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康熙帝命严加审训。 《南山集》案与当时诸王竞争储位不无关系。在
此案的审理过程中，江南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鹏翮互相攻击，趋于白热化，
噶礼借《南山集》案兴风作浪，以陷害政敌，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这些
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以结案时刑部等衙门的判决十分严厉：戴名
世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已故的方孝标应照大逆律锉尸，戴、方两族俱照律
连坐，为 《南山集》写序、刊刻以至贩卖者均依律治罪……。看来，法司要
兴动有如庄氏史案那样的大狱了，幸亏康熙帝很慎重，最终除戴名世处斩之
外，康熙帝对受株连者都做了从宽处置。康熙帝批准刑部追究戴名世等人的
文字之责，最后竟将戴名世处死，毕竟是他晚年的一个污点。
总的说来，顺、康两朝80年，除四辅臣擅政的短短几年外，清统治者还
没有借助文字狱镇压反清知识分子的政策意识，不少案件还是起于汉人之间
的构陷和倾轧。
雍正皇帝在位时期 （1723—1735）文字狱多了起来，现在能统计到的有
近20个案子。雍正朝的文字狱，以雍正六年（1728）开始立案追查的吕留良
诗文著作案为标志，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几起著名的文字狱
与康熙朝的文字狱有所不同，一般不带有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性质。从吕留
良案开始的后一阶段的文字狱，雍正帝的政治注意力转移到汉人的民族意识
上。
康熙六十一年 （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病逝于西郊的畅春园。
官书记载，帝弥留之际，下诏传立于皇四子胤禛，即雍正帝。照这种说法，
帝位的授受很清楚，雍正帝得位没有问题。然而，当时民间的谣言却特别多，
许多神秘的宫闱秘闻不胫而走，有的说康熙病重，胤禛进了碗参汤，皇上就
驾崩了，这是说雍正谋父夺位；有的说胤禛把康熙“皇位传十四子”的遗诏
做了手脚，改“十”为“于”字，这是说雍正矫诏夺篡。诸如此类的流言后
来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不少被人利用做号召人民起来反清。因此，在他即
位的头几年，迭兴大狱。不管是雍正的宿敌，还是曾为雍正的鹰犬、后来又
跋扈起来的权臣，不管是满洲权贵，还是汉族官员，只要对皇权构成了威胁，
那就一律加上“朋党”的罪名，格杀勿论，毫不留情。
汪景祺是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人，究其原因，是他依附年羹
尧，雍正为了革除朋党的弊病，就拿他开了刀。汪景祺，号星堂，浙江钱塘
人，少年轻狂，康熙五十二年 （1713）才考了个举人，雍正二年（1724）他
离京往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处找职位。胡是年羹尧亲信死党，年羹尧任川陕总
督，极受雍正宠信。汪景祺借胡期恒这层关系，上书年羹尧自荐，在信中极
尽阿谀谄媚之能事，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韩锜、范仲淹比起年大将军
都不过是小小角色。在这封信快到结尾时，汪景祺说如果不熊瞻仰“宇宙之
第一伟人”年羹尧，那么这辈子就白活了。就这样，汪景祺成了年羹尧入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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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宾。
可惜好景不长。年羹尧恃宠而骄，擅作威福，植党营私。当年九月雍正
帝命将年从杭州解京治罪。在查抄年寓所时，发现了汪景祺所写的那封信，
雍正阅后，恨得咬牙切齿。果然，十二月刚处决了年羹尧，便把汪景祺照大
不敬律立斩，罗列的罪状有：（1）汪景祺的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意在
讥讪康熙皇帝； （2）讥诽康熙的谥号不宜称“圣祖”。汪景祺《西征随笔》
的稿本如今还在，上面并没有“皇帝挥毫不值钱”这样的诗句，从《西征随
笔》内容看，汪景祺不过是个浮躁轻薄的文人，他也没有什么官职，根本算
不得年党。但汪景祺妄议朝政，却正是雍正帝最厌恶的朋党恶习。按照雍正
帝的命令，汪景祺的头颅要长期悬挂在宣武门外菜市口，以警戒汉族士大夫
和普通读书人。
雍正朝前期的几起文字狱都是雍正帝巩固皇位这一总的战略部署的一个
组成部分，它们明显地带有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性质。
从雍正中期的吕留良案开始，文字狱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这起大狱是雍
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静、张熙策动手握兵权的岳钟琪谋反案引发的。曾静被捕
后，供称他的反清思想来源于死了快50年的吕留良。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
理学家，浙江石门人，康熙十八年浙省官员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
被他坚拒，以后地方官又以“山林隐逸”相荐举，他索性出家当了和尚，以
示根本无意给清朝当官，可见他是一个很重民族气节的明朝遗民。
曾静读了吕留良评选的时文，导致了反清的实际行动，责任应当曾静自
负；但追本溯源，雍正帝也很合乎逻辑地得出了“曾静之反清，惟吕留良是
问”这样的结论。无论出于为清朝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还是为了洗刷旁人
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维护个人私德的清白，雍正帝都忍无可忍。经过周密
准备，他终于在雍正七年五月亲自发动了这起集中打击吕留良的文字狱。直
到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这件文字狱才告结束，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吕留
良长子吕葆中及学生严鸿逵戮尸，吕的另一子吕毅中及学生沈在宽斩决，其
他被株连的人也受到极其严厉的惩处。
自从吕留良案揭发出来，文字狱出现了新的动向，被用来作压制部分汉
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武器；同时，告讦峰起，文字狱多是自下
而上举发的。这与雍正前期的文字狱迥然有别。
雍正八年 （1730）翰林院庶吉徐骏被人告了，说他“思念明朝，大逆不
道”，罪证是他的两句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经刑部
审讯，雍正帝批准，把徐骏杀掉了。但无论如何，“明月”、“清风”之类
的诗句绝不会隐伏着厌清思明的政治深意，徐骏以此被诛，实在冤枉之至。
紧接着发生屈大均著书案。屈大均有极其强烈的反清民族思想，他的诗文充
满了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雍正中期以后的文字狱虽说开始转化为镇压汉人
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气节，但实际情形还很复杂。
由于受到吕留良案的强烈震动，文字狱开始向社会纵深处蔓延。一些地
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升官之捷径，而心黑手狠的歹徒为陷害别人，也动
不动检举出耸人听闻的文字逆案。雍正中期以后的十几起文字狱几乎都是这
样搞起来的。雍正帝对这类小案子并不十分感兴趣。他虽然制造了几起大案，
但无意于让地方官吏都来效仿，也没有亲自督责各省督抚、学政去挑剔文字。
既然雍正帝如此高度重视风俗人心对巩固政权的作用，地方官员对文字
作品反映出来的危险思想也不敢掉以轻心。雍正中期以后，文字狱从朝廷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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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到了民间，是很自然的。如果雍正帝长寿，文字狱恐怕还会泛滥起来。可
庆的是，雍正帝在位仅13年便猝然离世，新即位的乾隆皇帝为争取人们对新
政权的支持，另有一套施政方针。
到了乾隆时期，文字狱有增无减。乾隆皇帝不同意他父亲雍正皇帝的看
法。他觉得承认满族是“夷”不妥当，就把《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全部
收回，又下令把曾静、张熙再抓起来，凌迟处死。他当皇帝60年，文字狱是
康熙、雍正两朝的好几倍。
乾隆皇帝下令大肆搜查犯有嫌疑的野史诗文。有举人写了几首诗中有“大
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句子。
乾隆皇帝认为“壶儿”就是指“胡儿”，“搁半边”是要推翻清朝；“明朝”
本来是说“明天早晨”，乾隆皇帝却硬说是指明王朝；“去清都”本来是说
到北京去，可他认定是指废弃清朝。当时，写诗的那个举人和他的儿子都已
死去，只有两个孙子还活着。乾隆皇帝下令将死了的鞭尸，活着的砍头。当
地的布政使，也因防范不严，失职获罪，被砍了头。还有一个人写了一首诗，
其中有两句是：“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结果被判了死罪。
朝廷规定，不论诗、文，只要里面有“夷”“狄”“胡”等字眼，就是
攻击清朝，就要砍头处死。汉族人如果用这些字眼，会招来杀身之祸。
清朝统治阶级大兴文字狱严重阻塞了进步思想的传播和科学文化的发
展。当时的知识分子一举手，一投足，稍不注意，就要得罪统治者。一些文
人学士只好逃避现实，埋头整理古代典籍。清朝统治者极端专制主义的统治
以及文人们“避世”的治学方法，使清朝的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越来越僵化，
变得像一潭死水，毫无生气了。而这一时期，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
发展的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同西方相比，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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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尼布楚条约
清朝康熙初年，沙皇俄国开始向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流域扩张。有组织
的俄国匪徒经常侵入中国边境抢劫当地人民的貂皮和粮食，杀人放火，奸淫
妇女。当地的达斡尔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恨透了这些吃人的恶魔，都
叫他们“罗刹”。沙皇俄国先后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了雅克萨和尼布楚两个据
点，想把它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
沙皇俄国这样肆无忌惮地吞并黑龙江流域的领土，清朝政府当然不肯答
应。中国军队多次前去驱赶侵略者。可是，每次中国军队得胜回师之后，沙
俄匪徒很快就又卷土重来。沙俄侵占东北边境，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威胁了中国人民的安全和清朝的统治，而且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是清
朝的发祥地，清王朝自然不能容忍俄军侵占这里，驱逐俄军，收复失地是清
朝统治者的强烈愿望。康熙早已看出，来自沙俄的侵略不可低估，即位后即
密切注意着东北的边防，他的抵抗侵略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满清
入关以后很长的时间内，清政府正集中全力对付各种军事危机，争夺对全国
的统治，不可能用很多力量去顾及黑龙江的防务。直到1681年（康熙二十年）
平定“三藩”叛乱之后，才把注意集中到东北，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准备。
“三藩”叛乱平定之后，内地比较平静了，康熙皇帝决心要彻底解决东
北边境的沙俄侵扰问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亲自到了吉林，在松
花江上乘船勘测地形，了解情况，并决定增加兵力，镇守黑龙江地方。同时，
他又写信给俄国沙皇，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