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你进行性骚扰的人当中，有我们认识的人吗？”
“反对，法官大人，”德拉蒙德说。“这种事谈谈也许有趣，但与本案无关。”
“让咱们听听再说，反对暂时驳回。请你回答问题，莱曼西支克小姐。”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我和埃夫雷特·洛夫金有3年的性关系。只要我唯命是从，他想干什么都让他干，我的工资就会增加，职位就会提升。但是在我厌倦了这种关系并和他断了来往以后，我马上就被降职，从高级理赔审核员降到了一般的理赔员。工资也减少了20％。接着，拉塞尔·克罗基特也打我的主意。他当时是高级理赔监理，后来我被解雇的时候，他也被公司开掉了。他把自己强加于我，威胁我若是不跟他玩玩，他就砸了我的饭碗。假如我做他的情人陪他一段时间，他一定让我晋升。我要么献身，要么滚蛋。”
“这两个人都已经结婚了吗？”
“是的，都有家小。他们糟踏理赔部的年轻姑娘是出了名的，我可以说出一大堆名字。而且，拿晋升做交易搞女人的决不只是这两位大亨。”
所有人的眼睛又一次转向昂德霍尔和阿尔迪。
这时，我故意停了下来，回到桌边胡乱摸索了一阵。这是我学会不久的在法庭上玩的一种小把戏：遇到有滋有味的精彩证词，留点时间让陪审团回味回味，然后再继续进行。
我朝杰基瞧了瞧，她正用纸巾抹眼泪。她的两只眼睛如今已经通红，陪审团对她满怀同情，个个跃跃欲试，恨不得为她刀子见红。
“我们现在谈谈布莱克档案，”我说。“那是指定由你经办的？”
“是的。布莱克太太最初的索赔表格是交给我办的。我根据公司当时的政策，写给她一封拒赔的信。”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索赔要求最初都是要予以拒绝的呀，至少在1991年统统如此。”
“所有索赔要求都拒绝？”
“是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对每一索赔要求起初都予以拒绝，然后再对那些索赔金额很少而又合乎规定的要求进行复审。这些金额有限的索赔，其中有一些我们最后确实是理赔了，可是那些数额很大的，我们从来都不付款，除非投保人请来了律师。”
“这是什么时候成为公司的政策的呢？”
“1991年1月1日。这是一种试验，也可以说是个诡计。”我朝她点了点头。就这样说下去。“公司规定，在12个月的时间内，对所有超过1000美元的索赔要求一律予以拒绝。即使这种要求再合法，也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只要我们能找到可以与对方争辩的理由，对金额小于1000美元的索赔，我们最后也同样加以拒绝。超过1000美元的索赔，我们确实也赔了有限的几件，但那同样也只是在投保人聘请了律师进行威胁之后才赔的。”
“这一政策实施了多久。”
“12个月。这是为期一年的试验。在此以前，保险业界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这被管理层公认为是一个极妙的主意。拒赔一年，把省下的钱积聚起来，扣除掉对诉讼匆匆和解化掉的钱，剩下的就是一座小小的金山。”
“有多少金子呢？”
“这个诡计为公司额外净赚4000万美元左右。”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跟这些卑鄙的家伙在床上睡了那么久，什么污七八糟的消息听不到呀！他们无所不谈。谈他们的老婆，谈他们的工作。你不要以为我在为此自豪，跟他们在一起我一秒钟都没有愉快过。我是个受害者呀。”她的眼睛又红了，声音也有些颤抖。
又是一个长长的停顿，我在研究我的笔记。“布莱克家的申请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们的申请起初和其他所有申请一样遭到了拒绝。但它索赔的数额很大，所以做了不同的记号。在‘急性白血病’这几个字引起了注意以后，我一切都按拉塞尔·克罗基特的意思办。在开头不久后的某一时期，他们意识到保单并未将骨髓移植手术排除在投保范围之外；这时，事情变得非常严重。因为第一，索赔的金额突然有可能会成为天文数字，而这笔钱公司显然不想赔。第二，投保人患的是不治之症。”
“那么理赔部是知道唐尼·雷·布莱克活不长的啰？”
“当然。他的医疗记录很清楚嘛。我记得他的医生写的一份报告说过，化疗进行顺利，坦白血病仍会复发，也许不到一年就会复发；除非病人接受骨髓移植，否则白血病最终将结束他的生命。”
“你把这份报告给谁看过吗？”
“我拿给拉塞尔·克罗基特看了。他又拿给他的上司埃夫雷特·洛夫金看了。是他们那一层的人做出了继续拒赔的决定。”
“可你是明白这一申请应该予以同意，给以赔款的，对吗？”
“这一点谁都明白，可公司在押宝。”
“这一句话的意思你能解释一下吗？”
“押的宝就是：投保人不会去找律师商量。”
“你知道找律师商量的人在当时的比例是多少吗？”
“一般相信，找律师商量的人与所有投保人之比，不会超过二十五分之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才开始搞这个试验的。他们认为这么干不会引起注意。他们把保单卖给那些受教育不多的人，他们指望那些人出于无知，在索赔遭到拒绝时会逆来顺受。”
“在收到律师写来的信时，情况怎么样呢？”
“那就会完全不同。如果索赔金额在5000美元以下，要求又完全合法，我们立即付款，并且发信向投保人表示道歉。用的借口无非是，你知道，公司忙中出错啦，或者计算机出了毛病啦。这种信我寄出过上百封。如果索赔金额超过5000美元，那么我就把材料交给监理。我想，这样的索赔要求几乎总是如愿以偿的、假如律师已经提出诉讼，或者即将提出诉讼，公司就迅速进行谈判，悄悄地私下把案子了结。”
“这样的情况出现得多吗？”
“这我确实不知道。”
我退下讲台，对她说了声“谢谢”。接着，我转身面对德拉蒙德，愉快地微笑着说，“证人是你的啦。”
我在多特身旁坐下。她泪流满面，正无声地哭泣。她以前就一直在责怪自己没有更早地聘请一位律师，如今听到杰基这样的证词，心里更是格外痛苦。无论审讯有什么样的结果，她都是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
有几位陪审员已经发现她在哭泣，这对案子的结果会有所裨益的。
可怜的德拉蒙德慢慢地走到一个远离陪审团的地方站住。他恨不得离陪审团更远一点，可是再向前迈一步，他就不能诘问证人了。我想不出他能有什么问题好问，但我相信他以前也曾遭到过类似的伏击。
他非常友好地做了自我介绍，对杰基说他们以前当然没有见过面。这是在向陪审团暗示，他对她将会说些什么一无所知。杰基怒容满面，她不仅憎恨大利公司，而且也憎恨不幸代表这家公司的律师。
“莱曼西支克小姐，你由于某些原因，最近曾被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这是真的吗？”他小心翼翼地问。在辩论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对问题的答案心中有数，否则就不该提出这个问题。而我有种感觉，杰基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列奥毫无所知。他的消息来源，只是过去一刻钟内，那几个想捞救命稻草的人一番窃窃私语而已。
“不！这不是真的！”她气愤地大声说。
“我请你原谅。可是，你是接受过治疗的吧？”
“我不是被人关进去的。我是自己自愿去的，呆了两个星期。而且，我什么时候想离开那儿，我都可以随时离开。治疗费用本应在大利公司的集体保险名下支付；在我离开大利公司以后的12个月内，我本应继续拥有这一保险。可是他们，当然啰，到现在还在拒绝支付这笔医疗费。”
德拉蒙德咬着指甲，眼睛盯着手中的拍纸簿，仿佛并未听见她的话。问第二个问题吧，列奥！
“这就是你到这里来的原因吗？你来这里，是因为你在生大利公司的气？”
“我憎恨大利公司，憎恨在大利公司工作的大多数爬虫。这样回答你满意了吗？”
“你今天在此作证是出于你对公司的仇恨？”
“不。我在此作证，是因为我知道真相事实，知道他们是如何故意欺诈成千上万的人。我应该说出内情。”
最好还是一边歇着去，列奥。
“你是为了什么原因进医院治疗的？”
“我在与酗酒和意志消沉进行斗争。此刻，我一切正常。可下周会怎么样，谁能说得上？在过去6年当中，你的那些委托人，只把我当成一块肉。我像一盒糖果，被他们在办公室里传来传去，谁想吃都可以。他们糟踏我，因为我身无分文，单身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身床上功夫。他们剥夺了我的自尊。我现在拼命要夺回来，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我在拼命拯救自己。因此，如果我必须治疗，那么我决不会迟疑。我但愿你的委托人支付那些该死的医疗费。”
“没有别的问题了，大人。”德拉蒙德匆匆溜回被告席。我陪着杰基走过围栏，几乎把她送到门口。我向她谢了又谢，并且保证给她的律师打电话。戴克开车送她去机场。
时间已经快到11时30分。我想让陪审团在午饭时回味她的证词，因而要求法官提前休庭。我正式提出的理由是，我需要有一些时间研究那些计算机打印的材料，以便传唤更多的证人。
那笔1万美元的罚款汇到的时候，正在开庭。德拉蒙德把它交给法官时，附上了一份长达20页的申请书。他准备就这笔罚款提出上诉，因而这笔钱谁也不能动用，将留在法院的账号上等待上诉结果。我不在乎。我要操心的事多着呢。
45
午饭后，陪审员们返回法庭依次就座时，又有几位向我绽开了笑脸。在正式将案件提交他们裁决之前，他们本不应议论案情，但每当他们走出法庭，他们总会交头接耳，私下进行议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几年前，有两位陪审员曾经为某个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信争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那次开庭预期两周，而引起他们争论的才是第二个证人，法官只好宣布审判无效，一切从头再来一遍。
我们的陪审员已经用文火把杰基的证词煨了两小时，现在该让我告诉他们应当用什么办法来纠正大利公司的一些罪过啦。是提出钱的问题的时候啦。
“法官大人，原告要求传威尔福·基利上庭作证。”基利在附近被找来了，他急步冲进法庭，作证的愿望倒是显得十分迫切。尽管我们已经揭露了他们那么多无法抵赖的谎言，形势对大利公司十分不利，但他仍旧精力饱满，态度友好，与洛夫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显然是想向陪审团证明：一切由他负责，而他是个信得过的人。
我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以便让众人明白他是总裁，是大利公司的第一把手。接着便交给他一份大利公司最新的财务报表。他满不在乎地接了过去，仿佛他每天早晨都把这玩意儿看一遍。
“基利先生，你能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值多少钱吗？”
“你所谓值多少钱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我的意思是净值。”
“这可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