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跑得可真快。”土耳其人说。
考顿强挤出一丝笑容，猫下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阿彻呢？”土耳其人问，颠簸的汽车使他的声音模糊不清。
苫着卡车货厢的帆布被风吹得呼啦啦作响，加上轰鸣的引擎声，人们很难听清对方的话。
“他死了。心脏病突发。”考顿用手指指胸口说。
土耳其人摇摇头，把噩耗用土耳其语告诉了坐在他身边的几个人。
喷气机呼啸着划过漆黑的天际，地平线上升起两个橙色的亮点。考顿忧伤地凝望着天边，等待着美军飞机被导弹击中的惨剧上演。导弹没有击中目标，它们像流星一样被夜幕吞没了。
卡车向北疾驰，驶向土耳其边境。考顿双臂抱膝缩在角落里，努力回想着墓穴里发生的一切：一个男人为了一只盒子要杀死另一个男人。盒子里到底装着什么呢？阿彻临死前说的话她完全听不懂，只有最后那句让她刻骨铭心。阿彻竟然会讲那种语言，那种只有考顿和她那出生时便夭折的双胞胎姐姐才会说的语言。
考顿被嘈杂声惊醒。阿拉伯的太阳高高地挂在早雾迷茫的天上，考顿从床铺上坐起来，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土耳其的考古队员们像搬家的蚂蚁一样从卡车的后货厢里爬出来。考顿坐直了身子，四下看了看。
人们蜂拥在公路上，向起伏的群山里行进。四周的山谷中，不断有人流加入到队伍中。考顿意识到，大批的难民正赶在开战前撤离家园。女人们或把吃奶的孩子揽在乳头前，或像背口袋一样把孩子扛在肩上，手里牵着稍大一点的孩子，像潮水一样从考顿的卡车边经过。考顿注视着那一张张充满困惑的脸，美国人应该好好看看这些面孔。
考顿拎起行李袋，跳下车。她绕到卡车的另一边，看到好多车在路上排起了长龙，发动机早已熄火，车上的铺位已经空了。考顿知道，她已经到了土耳其边境，也许这里是扎库地区。
前面有一道铁丝网拦起的屏障，人们必须从一道狭窄的安检口通过，安检口旁停着装甲车和坦克。几百个荷枪实弹的土耳其士兵将难民引向安检口，在通关前接受询问和证件核查。
考顿抱着行李袋，随着人流向安检点移动。临近安检口时，她从行李袋里掏出了护照和记者证。“我是美国记者。”她把证件递过去后大声说。刚过安检口，考顿就立刻拿出相机，拍了几张难民过境的照片。这些黑白特写画面有的描绘的是难民的面部表情，有的展现的是孩子们大大的眼睛，有的体现的则是母亲牵着孩子逃亡的场景。考顿在脑海里默默揣摩着这些定格画面在纪录片中的剪辑方式。不用背景乐，也不用旁白，只要把这些苍白而充满恐惧和绝望的面孔穿插在活动的影像中，就自然会制作出一个足够震撼而感人的纪录片结尾。
一个年轻的土耳其士兵向考顿挥挥手说：“美国人，过来，到这儿来。”他扳着她的肩膀，把考顿拽进了土耳其境内。
“谢谢。”考顿话音未落，士兵已开始检查下一个人的证件。
突然，另一个士兵抓住考顿的胳膊，把她拖到一边。
“证件？！”一个土耳其军官对她说。
“我是美国人。”考顿看着冷眉冷眼的军官说，“过安检时他们已经看了我的证件。”
“现在我还要看。”
考顿把护照和记者证递上去，说：“我为美国的SNN工作。”
军官打开考顿的证件，把记者证和护照上的照片对比着看了看。“过来。”他边说边把考顿领向旁边的一辆卡车。
“有什么问题吗？我刚在巴格达做完采访，正赶着回纽约。
你不能……”
军官把卡车的后货厢挡板放了下来，指了指挡板说：“把包撂这儿。”
考顿必须冷静，这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不会怀疑她会携带非法物品过境的。
“把包打开。”军官指着行李袋说。
考顿拉开拉链，打开袋口。在一堆录像带下面，阿彻的那只盒子隐约露出一个角。
“带子录的什么？”
“采访素材，关于老人和孩子的素材片。”
“孩子？”他审视着录像带的标签，“我怎么知道你骗没骗我？”
考顿用袖子擦了擦额头说：“我保证没说谎。”
军官把录像带拨拉到一边，“你的摄像机呢？”
“我是文字记者。”考顿回答说，“摄像记者还在伊拉克。”
他继续翻弄着袋子。“这是什么？”他把阿彻的盒子翻了出来。
“是个配重器。”
“给什么配重？”
“是用来稳定我的照相机三脚架的。”
“那你的三脚架呢？”
“扔在伊拉克了。”
“三脚架不要了，却留着这块木头？”
“它一直在袋子里，我走得急，没时间把它扔出去。”
他把盒子掉了个个儿，晃了晃，然后把它放了回去。又随手把考顿的相机拿了出来。
考顿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尼康的。”他摆弄着相机说，“不错，真不错。”
“是尼康的。”考顿有点不耐烦地说，“我可以走了吧？”
“那要看表现哕。”
“什么意思？”
“这相机货色不错。”
“这是700……”
“是，它相当不错。”他爱抚着相机说。
考顿伸手去够相机，军官躲开了。
“你着急回美国是吧？”说话间，他拿下了镜头盖，向取景器里看去。“我们已经拘留了好几个美国人问话。这是政策。，，他把镜头摇向左边，停下来接着说，“我要不要拘留你呢？”
考顿忿忿地说：“那可不行。”
他把相机擎在手里把玩一番，把相机背带往脖子上一挎。
考顿眼巴巴地看着相机，真想一把把它夺回来，但在这种情况下，她只能忍气吞声了。
安检口传来了吵闹声，“他妈的蠢货。”军官说。他把护照和记者证丢给考顿。“美国人，回家吧。”他转身向安检口走去，相机在脖子上荡来荡去。
考顿拉上行李袋拉链，把证件揣进衣兜，走了。
军用车队那边是车的海洋。轿车、卡车、大篷车和大巴一排排停在路边。人们站在车门边或机器盖上，焦急地眺望着逃难的人群。寻找着自己的亲人。考顿沿着公路向前走，想找辆出租车或巴士。
突然，她听到一声响亮的口哨。她向右边看去，一个男人正从巴士的窗口探出身子向她招手。是挖掘队的那个土耳其人。
“女士，我们要去安卡拉，快点。”他喊道。
考顿向巴士跑去，心想，多可爱的男人。她从行李袋里摸出事先藏好的救命钱，问司机买了张票。上车后，她把手搭在土耳其人的肩膀上挤过拥挤的过道，路过他的座位时，她向他道了谢。考顿在最后一排挤了个座，把包紧紧揽在怀里，琢磨着自己到底把什么东西从伊拉克偷带了出来。她迫不及待地想找个僻静的地方，看看盒子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在巴士驶向公路的一瞬间，考顿透过车窗向后看去，身后的难民群像潮水一样。
穿越土耳其的长途旅程让人心力交瘁。严重超载的巴士车厢里弥漫着从人身上散发出的难闻的味道。考顿曾经听人说过，在所有动物的体味中，人类身体的味道是最难闻的，那是一股令人厌恶的掠食动物的气味。车厢里的味道让考顿完全相信了这个说法，刺鼻的味道加上颠簸的路途使她根本没法睡上一觉。车子终于到了安卡拉，饥肠辘辘的考顿感觉自己已经脏成了泥人。
考顿用信用卡上的钱在巴士终点站附近的小餐馆里，请土耳其人和他的朋友们吃了顿饭。与土耳其人握手道别后，她登上了前往阿森波伽国际机场的出租车。她在阿森波伽机场订了一张飞往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的票，然后转机飞回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虽然考顿很想把行李袋带在身边，但是为了避免在机场安检口多费口舌，她办理了行李托运，心中暗自祈祷那盒子里不会装着爆炸物或其他什么不能过关的东西。
考顿在机场的洗手问里梳理了一番，但登机后她还是发现邻座那个一身平民打扮的女人，一直在尽量与她保持距离。
金黄色的晚霞笼罩着地平线，考顿把自己裹在毯子里，脑子里一直在琢磨躺在托运舱的行李袋里的盒子，到底装着什么秘密。她把挡光板拉了下来，闭上眼睛，惴惴不安地睡去了。
飞机抵达英国后，考顿马上从托运处取回行李，看看盒子是否还在。她随着人流向入境登记处走去，手紧紧地攥着行李袋，指甲在手掌上留下了痕迹。给考顿的护照盖章的登记处工作人员并没有注意到她脸上的紧张表情。考顿办完手续后，向海关安检口走去。
“有什么需要报关的吗？”考顿把行李袋放在工作台上后，安检人员问道。
“没有。”望着对面那男人的眼神，考顿心里一紧。
男人顿了顿，说：“欢迎您来英国，斯通女士。”然后向她做出允许通行的手势。
考顿想咽口水，却发现嗓子是干的。她冲他笑笑，马上收拾起行李袋走了。也许，转机去纽约时她可以带着行李袋过安检，因为她不想再让这行李袋离开她的视线，而且行李过关时并没有引来麻烦。
穿过飞往美国的747客机的登机口时，如释重负的考顿暗自对自己说，上帝，回家的感觉真好。
空中乌云密布，飞机升空时，雨点把机窗打得模糊一片。
考顿听见起落架收回舱内的声音，心想，再有七小时就到家了。
安全带指示灯刚灭，考顿立即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下行李袋，跑进机尾的洗手问，锁上门。她坐在坐便器的盖子上，打开袋子，把录像带拨到一边，拿出那个盒子。
那像是个木头盒子，黑色的，又破又旧，表面有几道新的划痕。考顿想把盒子打开，但却发现那盒子没有盖子。奇怪，这盒子竟然看不出哪边是上，哪边是下，没有合页，也没有接缝，但她明明亲眼看到阿彻打开过它，还看过里面的东西。她把盒子晃了晃，没有声音。阿彻是怎么把这块看上去像实心的木块打开的呢？这盒子到底有多珍贵，为什么他一定要把它交给她？阿拉伯人为什么要为这盒子行凶呢？而最让她惶恐不安的是，阿彻临死前说的那句：“戈——埃尔——克瑞普！”
她把盒子放回行李袋，回到机舱的座位，把行李袋放回头顶的行李架。
到达肯尼迪机场后，考顿很快办理了海关安检和入境登记。
走出拥挤的出闸口后，她从自动提款机取了些现金，走出大门，上了人行道。纽约凛冽的寒风吹打着她的面庞，东北的这个时节是难熬的。她很高兴自己能在这样的季节外出公干，可以暂时避开寒冷的风雪还有与松顿·格拉汉姆分手的痛苦。考顿拦了辆出租车，钻进后座，把行李袋往大腿上一放。把市中心的住址告诉司机后。便把头枕在靠背上。
考顿一直在回忆自己在飞机上做的梦，那些无法摆脱的梦——发霉的古墓；震耳欲聋的枪声；阿拉伯人未冷的鲜血；阿彻惨白的脸、青紫的嘴唇；阿彻挣扎着抬起头，贴近她耳边说出“戈——埃尔——克瑞普”——你是唯一人选。他怎么可能对她讲这种语言？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竟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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