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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是咸丰帝灵柩回京的日子。咸丰帝仓皇出逃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永远不会再回到他从小生长的、以前从未离开过的皇宫。现在，他安静地躺在那方豪华的灵柩之中，人们很快开始淡忘他。如果他在天有灵，想必也会感到可悲可叹吧？
不知是肃顺等人的确命该如此，还是着实蠢到了家，以至于一错再错，他们安排载垣等随同两太后和小皇帝在避暑山庄丽正门外跪送咸丰帝灵柩启程返京，然后从间道先行，提前赶回京师，这样，圣体不至过于劳累，便于灵驾到京后，皇上在东华门外跪迎。而肃顺、仁寿、奕譞、陈恩孚、宋晋等人，则护送咸丰帝笨重的灵柩，从大道缓缓而行。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是皇太后的人，他们暗中监视着肃顺派的一举一动。这一安排又正中慈禧下怀，她抓住这一至关重要的机会，选用快班轿夫、日夜兼程，提前四天赶到北京，为发动政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政变更加稳操胜券。而八位赞襄大臣分散两处，载垣、端华等人不见肃顺，等于失去灵魂，遇事没有主张；肃顺一人在后慢行，遇事孤掌难鸣，也无能为力。肃顺等人也许还在尽情享受着驾驭最高权力的神气、满足、得意等快感，却浑然不觉慈禧和奕訢已经把刀架到他们的脖子上了。
第九章 辛酉政变（2）
据说，肃顺等人在返京途中也曾密谋过兵变，令载垣等人在途中将慈禧杀掉。但慈禧早有准备，命荣禄率兵迎驾，预防载垣暗下毒手，结果载垣没敢动手。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61年10月31日），两宫太后和小皇帝一行到达京郊，恭亲王奕訢出城迎接。当天，两宫太后在郊外宿次召见了奕訢，双方开始为政变做最后一项准备。那就是密商政变后的政治体制，也就是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时，肃顺等人的败局已定，垂帘听政势在必行，而奕訢呢，这位曾经与皇位擦肩而过的皇子，如今已是功高盖世，众望所归，手握实权。他早已盯上了这一次难得的争权机会，但不好直接提出。于是，他便策动其亲信、手握重兵的胜保上了《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亲王辅政折》。
胜保奏折首先就赞襄政务王大臣的不合法性进行了抨击。他说，肃顺等人辅政，是以他们自己代写的圣谕为依据，而且当时，先皇已是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所以未能择贤而任之，这是先帝的未竟之志。而现在，嗣圣既未亲政，太后又不临朝，谕旨尽出于八大臣。他们已开矫窃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如果循此不改，一切发号施令，真伪不分，这样，不独天下人心日行解体，恐怕外国人闻之，也觉于理不顺，势必招致天下大乱。胜保的此番议论，等于将肃顺等人置于矫诏窃权的位置上，这对他们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接着，胜保在奏折中又引经据典，论证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多有先例，而且合情合理。当务之急，应该因时制宜，不应拘泥细枝末节。
最后，胜保明确主张：“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
从胜保奏折的内容可以看出，胜保为政变成功后设计的政治体制，实质就是皇太后听政与近支亲王辅政相结合，太后听政其名，亲王辅政为实。至于肩负辅政重任的近支亲王，在胜保等人的眼中，自然非恭亲王奕訢莫属。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慈禧的目标是代行君权，个人专政，其内心深处并不想接受这种政治体制，但他不得不依靠掌握朝廷实权、具有崇高威望的奕訢和手握重兵的胜保，于是不得不暂且答应下来。
二十九日（11月1日），太后一行进城，留京文武官员身着缟素跪迎于道路两旁。銮驾回到大内皇宫，奕訢立即密陈在京政变部署情况，两宫太后听了颇为放心。
三十日（11月2日），两宫太后在宫中召见奕訢、文祥、桂良、贾桢、周祖培等人。慈禧面对众人，一把鼻涕一把泪，斥骂肃顺等八大臣大逆不道、飞扬跋扈、图谋不轨的种种罪行，众大臣愤慨无比。周祖培说：“何不重治其罪？”
慈禧顺水推舟：“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
周祖培答道：“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
说到这里，慈禧确信留京大臣对诛杀肃顺等人毫无异议之后，随即抛出早在热河期间就由醇郡王奕譞拟好的谕旨，交给恭亲王奕訢，当众宣示。核心意思有两点：一是要求王公大臣等妥议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亲王辅政；二是宣示八位赞襄政务大臣的种种罪行，谕令解除他们的一切职务。
刚宣读完毕，恰逢载垣、端华进宫上朝，见奕訢等王大臣竟在殿内，非常诧异，大声质问：“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訢答道：“有诏。”载垣、端华就更摸不着头脑了，毫不客气地责备两宫太后不该召见奕訢等人。太后大怒，立即传下另外一道谕旨，奕訢当场宣示：“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载垣、端华听罢如坠云雾之中，厉声斥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奕訢不与理会，一声令下，一群侍卫将其拿下，押到宗人府看管起来。
随后，两宫太后又以小皇帝的名义，火速发出密旨，命令正在回京路上监视肃顺的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相机擒拿肃顺，押解回京，交宗人府听候议罪。此时，护送灵柩的肃顺才行至密云县。监视他的仁寿、奕譞接到驰送而来的密旨，连夜率兵赶去，在卧室中将其拿获。肃顺这才如梦方醒，跳骂道：“悔不该早治此婢！”押至宗人府，碰见载垣、端华二人，肃顺怒道：“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无可奈何，答道：“事已至此，还说什么！”
第九章 辛酉政变（3）
这样，慈禧和奕訢集团经过紧密的配合和周密的部署，取得了政变的成功。
十月初六（11月8日），恭亲王奕訢等人公同会议八大臣八条罪状，而后，扔下两条白绢，令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则被无帷小车押赴刑场处决，在通往刑场的大街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人群中有人高喊道：“肃顺，也有今天啦！”于是人们纷纷以瓦砾泥土掷之，肃顺白白胖胖的面目很快就模糊不可辨别了。此人是条硬汉，行刑之前一路破口大骂，刑场上不肯下跪，刽子手用刀柄敲断他的两条腿，方才跪下。随着刽子手的鬼头大刀在空中划过一道银亮弧线，肃顺人头落地。接着，奕訢等王大臣会议提出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五人革职，发配新疆效力。
此外，慈禧和奕訢进一步肃清余党，将陈孚恩、黄宗汉、刘昆、成琦、德克律太等人革职，将太监杜双奎、袁添喜、王庆喜等发往边远地区充官兵奴仆。
此外，慈禧和奕訢非常清醒地知道，肃顺、载垣、端华掌权多年，其党羽遍布六部九卿，至于依附逢迎、巴结讨好者，在京师内外文武百官中，更是大有人在，但如果一一追究，广为株连，势必弄得人人自危，风声鹤唳，不利于笼络人心，稳定政局。为此，慈禧、奕訢在处死载垣、端华、肃顺之后，连下三道上谕，宣布其既往不咎之意，但内含肃杀之气，意在告诫宗室王公、文武百官，不得抗拒垂帘，否则肃顺等人前车俱在，必将严惩不怠。
二十九日，军机处将所查抄的肃顺家产账目及其来往书信，全部当众销毁。至此，人心大定。
辛酉政变，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转折意义。它在咸丰帝驾崩之后迅速爆发，是当时积蓄已久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咸丰时期，古老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年轻的咸丰帝力图振兴，迫切希望通过严刑峻法，大刀阔斧地改变统治阶级内部文恬武嬉、因循不振的衰败局面，而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迎合咸丰帝的旨意，惟严是尚，骄横跋扈，屡兴大狱，打击排斥一大批军机大臣和部院大臣，造成了官僚队伍的分裂，朝内人人自危，朝外民怨沸腾。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訢借议和之机迅速崛起，形成了以他为首，以文祥、桂良、宝洌А⑹け５热宋诵牡目梢院退嗨臣畔嗫购獾恼渭拧Ｏ谭岬奂荼狼跋Γ嗨诚仁橇ψ杌伥牵潭煲ス苹螅舨爰洌杀位实郏斐闪礁稣渭胖涞拿艹逋蝗缂谙摇⒁淮ゼ捶ⅰＯ谭峒荼溃湫幢ⅲ扑厝弧！�
政变之所以不经周折而迅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了绝大多数大臣的拥护和支持。政变之后，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得到协调，有利于政权、政局和人心的稳定，因此新的政权得到京城内外官绅、各国外交人士的广泛拥护，如曾国藩、李鸿章叹服政变为“自古帝王所仅见”之“英断”；吴云说政变后，“朝端肃清，政化一新”；英国公使普鲁斯更是欣喜地向本国报告：“大家认为其表现最有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对大清帝国新的政权显然充满期待之情。
辛酉这年，奕訢正值而立之年，慈禧27岁，慈安26岁。这样几位正值盛年、精力充沛、头脑敏捷、思想新锐的年轻人夺取最高统治权，他们将开拓老大帝国新的发展方向。
十月初五日，内阁公布取消肃顺等所定“祺祥”年号，代之以“同治”年号，决定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第十章 垂帘前的议政王专政（1）
政变刚刚结束，慈禧便对奕訢集团论功行赏。同时，加紧新政权的建设。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1月3日），一口气授给恭亲王奕訢三个要职：议政王、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清初努尔哈赤虽设过议政王，但授予多人，而非一人。皇太极继位，命总管旗务之八大臣与诸贝勒共同议政，议政王的权力大大削弱。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议政王权力进一步削弱，仅存其名，乾隆时即被裁撤。根据清代祖制，亲王、皇子不得干预政事，现在奕訢不但得以重入军机，而且一人独受议政王之职，这在清代历史上绝无仅有。初二日又被补授内务府总管大臣之职务。这样，奕訢身兼四职：议政王一职，众王之首；同时又是军机大臣之首；宗人府管着所有的满人贵族，内务府又掌着宫廷内部的所有事务。每一个职位都是显赫之极，奕訢集大权于一身，极尽荣宠，权倾天下。
不仅如此，军机处的人选也完全是奕訢挑定的。他们是户部左侍郎文祥、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洌В涣硗馑姑斡胝涞牟茇圭诰蟪忌涎靶凶摺Ｕ鼍θ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