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定期离开一段日子，要么“看我留在叙利亚的堂兄妹” 去了，要么就是“到苏黎世照看生意” 去了。起初我还被监视行踪，但很快就彼此有了信任。我无需再装样子，小心谨慎地到苏黎世、雅典、伦敦或伊斯坦布尔转上一小圈，就能回到以色列。我的女性身份并不是什么障碍。在战斗人员里总有巴勒斯坦或黎巴嫩妇女加入。甚至有人开始谈论培训女殉教者突击队
去执行自杀攻击。虽然这都是些看不起女人的人，听他们说出这种话我也不怎么意外。
最难的是：活下去。除了被识破的危险无时不在，他们中间还弥漫着可怕的妄想症，哪怕受到一点点猜疑，也会立刻带来灭顶之灾。
1995年10月31日：以大马士革为基地的伊斯兰圣战组织首领Fathi Shikaki，在马耳他被处决。
1995…96年冬：大马士革和哈马斯
一年下来，我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武装行动经验，得以陪同法利蒂，我的真主党小头目，前往大马士革的委员会参加总部地区会议。从苏黎世辗转汇来的大笔捐款，为我打开了这个圈子最隐秘的一面。我没有资格参加讨论，但下午由哈马斯组织的游行我掺和了一把。在叙利亚军方和秘密警察的高度戒备之下，好几百人的队伍走上街头。
哈马斯。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a，“伊斯兰抵抗运动”，又称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运动。其目标是消灭以色列，推翻阿拉法特自治机构，建立一个穆斯林政府并“把真主的旗帜插遍巴勒斯坦的每一个角落”。哈马斯和阿拉法特作对挑起战争，不承认他的领导并指控他在签订和平协议的过程中收受了贿赂。该组织的手段： 炸弹，由于是军队制造所以杀伤力比其他组织自行加工的爆炸物要大的多。而他们袭击的目标包括：以色列境内和边界的居民，甚至于国际组织派到该地区的士兵和团体成员。和真主党一样，哈马斯建立起了一个社会工作和宣传方面的网络，比如学校，医院，清真寺。
我现在就走在臭名昭著的哈马斯成员中间，真是切齿痛恨。他们活生生地走在我周围。等意识到这个，我差点没晕过去。但我随即反应过来，只想那些我认识的人，还有这几个月干什么来了。我了解他们的弱点，所以不再看得那么可怕。我放松下来。我强迫自己不去想身处何地，周围又是些什么人。继续，一步步往前，什么也别想。
不再胡思乱想了以后，就听到有人正手持喇叭在高声讲演：
“只有炸弹和攻击才能让那些犹太人清醒清醒，他们必须放弃赖在巴勒斯坦的幻想……”
我不能咒骂，不能爆发，甚至于没办法叹气或者别过脸去。我得和其他人一起拼命鼓掌，振臂高呼……如果不去听他胡说八道，也许好办一点。我的大脑于是退出活动，眼睛到处乱瞄。有意思的是，我似乎并非唯一对演讲感到厌烦的人。人群里稍远处，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 摇了摇头，目光有点失落。这人让我颇感兴趣。他显然是巴勒斯坦人，绝不会有间谍敢如此露骨地表现出自己的异议。这个男人不可能是我们的人！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再靠近点，看看他。
可惜，不只是我一人注意到了他的不爱国表现。几个男人向他围过去。他抗议。我没再往前挪，挤在人群里，眼巴巴看着这场戏，无力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
先是激烈的争辩，那个男人看来试图解释，但围在他身边的几个人根本不想听他说什么。如果不赞同，就表明他完全彻底地背叛了真主的事业。一个虔诚教徒粗暴地推了他一把，当下一片混乱。我身不由己地往前拥，被这恐怖场面搞得呆呆的。又是几阵推搡，一个人向“叛徒”扑过去，就像鬣狗扑向猎物，然后是一顿拳打脚踢的响动，紧接着周围的人全上去了。从我站的那个地方，能看见他们的脸，他们死盯着地面的眼睛和不断晃动的身子，感觉像是把那个男人踩在了脚下。
第五章 黎巴嫩和真主党（16）
就几秒钟的时间，等我挤到他们附近，人已经散了。剩下那个男人躺在血泊之中，不成人形。他头骨爆开，脸瘪了，两颊深陷。一些人过去朝他的尸首吐口水，胆子更大些的则淌着血水，在他的断肢上胡乱踢几脚。摇摇头就足以让他被置于叛徒行列，几秒钟已经足以让他们用最野蛮的手段杀死他。
我回头找到法利蒂和其他同伴。我仰头盯着那个演说的人，对他那两片嘴唇充满了疑惑
。我和其他人一起鼓掌，举手，喊口号。临走的时候我吐了。这些景象我到底还得忍受多少年？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们。在未来殉教者的演讲坛上，在仇恨蔓延的人群里，死亡无处不在。
想想我那些法国的以色列的左派朋友们。想想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各派社团。我差点笑出声来。
1996年1月：哈马斯组织的“工程师”Yehia Ayache被人处死。他负责布放炸弹的人，最终被人引爆了偷放在他手机里的爆炸装置而送命。
第六章 HADAG是一种鱼（1）
1995年11月4日：拉宾被激进犹太学生Yigal Amir刺杀。佩雷斯接替总理职位。
1995年12月：和叙利亚会谈失败，佩雷斯决定提前大选。
1996年2月24日： 在耶路撒冷中央车站附近，18路公共汽车遭到人体炸弹自杀袭击。26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1996年2月25日：在Ashkalon出口，一个休假士兵班车站被人体炸弹袭击。一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1996年3月3日：在耶路撒冷迦法街，18路公共汽车被人体炸弹袭击。19人死亡。
1996年3月4日：在特拉维夫Dizengoff商业中心外面，人体炸弹发动袭击。13人死亡。
1996年4月：加利利地区和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加大攻势。几天后，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533枚喀秋莎火箭炮，70枚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佩雷斯用军事行动进行愤怒回击。
1996年5月29日：佩雷斯的政敌、利库德党人内塔尼亚胡当选总理。
1996年夏：
蓝天的尽头，绿树沐浴着清晨几抹金黄而柔和的阳光，在微风中摇曳，有点像特拉维夫春天的早晨，带着一丝甜甜的气息。这是我钟爱的感觉。我应召回来和乌里碰面，这天早晨的心情就像呼吸到的空气一样轻盈。
入行两年了，我很快就要满二十六岁，被认为具备了能够委以重任的成熟素质。最开始，虽然不知道没完没了的任务究竟目的何在，作为一个好战士我仍然遵从命令。很快，我感到无法再以这样的方式工作。我必须熟悉环境，挑选联络人。不了解任务的真正意图我就有可能丧失时机。
欠考虑之下，我向上级提出了这个疑问。完全没想到，我的报告竟然被传阅并受到重视。两天后，乌里特意召我回来，向我讲解未来六年的行动意向。这个情况通报会整整搞了两天，每天从一早开到晚上十点多，中间没有休息，一日三餐都送到办公室，前任们一个接一个地为我传授经验。
我总算从通报会上出来了。这曾经是我想要的东西。没错，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乌里的样子很满足，跟猫捉到了老鼠似的。他无比圆满地完成了对我的选拔。先用高强度的训练打掉我最初的抗拒，接着让我面对国家的现实和职责，把我强有力的反抗引导到恰当的地方，让我如鱼得水。好了，现在就剩下掏出诱饵，鱼儿自己来上钩了。
现在我正参与一个在规模和意义上都很重大的行动。毫无疑问这是个动力。为此我迈过了新的关口。我开始考虑怎么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把“造反”的梦想抛到了脑后。
第二天，指挥官叫我过去确定下次出发的时间：
“乌里昨天晚上过来找我，郑重宣布的任务。他说了你很多好话。”
乌里？说我好话？我很吃惊，这可是新鲜事。
“真的吗？”
指挥官肯定地说：“当然。我当时也不敢相信。他说可以重用你。我对他说，你是个一旦有机会就会溜走的人，他却断言你有爱国心，会非常出色。努把力别叫他失望。乌里还说，用那些学院式的工作方法并不保险。你要随机应变：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千万不要犹疑不定，明白吗？”
“明白……”
我的指挥官最后说：“说到犹疑不定，乌里建议给你用‘Hadag’1这个化名。这是一种深海鱼，游动的时候从不在海湾停留，但我也不太了解这东西。总之乌里有些想法在里面吧。”
他叹了口气把我送到门口，听天由命地耸耸肩，不过他和艾尔戴德的耸肩方式完全不同。
都走到过道里了，我还听见他在自言自语：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摊上这种疯狂的职业不说，还被起了这么个可笑的化名。”
顺利开展工作的第一步，是在我马上就要去溜达的国家里建起一个自己的“中转”网络。这些“中转站”都是阿拉伯人开的，这些人出于民主理想，或者因为受到过于酷烈的暴政而和自己国家的独裁者作战。他们每天都以非法的勇气在战斗，但从不和以色列人合作。所以在他们面前，我依然是一个巴勒斯坦战士。
第六章 HADAG是一种鱼（2）
在黎巴嫩，权力依靠腐败和武力来维系。人民在恐怖笼罩之下，尽力重建城市和自己的生活。没人可以信任，到处都是叙利亚间谍，连国家警察也为他们工作。那些有幸挤进公务员之列的黎巴嫩人并不吝于告发自己的同胞，他们时刻准备着从自己的职位里牟取最大好处，比如只要有人付钱就听之任之。总之他们对周遭一片萧条之中的一团乱麻根本无能为力，却心满意足地干些胡乱捕人的勾当，好显摆自己的权力扩大势力范围。数目可观的情报机构选择在黎巴嫩落脚，其中有一大半是欧洲国家的，都随时准备玩一把情报买卖。因为无需顾
忌官方态度，各国情报机构的工作难度大减，对我们也一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准几个没搞清我们身份的恐怖组织，用钱收买若干头目，哪怕以后情况有变，损失的也只是钱。我逐渐和那些俗称“沙龙间谍”的人疏远了，他们只会给你一些敌方有意假人之手散播的情报。我开始接触没有头衔的小人物和下层军官，他们反而能帮我接近军队高层的真正实力人物。当然，这种危险系数也更大。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旅行很有些刺激性。我太喜欢这种自由自在了。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要考虑现在，坏的现在或者好的现在，都有可能出现在你面前。而东方国家所特有的氛围强化了我的这种感觉。这里几乎没什么时间概念。和西方奉秩序需要为社会准则大不相同，这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生活，没人把汽车或者电视节目的时间表当回事。我和这些很合拍，所以虽然身负重任还是感到轻松。一次次“旅行”的压力是一种活命的压力，因为这里的命一点也不值钱可以说是一文不值。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恐慌。他们从不把这种恐慌从外表和举止上流露出来，可是那些和你在市场上擦身而过的、迈着缓慢悠长步子的人，事实上就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但他们和西方人不一样，他们节制而不外露。即便是在谈论死亡——不，特别是在谈论死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