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船舱，船已开了，徐徐地离开了码头。
且说这两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他们两人是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一个秘密的大会，他们刚刚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也没有让亲友送行。旅费是由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划的。船票也是他找人买的。
毛、何二人身穿长衫，上了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船就拉响了汽笛，离了岸。
何叔衡搓着双手，道：“好险啊，再晚一步的话，我们就失之交臂啦！”
“是啊，赶的早不如赶得巧。”毛泽东也庆幸着。
应该说，这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13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平）、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最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不过是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15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一色的知识分子。应该说毛泽东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7月23日正式开会，最后一天（31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毛泽东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书呆子’‘神经质’。”
出席这次大会的其他一些代表记下了他们对毛泽东的印象。张国焘，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对手，他把毛泽东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衫，也脱不掉湖南人的土气。但他的常识相当的丰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坠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另一个早期共产党员写道：他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很难见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①
……
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何叔衡于1921年8月回到长沙，积极投入到建立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他和何叔衡、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组织湖南共产党的问题。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于1921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建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任支部委员。下面党员有彭璜、郭亮、彭平之、陈子博等10人。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级党支部成立。
支部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组织成为了当误之急的工作。毛泽东采取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一方面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内个别地吸收先进青年团员入党，同时也注意发展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入党。
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成员多次到长沙湖南第一师范、省立一中、长郡中学、商业专科学校进行工作，发展党员，建立支部，还在安源、衡阳等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1921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夏明翰赴衡阳找省立第三师范的进步教师和学生谈话，开座谈会。他给师生们讲历史上农民造反的故事，分析历代农民起义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并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说明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师生们很受启发。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创建共产党的工作，不图形式，扎扎实实，认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建党，从而为创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湖南的建党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受到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特别重视和多次表扬。
后来，湖南涌现一大批优秀党员领导骨干和卓越的革命领袖，如何叔衡、郭亮、夏明翰、方维夏、谢觉哉、罗学瓒、蒋先云、黄静源、陈昌、张昆弟、蔡和森、向警予、柳直荀、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夏曦、李维汉、李立三、刘少奇等等，这不是偶然的，它和毛泽东卓有成效的建党工作紧密相连。
第七章 献身“工运”“工运”的领头人是咱毛泽东
公元1922年1月16日夜。
这是一个阴霾的夜晚。天狗吞吃了月亮。夜黑如墨。湖南军阀赵恒惕秘密派兵跳入了湖南劳工会的高墙，将劳工会两位卓越领导人黄爱、庞人铨秘密逮捕，未经审讯，即于第二天将他们绑赴浏阳门外斩首。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毛泽东立即组织人员营救，可是没想到，没等他们工作到位，这两位劳工会领导人便人头落地。
省政府的布告贴在街心，上写着黄爱、庞人铨的所谓罪名：“盛倡无政府主义，假劳工会名义煽惑人心，近复秘密收买枪支，勾结匪徒，乘冬防吃紧，希图扰乱治安。”随后，湖南劳工会被武力解散，《劳动周刊》也被查封。
“中共一大”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在此以前，中共党组织议决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尔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建立了五个分部。毛泽东时任湖南分部主任，负责领导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
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中，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因此正确引导、充分发挥劳工会代表工人利益的积极作用，肃清无政府主义对劳工会的影响，就成为毛泽东争取劳工会的主要工作。
眼看着劳工会成了自己的组织，敌人却下了死手。毛泽东对黄爱、庞人铨被害极为悲愤，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和稳定工人情绪。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工人们在船山学社召开两次黄、庞追悼会，并发纪念刊。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稳住阵脚，对赵恒惕进行坚决斗争。
赵恒惕害怕群众舆论谴责，将湖南各地报纸严密封锁，不准刊登与此事有关的任何报道。对此，毛泽东派李立三到常德动员黄爱的父亲同去上海，控诉赵恒惕的罪行。不久，毛泽东自己也经武汉到上海，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运动。毛泽东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黄、庞追悼会上报告了黄、庞事件的经过，号召人民向黄、庞学习。
此时，毛泽东还决定进一步揭露赵恒惕的假民主，倡议劳动立法。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利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时机，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要求“自治省的湖南”，更注意劳工的三件事，即“一是劳工的生存权，二是劳工的劳动权，三是劳工的劳动全收权”。他批评省宪法“虽然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他提醒人们不要对省宪法抱有幻想。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把劳动立法作为党“目前奋斗的目标”之一。“中共二大”进一步提出“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行为劳动立法的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贯彻中央决定，于8 月向全国各地工会发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
毛泽东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通知后，积极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并同总部负责人邓中夏以及上海、武汉、广东、北京分部负责人联名向众议院递呈“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19条，要求众议院采纳通过。
9月6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励进社、长沙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组织湖南劳动立法大同盟、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并以各工会、各公团的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19条。为扩大影响，分部还将电文发送北京《晨报》、汉口《工人周报》、上海《大公报》、《民治日报》等报刊，并请它们转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团体，请报界、工界和各界“大力公道，大加赞助”。
为推动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迅即组织湖南劳动立法同盟。经过数日的酝酿筹备，于9月17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开成立会。长沙泥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理发工会、工友励进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的代表20余人出席，会议讨论了如何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并以新成立的同盟的名义发表通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看到各地劳动立法运动已经发展起来，遂召集北方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开会，并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以扩大声势，促使国会通过劳动法案。但直系军阀政府把“制宪”和“保护劳工”只是作为欺骗人民的幌子，而“国会议员历来无恶不作，声名狼藉，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此次宣言制宪，无非为恢复已失之声誉，根本就无意制宪。”劳动法案大纲19条被“国会”否决了。但是，劳动立法运动通过广泛宣传劳动法案大纲，使争取工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劳动组合权的呼声，深入人心，成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工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不过值得提一笔的是，1922年11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毛泽东当选干事局总干事，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这样，劳动立法运动之后，湖南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很快投入罢工斗争中，在毛泽东及中共湘区委的领导下，湖南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长，均获胜利。毛氏三兄弟在这些罢工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湖南广传佳话。
第七章 献身“工运”“咱们的毛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