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侵略行动，但是为了效果逼真，我们还是要把它放进去。”然后，他看了看第６号袋。这是什么？他想不起来了。他皱着眉头把手伸进袋里，雪莉和警官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啊，这是一种奇怪的文字。”雪莉叫道。
“这东西上写着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麦克雷恩说，“它们是什么，还有一份详细的星位图，上面标有地球的位置，和它们自己星系的位置。当然这全是用它们的文字写的，奎尔是看不懂的。但他会记得它们曾经用他的语言向他解释过。”他把三件赝品放在办公桌中央。“这些东西必须放到奎尔家里去，”他对警官说，“当他回到家里时他会看到，这将证实他的幻想。这就是所谓的标准操作程序。”他又抿嘴一笑，但是显得忧心忡忡，他很想知道罗尔和基勒进行得怎么样了。
蜂吗器响了。“麦克雷恩先生，很抱歉打扰您。”这是罗尔的声音，麦克雷恩一听到是罗尔的声音就僵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情况不妙，您最好亲自来看一下。跟上次一样，奎尔对药物的反应良好，他已经昏迷过去，全身放松，有接受能力。但是——”
麦克雷恩急忙奔向操作室。
道格拉斯·奎尔平躺在卫生床上，呼吸缓慢而均匀，他的眼睛半开半合，只能模糊地意识到周围的一切。
“我们已经开始向他提问，”罗尔说道，他脸色发白。“想弄清楚把他单枪匹马救地球的幻想植在哪个记忆阶段。可奇怪的是——”
“他们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道格拉斯·奎尔在药物的作用下迷迷糊糊的低声说道。“这是我们的契约。我一直没能记起来。我怎么能把这么重大的一件事给忘了呢？”
“我想这是有点难，不过，你还是想起来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麦克雷恩暗自想道。
“它们还给了我一个卷轴以表达它们的谢意。我把它藏在家里了；我要拿给你们看。”
麦克雷恩对跟在他身后的警官说：“你看，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杀他。杀了他，它们还会来的。”
“它们还给了我一根看不见的魔杖，可以用来毁灭一切。”奎尔继续低声嘟哝道，他的眼睛闭着。“我就是用它杀了火星上的那个人的。它在我的抽屉里，在那个从火星上带来的盒子旁边。”
那位警官一语不发地走出了操作室。
“我还是把那些赝品放到一边去吧，”麦克雷恩无可奈何的自语道。他慢慢踱回自己的办公室。“包括那封联合国秘书长的感谢信，毕竟那是——”
一封真正的感谢信也许马上就会寄到了。
选自郭建中主编“世界科幻名著译丛”《赤裸的太阳》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
（张洁 译）
新事物
当《危险的幻想》于１９６７年出版时，《纽约人》（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６日出版的一期）称该书的编辑哈伦·埃利森为“新浪潮的总预言家”。这种提法有些失之偏颇，因为埃利森在该书的序言中声明他的“‘新事物’既不是朱迪思·梅丽尔的‘新事物’，也不是迈克尔·穆尔科克的‘新事物，。”然而至今每个评论家都犯有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毛病，这种认识上的混乱是有缘由的。
与在坎贝尔《惊奇》的黄金时期发表过著作的一般倾向的作家相比，所有被不分青红皂白划入“新浪潮”的作家都表现出对文风更大的关注；因此自觉注重文风而且在６０年代成名的每一位作家都被贴上新浪潮成员的标签。这类作家包括风格迥异的罗杰·泽拉兹尼、约翰·布鲁纳和塞缪尔·Ｒ·德雷尼。然而除了自觉注重文风之外，他们并没有其他相似之处。
倒是其他作家具有更多的共同点：一种阴郁情绪，普遍认为境况变得每况愈下而不是愈来愈好（奥尔迪斯称之为“一种自然而又体面的绝望”）；对人类的智力缺乏信心，认为人凭智力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有时甚至认为正是人的智力将人类带入了困境；不仅不信人类可臻于完善，不信人类的基本美德，而且深信人类有致命的缺陷。作家们往往认为只能为试验而进行试验；他们往往接受甚至寻求一种无定形的东西，对于科幻小说已被接受的哲理和科幻小说所表现的形象则反其道而行之，好像是对他人心目中旧式科幻小说的基本性质，包括名称，进行着自觉的反叛。许多人倾向于称它为推测性小说。
但是，作家之间有重大的差别，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别变得越发明显了。埃利森的“新事物”包括约束、承担责任、抗议；鲍尔拉德的“新事物”则较为冷静：他从远距离观察并描述他笔下消极的人物。最终像埃利森和鲍尔拉德这样的作家完全脱离了科幻小说的圈子，寻求他们自己的读者。
然而讨论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的科幻小说而不说到埃利森，那么这种讨论就是不完整的：他是编辑，是作家，是名人，还是个象征。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作家，他都是有抱负的作家的一个新楷模。他在克拉里恩学院的科幻小说写作班上的频频亮相加强了他的楷模作用。即便在他离去以后，哈伦主义格调将在科幻小说中贯穿始终。
埃利森（１９３４－ ）熬过痛苦的童年和烦乱而又漫长的青春时光，在青年时期他凭自己的才华难以摆脱贫困。他很早致力于科幻小说的创作，写写文章，出版自己的科幻杂志，怀有当作家的雄心壮志。在俄亥饿州立大学，他当了一年半的学生，人家说他没有才能，但是在他做过各种工作、经历了许多不幸之后，他把第一篇故事《萤火虫》卖给了《无限》，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他到西部好莱坞之前当过《淘气鬼》和《摄政书社》的编辑，此后到西部好莱坞去，似乎自然而然地结了婚。他的婚姻因争吵、威胁、误解及和解而告终。他是一个成功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家，创作了许多剧本和电视连续剧，获得过三次作家协会奖和一次最佳电视剧雨果奖。他的系列故事《明星的殒落》东拼西凑描写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是他在埃利森和埃德·布赖恩特合菩的《无灰的长生乌》（１９７６）的前言中极尽漫骂之能事描述过的，《无灰的长生乌》乃是由原来的电影剧本扩充而成的长篇小说。
１９６５年他酝酿过一种想法，想把那些因迥然不同而无法在科幻小说杂志上发表的新颖故事编成一本文集。《危险的幻想》的出版是６０年代科幻小说革命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至少同穆尔科克的《新世界》和梅丽尔的文集，包括《英格兰进军科幻小说》一样意义重大，而在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中，它们几乎同坎贝尔担任《惊奇》编辑以及《幻想小说与科幻小说》和《银河》的创办一样举足轻重。《危险的幻想（中集）》（１９７２）扩大了前一文集的范围，但是可能缺乏轰动价值。《危险的幻想（下集）》可能最被人们看好（预计１９８０年出版，在过去六年里每年都预计要出版）；据称这是一部包容七十五万多字的三卷巨著。说他的文集富有“革命性”，可能过于夸大其词，但是埃利森说这是他要努力做到的。已经出版的两卷文集获得相当大的赏识，赢得了包括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３年世界科幻小说大会授予作者的三项雨果奖和三项星云奖，授予编者的几项特别奖。
文如其人，埃利森的小说极富个性，说服力强，固执己见而且通篇抗议之声不绝于耳。每个作家都用亲身经历来著书立说，但是同大多数作家的作品相比，埃利森的作品更贴近他的内心世界。由于他找到了自己的文体和题材——找到了他自己——他的故事越来越像要跟自己不幸的过去达成妥协似的。他的故事吸引了众多读者，不仅因为故事的写作技巧，而且因为故事中的激情以及故事对人的成长过程，即在一个敌视的宇宙里对求生存的痛苦所表现出的关注。
同许多科幻小说作家一样，埃利森最拿手的是写短篇小说（他至今只创作过四部长篇巨著）。他是个多产的作家；近几年来他在公众中表现出他的创作能力，包括在书店的橱窗。他的短篇小说已经为他赢得了在数量上创记录的奖项：《‘忏悔吧，小丑！’敲钟人说》获得１９６５年的一项雨果奖；《我没有嘴，我要呐喊》（登载于《假如》１９６７年３月号）获得雨果奖；《对着世人的心高呼爱的野兽》１９６９年获得雨果奖；《男孩和他的狗》１９６９年获得星云奖；《死亡乌》１９７４年获得星云奖；《飘离兰格汉斯群岛……》１９７５年获得雨果奖；《杰夫蒂五岁》获得雨果奖、星云奖、高等教育科幻小说指导木星奖和１９７８年英国幻想小说奖。他还获得过颁发给１９７４年度最佳短篇小说的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奖。
但是埃利森的头号杰作恐怕是他自己。他是个坦率而又自觉的促进者。诺曼·梅勒的《为自己做广告》可能是对埃利森毕生事业最恰当的题名。他对是非曲直有着坚定的信念，愿意为自己的信念冲锋陷阵，例如最近他作为１９７８年在菲尼克斯召开的世界科幻小说年会的嘉宾，对亚利桑那州未能批准平等权利修正案大肆进行个人攻击。大体上由于个人的缘故，他已经成为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在科幻小说圈内也许包括圈外，他是一位著名的或者臭名昭著的、或者二者兼有之的人物。他可能具有领袖般超凡的魅力，也可能招人讨厌，往往同时表现出这两种德性。
在过去的十年里，埃利森越来越频繁地四处游说，想与狂热的崇拜者和科幻小说割断关系。菲尼克斯那一次露面可能是他最后的告别表演了。他采取守势说，他不是科幻小说作家，他是一个叫埃利森的作家，寻求的不是科幻小说的读者而是埃利森的读者。他认为“科幻小说”这一标签于他不仅不准确而且碍事。他也许说得对。
《我没有嘴，我要呐喊》＇美＇ 哈伦·埃利森 著
戈里斯特的躯体软弱无力，从粉红的调色板上倒挂下来；没有任何支撑——在计算机体腔里高高地吊在我们的头顶上；油渍渍、凉嗖嗖的微风无休无止地穿过这个主洞穴，躯体并不哆嗦。躯体头朝下倒挂着，右脚的脚底贴在调色板的下面。顺着尖瘦的下巴从一边耳朵到另一边耳朵切开准确的一刀，躯体的血都排放干了。在金属地板反光的表面上没有一点血迹。
当戈里斯特来到我们当中，抬头望着他自己的时候，我们明白AM又一次愚弄了我们，拿我们寻开心，但是这已经太迟了；对这部机器来说这只是一种消遣而已。我们三人呕吐了，出于古老的习惯行为方式，一边吐一边把脸掉转开去。
戈里斯特脸色刷白，似乎见到了伏都教①偶象，对未来感到恐惧。“哦，上帝啊，”他喃喃地说着，走开了。
【① 伏都教：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等地某些黑人的巫术信仰。】
过了一阵子我们三人跟上他，发现他背靠较小的一个嘁嘁喳喳响的存储库，把头埋在手里。埃伦蹲在他身边抚摸着他的头发。他一动不动，但是他的声音从埋着的脸传出来十分清晰。“它干吗不把我们杀掉了事呢？耶酥啊，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熬多久呢。”
这是我们在计算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