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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特色的是东北地区土匪的“季节婚”。东北的土匪和马贼有“猫冬”的习俗。入冬以后，天寒地冻，山高路远，人烟稀少，难以行劫，他们就按财产多少，先分了“红杠”（钱），再散伙各找过冬安身的地方。有些土匪就在车店落脚，因冬季漫长，土匪马贼在店里呆烦了，想要“压红窑”（找个女人陪着），往往就对掌柜的姑娘起了歹心，甚至逼迫成婚。
当然，也有的店家因为看中了马贼的金银财宝，而顺水推舟，成全好事。另外，还有一些浪漫动人的传说，马贼和店家女相亲相爱，结了良缘，过了一冬的美妙生活。开春一走，难舍难分。于是，就有店家女和马贼一起出走，投奔山绺的。而多数是开春一走了之，扔下老婆孩子，到冬天再回来，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婚姻形态——季节婚。季节婚是典当婚的变种，往往是这个马贼走了，到冬天另一个人又来了，还找这个女人。一来二去，这个女人就属于众多的男人，而且是土匪马贼们的人。到这些人一走，女人就开始守活寡，守不住的，就作了暗娼。此外，也有一些车店做些“拉皮条”的勾当。比如，当地有些日子过得特别艰难的人家，尤其是那些家里男人岁数大，又没手艺，光靠种地养活不了家小的人家，或者男人有残疾，生活重担不得不落在女人肩上的人家，店主看准了这样的居户，每当土匪和马贼来店“猫冬”时，他们就给穿针引线，让二者喜结“良缘”，这又形成了一对一对的“季节婚”，店主则从中渔利（鹤年：《旧中国土匪揭秘》，第215～216页）。
丧事对土匪来说，可能比常人更为普遍。他们很少有寿终正寝的，不是在官军的剿匪行动中被打死，就是遭擒后被“正法”，或者在内讧中被殴毙。匪徒死后，要举行葬礼。埋葬时，大当家的点上香，别的匪徒则一齐跪下，大掌柜的说：“江湖奔波，人老归天。兄弟你走了，大伙来送你！”另有一个小崽子给烧纸。
有固定居所的大绺子，办红白事时一般也请“鼓乐班”来。他们对鼓乐班大都比较客气，也给定钱。鼓乐班也不怕胡子，因为胡子一般不抢他们。鼓乐班来到绺子，头一通都要吹《九条龙》。据说十八罗汉外行，每两人骑一条龙，十八罗汉骑的就是九条金龙。所以，不管是喜事还是丧事，《九条龙》是必备曲目，鼓乐手们坐棚吹奏，悲悲喜喜，变化自如。至于一般的小绺子和行走无定的土匪是不请鼓乐班的。
匪患的肃清历代政府的治理方略
一时一地的股匪，普通民众或可抵御，而到处蜂起、横行无忌的众多土匪还得依靠当局的治理。统观历代政府治理匪患的方略，简而言之，不外乎剿、抚和剿抚兼施三种。
1、武力剿杀
由于土匪具有天然的反政府性和反社会性，轻则危害一方百姓，重则危及当局的统治，所以，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力量允许，官方对土匪都要严加痛剿，或督策地方官吏密网搜捕，或征调大军武力围剿，对于捕获的土匪更是严刑惩处，或斩首示众，或凌迟处死，以告诫人们不要走上违法的“危险之路”。
晚清时期，面对日益猖獗的土匪活动，清朝政府屡屡派出大军，奔赴各地进行围剿，对剿匪执行不力者，则严厉惩处。比如广西匪患严重时，清政府就曾撤换剿匪不力的广西巡抚王之春、提督苏元春等地方大吏，后调四川总督岑春煊为两广总督兼办广西军务，耗银数百万两，调动两广、两湖、云贵、福建等省兵力，频频攻迫。到1905年，各大股如李二、覃老发、罗万起、沈少英、王和顺、黄五肥、覃三等均逐股剿灭。再如，太湖水盗为害甚烈时，清政府集合江浙两省的兵力联合防守、合力会剿，“江有警则浙分兵以援之，浙有警则江分兵以援之。”（陶成章：《浙案记略》，见《陶成章集》，第389～390页）
1904年江苏巡抚端方“特派员带同武备学堂学生前往湖面详加测绘，拟即咨会浙抚各派劲兵扼要驻防，以为严绝根株之计”。（《东方杂志》第1卷第9号，第369页）
清末捕快
1908年，余孟亭、夏竹林匪帮活动达到高潮，此时已任江督的端方也“尽出锐师佐江、浙诸营入苏松以击之”，大败余夏匪帮（陶成章：《浙案记略》，见《陶成章集》，第389～390页。）。
共和党人与土匪的关系十分特殊，在反清时期，曾利用土匪作为敢死队，但在民国初建之时，对各地土匪也力主镇压。如南京留守黄兴在1912年4～6月，就调兵遣将，责成江北各地守军尽力剿匪。至“二次革命”后，方又转为联合利用。
北洋政府时期，对各地土匪也多采取武力围剿的政策。比如，袁世凯对拥兵万余人、纵横中原数载的白朗匪帮就是如此，不惜出动大军多方围剿，将其部队歼灭后，还把已经中弹身亡的白朗与其他首领砍去首级，高悬于开封城南门的城墙上示众，以警告试图效法的人们。再如，山东历来匪势甚盛，1916年7月至1918年12月，仅一年半的时间，北洋政府陆军第七混成旅在山东就先后进行了123次剿匪，毙匪总计5232名，夺取各种枪枝1071枝。对于啸聚一时的太湖匪患，则实行长江与太湖联防，海军与水警厅协作的办法，由海军派浅水兵舰进入太湖剿匪，1914年11月，海军就应苏省水警官员赵会鹏的请求，派出两艘浅水军舰进驻太湖东西山地区。
清末贵州巡警
山东第六混合旅旅长何锋钰在鲁南地区剿匪时，对捕获的土匪不问首从，一律格杀勿论。1922年11月间，在枣庄数里外的一个小山谷里，将捕获的1012名匪徒一次全部斩首，暴尸荒山。
就连雄踞一方、调兵自重的军阀，对其辖区的匪类、“乱党”，也总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剿灭。如倪嗣冲就认为，对于土匪要严剿不抚。“如欲增加军队，不妨呈明添募；万不可纳降匪众，编入军队，致贻日后无穷之患。”（陆军部档（北十一）757，陆军部档1014（二）97，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41页）
又如，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对老洋人匪帮，也曾动用重兵布下天罗地网，多次进行合力围剿，试图将其一举歼灭。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各地匪患依然烈度不减，国民政府为了安抚百姓，稳定统治，对匪患严重的地区也不惜屡次出动军队进行平定。
清末川东巡警营
比如1930年，川军邓锡侯出动4个旅的兵力围剿川西区匪赖金廷，歼灭所部，击毙赖匪。1931年，蒋介石命嫡系部队刘峙、展书堂等3个师和一个旅围攻驻扎大名的刘黑七匪帮，血战数日，刘损失惨重，最后仅带2000人马突围，逃回山东。1932～1933年，陈济棠派遣数团兵力，进剿雷州半岛徐闻山地区的匪徒，耗时两年，激战多次，方才肃清匪患。1939年9月～1940年10月，川陕两省出动数千国民党军队，围攻陕南巨匪袁刚的老巢高洞子，迫其投降，并将民愤极大的袁刚与其他几名匪首处死。1939年春，国民政府派李延年率部进剿川东土匪，历时半年，剿灭称霸酉阳10余年的张绍卿匪帮。但该部撤离不久，张匪部属杨树臣、李老菊、张思曾等股匪又东山再起，为害川湘鄂边界地区，甚至惊动重庆当局，蒋介石怒不可遏，严词质询第六战区长官陈诚，令其全力清剿。1941年冬～1945年9月，第六战区先后派高瞩东军、罗广文军、朱鼎清部、李士林部对湘鄂川边的土匪进行清剿，激战无数次，才将匪势有所遏止。
为了更有效地治理匪患，1944年4月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惩治盗匪条例》，共11条26项，对犯有盗匪罪者进行严厉惩治，可惜该条例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
长江轮船护航队
历届政府在对土匪进行武力围剿的同时，并不忘记诱捕剿杀的策略，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孙美瑶和手下的几员部将在被改编后仅六个月，就被诱入一个圈套，以未能控制手下土匪、拒绝服从命令为由而处死。1925年6月，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赴雷州半岛剿匪，当时，造甲三匪帮势力相当强大，而且以徐闻山为据点，要想一举剿灭是不容易的。张发奎便以假招安为计引诱造甲三，造不知是计，率领匪众1000多人到指定地点沈塘圩接受改编，并在旷地上列队欢迎张发奎的队伍。岂知张部一到，立即把造部匪众包围起来，用机枪、冲锋枪扫射，匪徒纷纷倒下，造甲三当场毙命，幸免而逃脱者寥寥无几。1933年，梁公福部再次进剿徐闻山残匪，也是一面搜剿，一面设计引诱。梁公福经过活动，引诱徐闻山残匪200余人接受招安，带回海康县城后，被陈济棠下令全部就地枪决。再如，甘肃匪首马宝，1928年10月，被河州镇守使赵席设计诱捕，不久送往兰州，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将其枪毙。
广东缉匪布告
2、怀柔安抚
收编土匪为士兵，美其名曰怀柔安抚，此事也屡见不鲜。梁山聚义的宋江就醉心于此，不惜牺牲自己兄弟的性命，也想上朝为官。近代土匪中，相当多的匪首对升官发财充满梦想，这条道路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民谣就是明确的反映。普通的匪徒自知为匪的悲哀和危险，也希望脱离土匪生涯，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被改编成政府军或地方保安部队，衣食不愁，又十分体面，自是非常向往的。而官府自然也希望如此，代价小而匪患平，何乐而不为呢？
比如满清统治时期，奉天将军增琪就于1902年收编了纵横一时的张作霖匪部，300多名土匪军装一换，就成为马队二营、步队一哨的正规军，张作霖也由“草莽胡匪”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
戎装杜月笙
被招扶后的张作霖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路军阀招抚土匪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可谓比比皆是。如军阀赵杰剿匪不见战绩，就别出心裁进行招匪，“凡能招匪一千以上且在地面扰乱有声名者，授以旅长；三百以上者，为营长。”（《晨报》，1920年9月20日）
悍匪毛思忠拥众万余人，纵横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带，北洋政府屡次进剿无效，遂进行招抚，将其收编。“中州大侠”王天纵受抚后作了袁世凯政府的北京稽查长，河南匪酋刘镇华招安后出任陕西省省长，著名匪酋张寡妇、老洋人、樊钟秀等都曾被北洋政府招抚过。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收编的土匪更是数目庞大，难以胜计，或利用他们充当反共先锋，或改编他们以图抵抗日军等，比如反复无常、作恶多端的河北永年巨匪铁磨头，就于1944年2月被汤恩伯部收编，充当走卒。有奶是娘、匪性难驯的沂蒙恶匪刘黑七，曾先后被何应钦、阎锡山、宋哲元、张学良、韩复榘、于学忠等部和日军招安。至于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为抢掠抗战胜利果买，大肆搜罗收编的土匪更是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