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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道消息妙极了！
布克想知道除了这桩案子，我别的还干些什么。听他的口气，基普勒可能说过，他显然觉得我手头没有别的活。
在吃奶酪蛋糕时，布克说他手上有几桩案子的材料，不知我是否想看一看。他解释道，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名叫拉芬，老板是个黑人，在全城到处都有分号。人人都知道有这家商号，主要是因为它深夜在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打广告，大叫大嚷各种各样不必付现款的推销方式。他们一年的营业额高达800万美元，布克说，而马尔文·香克尔就是他们的法律顾问。他们允许顾客赊账，但有许多却成了呆账，无法收回。这就是拉芬家具店的特点。香克尔事务所里，如今已堆积了数百份准备对欠债顾客起诉的档案。
年轻有为的大学生成群结队涌进法学院，可不是为了学习债务法。原先购买廉价家具的那些人，由于过期拒不付款，如今成了被告。家具店老板并不想讨回家具，他要的只是钱。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既不作答，也不露面，律师不得不采取措施，扣押他的财产或者工资。而这很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3年前，孟菲斯有位律师就曾被人用枪打伤，打他的是个怒气冲天的年轻人，他的薪金刚被这位律师扣押。
这种案子每桩只值数百美元。要想解决点儿实质性的经济问题，律师手上得有一大堆案件才行。法律规定，可以收取律师费和成本费。
这是一种肮脏的活计。但是，正像布克所说的那样，从这些档案中总可以多少挤出一点油水。从一件案子获得的收入虽然十分有限，积少成多，却可以维持日常的开支，买一些必需的用品。
“我可以给你50份档案，”他说，“以及必要的表格。我会帮你起诉第一批案件。”
“律师费一般有多少？”
“这很难说得准。有些案子你一个子儿也收不到，被告不是已经溜走，就是已经申请破产。但一般地说，一桩案子平均可以收到100美元。”
100×50，就是5000美元。
“每桩案子一般前后要化4个月，”他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你愿意，我每个月可以给你20份档案。这些案子你要在同一个法庭向同一个法官同时提出起诉，将来回到你手上也在同一天，这样你只需要出庭一次。抓住他们的债务，跟踪追击。90％都只是案头工作而已。”
“我干！”我说。“你们那里还有别的什么活要我干吗？”
“可能。我一直在留心呢。”
招待送上了咖啡。我们开始像律师们最爱干的那样，议论别的律师。我们谈论老同学，谈论他们在这现实的世界上如何闯荡。
布克已经死而复生了。
门开得再小，戴克也可以从门缝中钻进房间，而且不会弄出一点声响。他对我一直是这么干。往往我正坐在写字台前沉思默想，或者聚精会神埋首于难得到手的案卷之中，哇，他已经站在我面前！我衷心希望他进来之前先敲敲门，但又不愿开口找他麻烦。
此刻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抱着一堆邮件，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我写字台前。他发现台子一角放着的一叠崭新的债务案卷，问道：“这是什么？”
“工作。”
他拿起一份档案。“拉芬家具店？”
“是的，先生。我们现在为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提供法律服务。”
“这是债务档案嘛，”他不屑地说，那厌恶的表情，像是他已经弄脏了自己的双手。而做出这种反应的，却是做梦也盼望在密西西比河上发生更多沉船灾难的那位男子汉！
“这是诚实的劳动，戴克。”
“你这是把头朝墙上撞呀！”
“你还是去追你的救护车吧！”
他把邮件向桌上一丢，又像来的时候一样悄没声息地消失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撕开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一封厚厚的来信。里面是一叠标准尺寸的文书，至少有两英寸厚。
德拉蒙德回答了我的笔头质询，拒绝了我提出的澄清事实的要求，提供了我要求得到的部分文件。我要化几个小时才能把这一切看完，而弄清楚哪些文件他没有提交，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他对我的质询做出的答复。我必须对大利公司的发言人取证，他指定了克利夫兰总部一位名叫杰克·昂德霍尔的先生。我还向他索取大利公司几位雇员的职务和家庭地址，这些人的名字在多特的文件中曾反复出现。
我用基普勒给的一张表格，写了一份对大利公司6位职员取证的通知。我确定在一周后某一天取证，我当然明白德拉蒙德会提出反对意见。但他对多特取证时曾这样对待我，而且把戏就是这么玩的。他会跑去找基普勒，但基普勒对他是决不会有多少同情的。
我将在大利公司克利夫兰的总部呆上一两天。我对此虽然很不情愿，但我别无选择。旅费，食宿，法庭书记官的费用，一切都很昂贵。我还没有和戴克讨论这笔费用的开支；坦白地说，我一直在眼巴巴地盼他钓到一件能速战速决的车祸案件。
布莱克案件的材料现在已经装入第三个一次性档案袋。我把它放在写字台旁的一只硬纸箱中，每天都要看几次，并且扪心自问：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居然敢梦想在法庭上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把了不起的大腕列奥·F。德拉蒙德打得落花流水，屈辱终身？
我活到今天，还从没有对一位陪审员讲过一句话哩。
一小时以前，我打电话给唐尼·雷时，他身体极为虚弱，无法和我谈话，所以我此刻驱车前往他住于格兰杰的家。这是9月下旬，具体的日期我已忘记，但唐尼·雷第一次被确诊患了白血病，是一年多以前。多特前来开门时，双眼红肿。“我看他就要走了，”她抽抽噎噎地说。我没有想到他的情况会变得这么糟糕，但今天他的脸色比以往更加惨白，身体更加虚弱。他昏昏沉沉地睡着。房间里没有开灯。西沉的落日，将长方形的影子洒落在他那张狭窄的小床雪白的床单上。电视机已经关掉，房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他今天一口饭也没吃。”她低声对我说。
“疼得厉害吗？”
“还好。咱给他打了两针麻药。”
“我坐一会儿，”我一边低声说，一边坐到一张折叠椅上。她离开房间，朝外面走去。我听见她在走廊上抽泣。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我把目光盯着他的胸脯，等着看它轻微地起伏，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我把靠门一张桌上的小灯打开，他微微地动了动，睁开眼睛，接着又闭了起来。
那么，这就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死亡时的情景。这个社会到处都有富得流油的医生，闪闪发光的医院，高度精密的医疗器械，而且还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然而，它却让唐尼·雷·布莱克由于得不到合适的治疗而萎缩死亡。这是多么残酷！
他的生命本来是能够得到挽救的。他的身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时，他完完全全处于大利公司的保护伞之下，尽管这把伞已满是洞洞眼眼。在他被确诊时，他处于父母按时交纳费用的那张保单保险范围之内；根据法律，大利公司有义务给他提供医疗费用。
我将在不久以后的某一天，会见应该对他的死负责的人。他或她也许只是一个执行上司命令的处理索赔要求的低级职员，他或她也许是个发号施令的副总裁。我但愿此刻能拍下一张唐尼·雷的照片，在我终于和他或她见面时，亲手交给这个令人厌恶的人。
唐尼·雷咳了两声，身体又轻微地动了动。我想他这是想告诉我，他还活在人问。我熄了灯，坐在黑暗里。
我独自一人，赤手空拳，提心吊胆，缺乏经验，但正义在我的一边。假如布莱克家在这场官司中败诉，那么这个制度就根本没有公平可言。
远处亮起了一盏街灯。一缕散射的光线，穿过窗户，在唐尼·雷胸脯上闪烁。他的胸脯此刻在轻轻起伏。我想他是在竭力使自己苏醒。
我今后坐在这个房间里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我盯着被单下面几乎难以看清的他那骨瘦如柴的躯体，我发誓要为他报仇雪恨。
33
身上裹着黑袍坐在法官席上的是一位怒气冲冲的法官。这一天是申请日，是专门用于对许多案件中无数的申请进行短暂的连续辩论的日子。因而庭上挤满了律师。
第一个辩论的便是我的申请，因为基普勒法官有点儿为我担心。我发出了一份通知，要从下周一开始在克利夫兰对大利公司的6名职员进行取证。德拉蒙德表示反对，声称由于他那神圣的出庭日程已经排满，他当然无法到场。而且，不仅仅他无法拨冗光临，那6名未来的宣誓证人也都是公务繁忙，不能分身。6个人统统不行！
基普勒为德拉蒙德和我安排了一个电话会议，会议进行得很糟，至少对被告方是如此。德拉蒙德有正常的出庭任务；为了证明自己所说是真，他用传真机发来了另一件案子的预审传票。他说要到两个月之后，他才能腾出时间在克利夫兰呆3天。而且，那6位雇员也都是大忙人，要把他们集中到一起，可能要等几个月。
他的话使法官大为震怒。他下令举行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以便公开地抨击德拉蒙德，并且列入记录。在过去4周中，我每天都和法官大人通话，所以将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那场面定会是令人十分难堪的。好在我无需多说。
“列入记录，”基普勒对书记官厉声命令道。过道另一侧的那几个木头人，身子立刻向前一倾，准备好他们的拍纸簿。今天来了4个。“案号214668，布莱克诉大利公司。原告通知于10月5日下周一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公司办公室，对公司指派的一位人员及另外5名雇员取证。被告代理律师以时间冲突为由，表示反对。这自然并不奇怪。对吗，德拉蒙德先生？”
德拉蒙德慢腾腾地站了起来。“是的，大人。本人此前已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联邦法院周一开始对一件案子进行预审的传票。在那件案子中，本人是被告首席律师。”
对这一问题德拉蒙德和基普勒至少已进行过两次火药味很浓的辩论。但现在要列入记录，此刻的辩论依然十分重要。
“那么你何时才能设法将此纳入你的日程呢？”基普勒的问话含有很强烈的讽刺色彩。戴克本来，我独自坐在原告律师席上。在我身后的位置上，至少坐了40名律师，他们全都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了不起的大腕列奥·F。德拉蒙德遭人抨击。他们一定在纳闷，我这个无名小卒究竟是何许人，怎么竟有本事能使法官为我战斗？
德拉蒙德把身体重量由一只脚换到另一只，然后说道：“哎，法官大人，我的时间表确实已经排满。这也许——”
“我相信你说的是两个月。我没有听错吧？”基普勒装得大吃一惊地问。谅必不会有哪位律师居然会这么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