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已在那儿１０００年了。”
巴恩斯又开始把桌上的文件移来移去，并一叠叠整开地堆放好，还把四边弄得十分平整。
“不怕你见笑。詹森博士，这件事可把我吓坏了。那就是你来这儿的原因。”
诺曼摇摇头。“我还是不明白。”
“我们把你接到这儿来，”巴恩斯说道，“是因为你和不明生命形式这个科研计划有关联。”
“不明生命形式？”诺曼重复道。他几乎要加上一句：“可是不明生命形式是个玩笑。”他看到巴恩斯的表情那么一本正经，便暗自庆幸，总算克制住了自己，没说不合时宜的话。
然而不明生命形式是个笑话嘛。关于这个名称的一切说法，打从一开始就是闹着玩儿的。
１９７９年，在卡特政府不景气的日子里，诺曼·詹森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心理学助教；他对一个研究计划特别感兴趣，那就是团体的活力和焦虑；他偶尔也参加联邦航空管理局飞机坠毁现场调查组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给爱伦和孩子们找房子，因此得不断发表著作；还有就是想知道，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是否会继续聘用他。诺曼的科研被认为十分出色，然而，心理学在当时的名声不佳，往往倾向于不切实际的纯理论研究，而对焦虑的研究兴趣又日趋淡薄，因为许多科研人员开始把焦虑看作纯粹是生物化学方面的紊乱，只能用药物进行治疗；有一名科学家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焦虑再也不是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没有什么可继续研究的了。”同样地，团体动力也被看作是个老式的研究课题。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提倡完形心理学①的交流小组和集体自由讨论方法时，这个领域曾处于全盛时期，但是如今已成了昨日黄花，完全过时了。
【① Gestalt psychology，此一学派系由德国学者魏德迈、柯夫卡与库勒等人于１９１２年左右所创立。他们认为任何经验或行为本身都是不分的，每一经验或活动都有它的整体型态。】
诺曼本人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看来，在美国社会中，人们愈来愈以群体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个人自行其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个人主义已被无休止的联席会议以及集体决议所替代。在这种新型社会中，他觉得集体行为似乎更加重要，而不是变得无足轻重。而且他认为，焦虑并不是一种借助几颗药就可以治愈的生理疾病。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社会中最常用的药物是安定剂，那么按照定义，这个社会就存在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们对日本人的管理技术产生了新的看法，诺曼的研究领域才又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人们对安定剂的依赖开始被认为是公众关注的头等问题，于是，人们对用药物来治疗焦虑这整个课题又重新加以考虑。然而在此之前，詹森还有好几年的时间感到自己仿佛处于一潭死水之中（他有几乎三年时间拿不到科研经费）。延聘、找房子，成了实实在在的难题。
也正是在１９７９年末，他的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一名态度严肃的律师开始和他打交道。这位律师跷着二郎腿坐在那儿，还不时神经质地往上拉他的短袜子。他告诉诺曼，他是来找诺曼帮忙的。
诺曼回答说，他一定尽力帮助他。
那位律师还是不停地往上拉袜子，一面说，他想和诺曼谈谈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
诺曼问他是什么问题。
“简而言之，这个国家对外星人的入侵毫无准备。真是一点准备也没有。”
因为那位律师年纪很轻，说话时老是低头盯着自己的袜子，所以诺曼最初以为，他是由于被派来执行一项傻乎乎的使命而感到尴尬。但是当那位年轻人抬起头来时，诺曼吃惊地看到，他完全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们真的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遇到这种事情，”律师说道，“一场外星人的入侵。”
诺曼不得不咬住嘴唇，免得笑出声来。“那也许是真的。”他应道。
“政府官员非常担心。”
“他们感到担心吗？”
“最高当局觉得，应当制订一项计划来防备不测事件。”
“你是指在外星人入侵情况下的对应计划……”诺曼总算设法使自己也保持煞有介事的样子。
“也许是吧。”律师说道，“也许‘入侵’这个词过重了。我们用个缓和些的词儿，叫‘接触’：与外星人的接触。”
“我明白了。”
“你已经参加了民航机坠毁事故调查组，詹森博士。你知道这些紧急状态处理小组有着什么作用。我们希望你对飞机坠毁现场调查组的最佳人选提出看法，以便对付外星人的入侵。”
“原来如此。”诺曼应道，一边在想，怎样才能巧妙地摆脱他的纠缠。这个念头显然荒谬可笑。他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转移视线的做法！政府面对着一大堆无法解决的难题，却决定去考虑别的东西。
这时那位律师咳了一声，便提出一项研究课题，还为两年的科研经费报出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诺曼发现，他买房子的机会来了，便一口答应下来。
“我很高兴你也认为这是个相当实际的问题。”
“哦，是的。”诺曼应道。他很想知道，这位律师的年龄有多大。他猜想约莫25岁左右吧。
“我们只需要取得你的安全审查结果就行了。”律师说道。
“我需要接受安全审查吗？”
“詹森博士，”律师边说话，边啪的一下关上他的公文包，“这个项目是绝对、绝对保密的。”
“这样做我不在乎。”诺曼回答道，而且是当真的。他可以想象到，要是他的同事们知道了他要从事的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件事一开始只是个玩笑，但很快就变成了异乎寻常的举动。在第二个年头，诺曼五次飞往华盛顿，去会见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高级官员，讨论外星人入侵这一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险。他的工作十分机密。起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他的项目是否应当移交给五角大楼的国防尖端研究计划局。他们决定不作移交。后来，他们又讨论这个项目是否应当交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他们又一次决定不这样做。一名政府官员说：“这不是一项科学研究，詹森博士，这是一项国家安全事务。我们不想把它公开。”
使诺曼继续感到吃惊的是，他们要他会见的官员级别竟如此之高。一名国务院的老国务次卿把桌上有关目前中东危机的文件推到一旁，然后问道：“你认为这些外星人是否可能洞悉我们的念头？”
“我不知道。”诺曼回答说。
“唔，我想到了这个问题。倘若他们了解我们的想法，我们怎样才能表现出一种谈判的姿态？”
“这也许是一个问题。”诺曼表示同意，一边却偷偷地瞥了一眼他的手表。
“见鬼，我们的加密电缆被俄国人窃听了。我们知道，日本人和以色列人已经破译了我们的所有密码。我们只能祈祷，俄国人还做不到这一点。不过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那个问题，关于是否洞悉我们的想法。”
“哦，是的。”
“你的报告得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诺曼回答说他会这么做。
一名白宫人士对他说：“你要知道，总统会希望亲自和这些外星人谈一谈。他就是那种人。”
“呃——呃。”诺曼应道。
“而我的意思是其中的宣传舆论价值，这种公开亮相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总统和外星人在戴维营会面；对宣传媒介来说，是多么不寻常的时刻。”
“重大的时刻。”诺曼表示同意。
“因此，需要有个先遣人员在与外星人交谈时，向他们通报总统是何许人，以及与总统会面时的各种外交礼节。你不能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美国总统与另一个星系或不管什么地方的来客在电视上交谈。你认为那些外星人能说英语吗？”
“我可不知道。”诺曼回答说。
“那么，得有人学习他们的语言，对不对？”
“很难说。”
“也许，外星人与来自我们少数民族中的先遣人员交谈会感到更轻松自在些。”这位白宫高级官员说道，“不管怎么说，有这种可能性。请你加以考虑。”
诺曼答应他会考虑这个问题。
五角大厦的联络员——一位少将——带他去共进午餐。在喝咖啡时，这位少将漫不经心地问道：“你认为这些外星人配备什么种类的武器？”
“我不清楚。”诺曼回答道。
“唔，这是个关键问题，对吗？‘他们’的弱点又在哪里？我是说，这些外星人甚至可能根本不是人类。”
“是的，‘他们’或许不是人类。”
“‘他们’或许像巨型昆虫，能承受大量的辐射。”
“是的。”诺曼说。
“我们也许无法接触这些外星人。”五角大厦的官员悲观地说道。随后他又变得神采奕奕。“不过，我怀疑‘他们’不能抵御具有数百万吨爆炸能量的核武器的直接打击，你说呢？”
“是的。”诺曼应道，“‘他们’抵御不了。”
“那会把‘他们’化为蒸汽。”
“肯定会。”
“这是物理学的法则嘛。”
“不错。”
“你的报告应该阐明这个观点。关于这些外星人无法抵御核武器的观点。”
“是。”诺曼答道。
“我们不想引起一场恐慌。”这位五角大厦的官员说道，“没有理由使所有的人都惶恐不安，对不对？我知道，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听到这些外星人容易受到核武器攻击，他们将会消除疑虑。”
“我会把这一点铭记在心。”诺曼说道。
最后，会见结束了，他们让诺曼自个儿写他的报告。当他拜读了所有的对天外来客进行推测且已发表的文章后，他断定那位五角大厦少将的观点并非毫无道理。关于和外星人遭遇的现实问题——如果真有什么现实问题的话——与恐慌有关。心理上的恐惧。人类唯一一次与外星人有关的重要经历，就是１９３８年奥森·威尔斯关于“星际大战”的无线电广播。而人类的反应是那么地明确。
大家都吓得魂不附体。
诺曼递交了他的报告，标题是“与可能存在的天外来客的接触”。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他的报告又退了回来，建议把标题改得“听起来更专业些”，而且要“删去与外星人接触仅是一种可能的暗示，因为这种接触在政府的某些部门已被认为是确凿无疑的事”。
诺曼的论文在修改以后被正式列为极机密资料，其标题为“关于组织地球人与不明生命形式（ＵＬＦ）接触并互相影响的建议”。诺曼在想象这类接触时，提出地球人小组的成员要特别坚定沉着。在论文中他曾说过——
“我倒想知道，”巴恩斯说道，一边打开一份文件来，“你是否同意这段引文：
‘与不明生命形式（ＵＬＦ）会面的地球人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