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云。钱牧斋有妾柳氏，宠嬖非常，人意其或以颜貌或以技能擅长耳。乃丁亥牧老被逮，柳氏即束装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行赂于权要，曲为斡旋。然后钱老徐到，竟得释放，生还里门。始和此妇人有才智，故缓急有赖，庶几女流之侠又不当以闺阃细谨律之矣”，及计六奇明季南略玖“黄毓祺起兵行塘”条附记云“（黄毓祺）将起义，遣徐摩往常熟钱谦益处提银五千，用巡抚印。摩又与徽州江某善。江嗜赌而贪利，素与大清兵往还，知毓祺事，谓摩返必挟重赀，发之可得厚利。及至常熟，钱谦益心知事不密，必败，遂却之。摩持空函还。江某诣营告变，遂执毓祺及薛生一门，（寅恪案：“薛生”指薛继周之第四子。）解于南京部院，悉杀之。钱谦益以答书左袒得免，然已用贿三十万矣”之类，皆未明当日事实所致。叶氏之书大抵依时日先后排列，但“钱牧斋有妾柳氏”条乃闻牧斋脱祸以后因补记于“海虞钱牧斋名谦益”条相近处，盖以同述一事故也。所可注意者，其记牧斋被逮至苏在丁亥四月朔，与洪亨九原揭所引吴胜兆供词及牧斋自记丁亥三月晦日在家忽被急征者相合。常熟距苏州甚近，叶氏于四月朔闻讯，遂笔录之耳。天寥与牧斋之关系迥非谢象三之比，然其记牧斋被逮事亦在顺治四年丁亥，殊有参考之价值。至于所言河东君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牧斋徐到一节，乃得之辗转传闻，可不置辩。叶氏言“重贿”，计氏言“用贿三十万”，皆未悉牧斋当日经济情况者之揣测。茲略征载记，以证牧斋此时实不能付出如此巨大数量之金钱，而河东君之能利用人情，足使牧斋脱祸，其才智尤不可及也。
关于牧斋经济情况之记载虽颇不少，但一人一家之贫富亦有改变，故与黄毓祺案发生之时间相距前后久远者可不征引。前论河东君患病，经江德璋治瘉，牧斋以玉杯赠江为谢，因述及顺治二年乙酉清兵破明南都牧斋奉献豫亲王多铎之礼物独薄一事，据此得知牧斋当时经济情况实非丰裕。盖值斯求合苟免之际，若家有财货而不献纳，非独己身不应出此，亦恐他人未必能容许也。南都迎降之年下距黄毓祺案发生之岁时间甚近，故牧斋必无重资厚贿以脱祸之理。
今存牧斋尺牍，其中诉穷告贷之书札不少，大抵距黄案时间颇远，以非切当之资料，不多引。唯与毛子晋四十六通，其第叁玖通云：“狱事牵连，实为家兄所困。顷曾专信相闻，而反倩笔于下走者，老颠倔强，耻以残生为乞丐耳。未审亦能悉此意否也。归期不远，嘉平初，定可握手。仲冬四日。”检有学集壹柒“赖古堂文选序”云：“已丑之春予释南囚归里。”可证牧斋于顺治六年已丑春间被释归常熟，此札末署“仲冬四日”，即顺治五年戊子十一日初四日。“嘉平初，定可握手”者，谓戊子年十二月初可还家与子晋相见，牧斋作此札尚在黄案未了结之时。然则叶计两氏所言之非信史更可见矣。又叶计两氏所以有此记载，概据当时不明牧斋经济情况者之传说。牧斋虽不以富名，但家藏珍本书籍，平时服用亦非甚俭薄，然则其何术以致此耶？明末苏松常镇之士大夫多置田产，以供其生活之费用。清室因郑成功舟师入长江之役，江南士大夫多响应者，发起奏销案以资镇压。观孟心史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奏销案”一文，可概见也。
复检牧斋尺牍中与囗囗囗云：
双白来，得手教，谆谆如面谈。更辱垂念，家门骨肉道义，情见乎词，可胜感佩。近日一二枭獍蜚语计穷，谓寒家户田欠几万金，将有不测之祸。又托言出自县令之言，簧鼓远近。试一问之，户有许多田，田有许多粮。若欲欠盈万之额，须先还我逾万之田而后可。小人嚼舌，不顾事理，一至于此。此言必有闻于左右者，亦付之一笑可也。海晏河清，杜门高枕，却苦脚气缠绵，步履艰涩。此天公妒其安闲，以小疾相折抵也。
寅恪案：此札虽不知致谁者，但据“家门骨肉”之语，知其人为牧斋同族。“双白”者指王廷璧，见明诗综捌拾上等。牧斋之免于奏销案之牵累当别有其他原因，然其田产无论有无，纵或有之，亦微不足道，观此札可以证知。牧斋既不依田产收入为生，则其家计所赖唯有卖文一途。河东君殉家难事实“孝女揭”略云：“我母柳氏，系本朝秘书院学士我父牧斋公之侧室。吾父归田之后，卖文为活。茕茕女子，蓄积几何。”此虽指牧斋于顺治三年丙戌秋由北京还常熟以后事，但黄案之发生即在此年之后，此数年间牧斋遭际困顿，自不能置田产。由是言之，牧斋丙戌后之家计亦与其前此者无异，皆恃卖文维持，赵管妻之语固指丙戌以后，实可兼概丙戌以前也。今所见资料足资证明此点者殊多，不须广引。考牧斋为王弇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见黄梨洲思旧录“钱谦益”条），李北海“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见杜工部集柒“八哀诗”之五及旧唐书壹玖拾中文苑传李邕传），韩昌黎谀墓之金（见新唐书柒陸韩愈传附刘叉传），其故事可举以相比也。
复检牧斋尺牍中“与王兆吉”五通，其第伍通云：
生平有二债，一文债，一钱债。钱尚有一二老苍头理直，至文债则一生自作之孽也。承委南轩世祠记，因一冬文字宿逋未清，俟逼除时，当不复云祝相公不在家也。一笑！
同书同卷“与遵王”三十通，其第伍通云：
岁行尽矣，有两穷为苦。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手穷尚可延挨，东涂西抹。腹穷不可撑补，为之奈何？甫老寿文，前与其使者以望日为期，正是祝相公又不在家时候也。一笑！
牧斋所谓“苍头”当即指钱斗辈而言，俟后论述，暂不之及。茲以两札所言颇饶妙趣，并足以实写其生活状况，故附录之。东坡集壹叁“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之一云：“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受之之语，殆从苏句得来欤？
关于牧斋与介子是否如马国柱所谓“素不相识”之问题，茲检牧斋尺牍中“与木陈和尚”（寅恪案：木陈即道忞）二通，其第贰通云：
密云尊者塔铭，十五年前已诺江上黄介子之请矣。重以尊命，何敢固辞。第以此等文字关系人天眼目，岂可取次命笔。年来粗涉教乘，近代语录都未省记。须以三冬岁余，细加简点，然后可下笔具稿。谨与晓上座面订，以明年浴佛日为期，尔时或得围绕猊座，觌面商榷，庶可于法门稍道一线，亦可以慰吾亡友于寂光中也。
其第壹通略云：
丧乱残生，学殖荒落，恭承嘉命，令补造密云老人塔铭，以偿十五年旧逋，每一下笔，辄为战掉。次后著语，颇为老人施十重步障。窃自谓心平如地，口平如水，任彼百舌澜翻，千喙剥啄，亦可以譬诸一诀，付之一笑。
及有学集叁陸“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略云：
崇祯十四年辛巳上以天步未夷，物多疵厉，命国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普陀大士还赍紫衣赐天童悟和尚。弘遇斋祓将事，请悟和尚升座说法，祝延圣寿。还朝具奏，上大嘉悦，俞其请，诏所司议修成祖文皇帝所建南京大报恩寺。命悟为住持，领其事。弘遇衔命敦趣，以老病固辞。逾年而示寂。又二年甲申，国有大故，龙驭上宾。越十有五年戊戌（即顺治十五年），嗣法弟子道忞具行状年谱，申请谦益，俾为塔土之铭。师讳圆悟，号密云，嘉靖戊寅岁生常州宜兴，姓蒋氏。示微疾，趺坐频申而逝，崇祯十五年壬午七月七日也。世寿七十七，僧夏四十四。明年癸未，弟子建塔天童，迎全身窆幼智庵之右陇。师剃度弟子三百余人，王臣国士参请皈依者又不胜数，偕忞公二通辈结集语录书问，标揭眼目者，江阴黄毓祺介子也。师既殁，介子裁书介天童上座某嘱余为塔铭。遭世变，不果作，而介子殉义以死。又十年矣，余为此文，郑重载笔，平心直书，誓不敢党枯仇朽，欺诬法门，用以副忞公之请，且慰介子于九原也。
则牧斋与介子为旧友，此三文乃是铁证。马国柱奏谓钱黄素不相识，公牍文字自来多非事实，即此可见。牧斋作密云塔铭时在郑延平将率舟师入长江之前夕，岂牧斋预料国姓此举可以成功，遂一反其往日畏葸之态度而昌言不讳其与介子之关系耶？又圆悟塔铭涉及田弘遇普陀进香事，颇饶兴趣，读者可取前述江南名姝被劫及避祸事参阅也。
抑更有可论者。黄梨洲南雷文定后集贰“邓起西墓志铭”略云：
君名大临，字起西，别号丹邱，常熟人。起西幼孤，稍长即能力学，从游于江阴黄介子毓祺。岁乙酉江阴城守不下，介子与其门人起兵竹塘应之。起西募兵于崇明。事败，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来书，为人告变，捕入金陵狱。起西职纳槖饘。狱急，介子以其所著小游仙诗圜中草授起西，坐脱而去。当事戮其尸。起西号泣守丧锋刃之中，赎其首联之于颈，棺殓送归，有汉杨匡之风。起西师死之后，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剑客而友之，卒无所遇，遂侘傺而死，闻者伤之。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精舍馆我。款对数人，张雪崖顾石宾皆其道侶也。随访熊鱼山于乌目，访李膚公于赤岸，皆起西导之。（寅恪案：可参梨洲思旧录李孙之及熊开元条。）比余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杨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遥望，不可为怀。然不意其从此不再见也。
夫起西为常熟人，又是牧斋旧友黄介子之高弟，牧斋垂死时梨洲至虞山视牧斋疾，即寓起西家。（见后引梨洲思旧录钱谦益条。）则起西自与牧斋不能无关涉，可以推知。
首告之盛名儒逃不赴质恐是河东君间接所指使，殆取崇祯时告讦牧斋之张汉儒故事以恐吓之也。至介子之能在狱中从容自尽，疑亦与河东君之策略有关，因借此可以死无对证，免致牵累牧斋。其以介子病死为言者，则可不追究监守之狱吏耳。黄案得如此了结，河东君之才智绝伦，诚足令人惊服。所可注意者，牧斋不付五千金与徐摩，遂因此脱祸，鄙意牧斋当时实亦同情于介子之举动，但其不付款者盖由家素不丰，无以筹办巨额也。故就此点观之，亦可证知牧斋经济之情况矣。
关于牧斋狱中寄河东君诗，第叁章论卧子长相思七古已引王应奎柳南随笔涉及牧斋此诗序“弟”与“妻”之问题，可不复赘。惟牧斋此诗虽有遵王之注，然亦未能尽窥其师之微旨，故重录此诗序并六首全文，分别笺释之。其他典故，读者自当更取遵王原注并观也。
有学集壹秋槐诗“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其序云：
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途，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狱中遏纸笔，临风暗诵，饮泣而已。生还之后，寻绎遗忘，尚存六章，值君三十设帨之辰，长筵初启，引满放歌，以博如皋之一笑，并以传示同声，求属和焉。
寅恪案：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录云：“牧斋就逮时〔柳夫人〕能戎装变服，挟一骑护之。”某氏所记河东君事多杂采他书，实无价值，其言河东君戎张挟一骑护牧斋，则绝无根据，不过牵混河东君作“昭君出塞装”之传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