答。
“哦，宣传的需要。”我笑，拿眼睛去瞟白燕。白燕开始嘤嘤地哭：“你知道……妈妈对我很重要，以前，她总是用三轮车拉我上学……”
我当然知道，知道得很清楚。
白燕要告别了，她还要赶到下一个片场，一部宣传正猛的偶像剧正在等着。
“我觉得你很眼熟，是不是以前见过？”她一边用粉饼补装一边问我。
“没有。”我不冷不热的回答，这个女人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黄毛丫头。
人都走了，我坐了好一会儿后，挟起小包走出酒吧。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细雨，我将风衣的领子竖起来，等着出租车的到来。
伞从旁边伸过来挡住了雨，往我身边站过来一个高大的男子。“陪我走一段路好不好？”他问我。我仔细地打量这张脸，下意识地认出他是很久没见的小林。“是小林么？”我问。“是我。”小林回答。“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我说。“关于我的妈妈，我有事求你。”小林说。
我们并肩沿着马路走下去。
“你知道，我的妈妈是天生畸形，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她，以前我还为此打过你，对不起。”他说。“那么，你不是为了抱歉专程来找我的吧？”我问。“当然不是，我是希望你能帮她重做一只眼睛。”小林忽然抓着我的肩膀说。他已经长成了个高大的男人，我知道他的力气很大。“你不该找我，应该找医生。”我说。“医生做不到，她那里的构造不行，除非换一个头壳。”小林急切地说。“你疯了。”我淡淡地回答，把烟头捺在他抓我的手上，迫使他松开手，“那种事我也做不到。”“你做得到！”小林狠狠地说，“我知道白燕在找人复制她妈，我是跟踪她来的。你能复制她的妈，就能给我妈换头！”我好奇地打量面前的小林，他急切的样子象是一只陷入绝境准备孤注一掷的野狼。
“那么，你有钱吗？”我问。“有！”他大声地回答。他说为了赚钱给他妈治眼睛，初中毕业后就再没读书，而是去做生意，倒黑货，只要是赚钱的事，什么都干过，为此吃了不少苦，牢里也进出过几次，但总算闯出了名堂，现在是个有钱的大款了。
“你有恋母情结吗？”我嘲笑地问。小林的眼睛发红，我知道他想揍我，但我不给他机会。“听着，这笔生意我可以接，但后果我不负责。这样可以吗？”我问。小林犹豫了。“现在你妈是独眼，可是你已经习惯，如果变成正常人，相应的很多事也会变化，这样也可以吗？”我追问。小林不回答。
我伸出手，拦住出租车，缩着脖子挟着小包钻进车里，在关上车门的时候，小林扑了过来。“可以！可以！什么都可以！我知道她一定愿意！”
我关上了车门，禁不住大笑起来，司机问我笑什么，我说：“这真是个不安份的世界！”
事情进行得缓慢而顺利，白燕和小林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母亲。小林妈妈的手术要容易些，我只是给她重生视觉部分，然后换了放置大脑的头骨，准确地说，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相比起来，白燕妈妈的重生则更具刺激性，我用我的双手从细胞开始重新制造了一个人，并因此而喜欢起这个见不得光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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