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种种原因，朝廷没有聘请西医。后来，一位美国公使给清政府的报告中说：
“同治帝若以西医及科学方法诊治，决无不可医之理，决非不治之症。”
这样，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2日），同治帝在生病45天后死去。
同治帝的死，再次打破了奕訢与慈禧之间权力的均势，接下来是重要的权力继承问题，这时的慈禧已经可以抛开所有的顾忌，而独自一手策划第二次垂帘听政了。
按照清代的祖制家法，皇位的继承应该从皇族近支中选一位晚辈来继任。同治帝是“载”字辈，他的下一辈为“溥”字辈。“溥”字辈中，大家一致认为溥伦最为合适。因为溥伦是道光帝长子奕纬的长孙，虽然他的父亲是从别支过继过来给奕纬的，但名分上，溥伦还是道光帝长子的长孙，符合祖宗家法，名正言顺。但慈禧为了独揽皇权，坚决要立“载”字辈来继承皇位。因为如果让“溥”字辈当了皇帝，那她将会因孙为帝而被晋尊为太皇太后，那样也就再无机会垂帘听政、干预政事了。
慈禧不同意立“溥”字辈为帝，大家也无计可施。但同治帝死前，曾召师傅李鸿藻于病榻前，命其代草遗诏千言，有意将帝位传给载字辈中年龄最大的载澍。慈禧看诏后，愤怒地掷于地上。她心目中未来皇位的继承者，是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载湉其时年仅四岁，方便慈禧揽权；而载湉之母为慈禧之妹，将来即使皇帝长大成人，也会对慈禧恭顺，听她的话。
第十九章 再佐新皇（3）
所以，当同治帝死后，慈禧立即在养心殿西暖阁召集群臣，表明自己的心迹。她迫不及待地问众臣：“此后垂帘如何？”
枢臣中有人做答：“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
慈禧太后马上接下话茬，斩钉截铁地宣布：“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年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指与慈安太后）同此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醇亲王之子载湉。”
听到这出人意料的结果，奕譞碰头痛哭，昏迷伏地。
以上是《翁同龢日记》中关于这次选嗣立帝的记述。其中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经过十多年的垂帘听政，慈禧已确立了在最高统治集团中的稳固地位，所以她才敢说一不二；二是经过多次的打击、罢黜，奕訢的势力逐渐遭削弱，已经不是慈禧的对手，所以在选储立嗣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奕訢只能表示缄默，防止遭致其父子觊觎皇位之嫌。文武大臣见名望最高的恭王如此，也不敢多言。
次日，慈禧再次玩弄辛酉政变时的伎俩，命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垂帘章程，同时宣布，次年改元光绪。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载湉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接受百官朝贺，慈禧二度垂帘的局面正式形成。
奕訢则开始了不居辅政地位的第二次辅政。在当时列强环伺、险象丛生的局势下，他极力主张避免战争，以争取更多的自身建设的时间；他积极筹划海防，维护主权、收复失地；他设计近代化的总体蓝图，积极拓宽近代大机器生产的领域，加强信息手段和铁路交通建设等等。其间的阻力也可想而知，随着年龄的渐长和世事的变迁，他的锐气也渐渐在消磨，锐意改革的热情也渐渐冷却。
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初四日，在军机处当值19年可谓三朝元老的资深重臣文祥病故。文祥为人忠诚、开明而又善于照顾传统，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受欢迎的人物。他的死，对奕訢是很大的打击。奕訢于文祥逝世的次日亦即端午节时亲临哭祭，心情沉痛地赋诗一首以示悼念：
大旱甘霖望未成，霾氛光掩辅星明。
志安中外臣工瘁，功在旂常帝念萦。
正直一生惟谨慎，匡襄廿载矢忠诚。
从今别有盈怀泪，不向湘江哭屈平。
感念之情，跃然纸上。文祥是奕訢的左膀右臂。奕訢很贤明，也很有能力。但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他非常依靠文祥、宝洌У热顺鲋饕狻Ｋ枪餐Γ裙诵矶嗟哪压亍Ｎ南榈乃溃抟墒罐仍D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助手和高级参谋。从此，宝洌е辉谥卮笪侍馍戏⒈硪饧涂捶ǎΥ笾鞅实娜挝窬吐涞搅松蚬鸱业纳砩稀！�
沈桂芬是同治六年由奕訢引进军机处的。他以“洋务长才”著名，积极追随奕訢，推行洋务，在军机处与以传统“正学”自居的李鸿藻常意见相抵触。李鸿藻以“反对派”的形象存在于军机处中，常常反对并阻挠某些改革措施的实行，与沈桂芬有矛盾，不肯附和。
李鸿藻因是帝师，同时又深得两宫太后的好感，地位甚为显赫，且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政治保守的翰林、言官，形成一个有政治倾向的“清议派”（或称“清流党”）。沈桂芬感到势单力薄，于是召门人王文韶入军机处作为自己的支柱。光绪六年，沈桂芬死去，王文韶在两年后也被李鸿藻排挤出军机处。
奕訢在整饬官场、纠弹时弊、抵制宫廷违制行为等方面利用李鸿藻“清议”的势力，但在推行改革方面又提防着他们。由于日益感到自身孤立无援，他力图在主张改革的“洋务派”和主张保持传统的“清议派”之间寻求平衡，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这样，改革的步伐就逐渐放慢了，奕訢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刀阔斧，许多近代化的设想也因碍于守旧舆论而被搁置。
第二十章 慈安之死（1）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下旬，李鸿章不顾军机处令各地督抚原地维持地方不必吁请叩谒梓宫的寄谕，从保定的总督驻地赶赴北京奔同治帝大丧，他此行的实际目的是进京陈述其近代化的总体设想。他首先晤见了奕訢，双方意见一致，认为值此紧要关头，必须打破陈规，努力改革，实现近代化，这才是中国自强图存的惟一方法。李鸿章请奕訢向两宫太后陈述这种构想。
奕訢何尝不知道李鸿章所提建议的重要，数年前他也提过，曾有过宏图壮志，想要改变大清腐朽面貌，建立近代化新国家，但多处碰壁之后，很多计划都被搁置。如今，奕訢已不如当年那般有勇气和魄力了。此时的他不愿如教育大辩论时那样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像同治年间那样为太后一一剖断。多年的在朝经验告诉他，两宫太后也不能定此大计，但他还是设法让李鸿章三次觐见太后。李鸿章借机将其关于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全方位近代化改革的设想系统地向太后作了讲解。如奕訢所言，知识和经历均有限的太后也无法确定改革的正确与否。尤其对是否停止西征，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建设近代海军巩固海防的提议不置可否。
当时京内外大员关于停止西征、建设海军的观点形成两种对立的看法，即近代史上的“海防”和塞防之争。前者如李鸿章，主张停止西征，巩固海防；后者则主张应以塞防为主。双方争执不下。奕訢和他的智囊人员向来是重视海防的，但对这种各执一端的争论，奕訢认为，这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而是将有限的财力先用于何处的争议。如果能够开源和节流并举，是可以做到海防和塞防兼顾的。奕訢的观点遂成为大家一致赞同的观点。
军事上的近代化，离不开信息手段的近代化。同治十三年（1874年）台事钦差大臣沈葆桢在处理日本侵台事件时奏称：“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奕訢是早就想采用电报这项快捷方便的信息传播技术了。他详细向两宫太后讲解电报的功能，并说明信息手段近代化的重要性。两宫太后接受了奕訢和沈葆桢的意见，谕令沈葆桢等迅速办理闽台电报。英、美、德、法知道中国要铺设电报的消息后，抢先一步，诱使福州通商局草签了合同并开始施工，想借此攫取电报线铺设权。奕訢认为中国的电报一定要中国自办。他反复强调，并指示沈葆桢会同闽浙总督李鹤年“不在价值多寡”，宜及早买回、妥筹办理。但这时又出现了传统观念的阻碍。福建守旧士绅进言：“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架设铜线，如此不顾祖宗之丘墓之举，又怎能希望他们尊崇君亲上呢？面对以忠孝为护符的迷信论调，奕訢也无办法，闽浙设电报事因此久拖不办。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件更令奕訢棘手的事情。
英国早就觊觎中国西南，并着手组织探险队先行探测西南的地理资源。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英国第二次组织探险队进入云南边境时，与边民发生冲突。英国翻译马嘉里和随行5名中国人被杀，这就是“马嘉里事件”。事件发生之后，英国公使立即向总理衙门递送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交涉条件。奕訢与来京祭奠同治帝的李鸿章会商，认为需要通过处理马嘉里案调整中外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的策略。他认为处理中外关系，已经不能再按传统的观念行事，西方的国际关系准则不是不可接受的。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他认为当时只有总理衙门比较熟悉国际形势，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其他各部衙门及地方则与总理衙门严重脱节，地方官吏大多厌恶与外国人打交道，甚至无视中央外交政策，抵制既成条约，给外国侵略制造了口实。局部冲突足以影响大局。奕訢于是作出努力，并在赫德的斡旋下，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76年9月11日），李鸿章赴烟台与英人谈判，签署《烟台条约》，满足了英人的一些要求，但坚决拒绝了英方关于惩办云南官吏的要求。至此，马嘉里案才告一段落。
第二十章 慈安之死（2）
《烟台条约》签订不久，左宗棠呈上的关于西征军攻克新疆乌鲁木齐的奏报让奕訢兴奋了好些天。在报捷折中，左宗棠还特别提及军机处和户部筹措军饷是胜利的主要原因，特别向奕訢表示了真诚的感激之情。西征军的节节胜利，使盘踞新疆南八城和吐鲁番的阿古柏政权惶恐不安，英国方面想以代阿古柏政权乞降为名，阻止中国收复新疆，从而以新疆阿古柏政权为屏障，防止印度落入俄人之手。左宗棠的复函中透彻地分析了英人意图的本质，并充满必胜信心地称：“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奕訢见到前敌将帅有如此的见识和信心，就放手让左宗棠全力收复新疆。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四日（1877年12月18日），沦陷12年之久的喀什噶尔重回祖国怀抱，之后，南疆诸城全部收复。
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奕訢还积极扩展机器大生产的领域，发展本国工业。就在改革事业初见成效之时，光绪二年，南方五省发生大水灾并相伴随着社会风气的恶化，反对变革的清议派借此机会，以“灾异说”攻击朝政，称当时朝政为以恭亲王为首的枢臣所把持，腐朽拖沓至极，无法对当前灾害采取有效措施；进而又以“华夏优越论”反对中国的近代化，以“道德”和“清议”压制改革。改革再次遇到了重大的阻力。奕訢明哲保身，极力保持超然事外的态度。改革派人数虽多，呼声却很小。清议派因有慈禧做后盾，声势浩大，压过了改革派。改革派人士很是失望。
光绪五年三月（1879年3月），日本悍然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