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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整个推论铁板钉钉的——至少我个人认为，是这位出身名门的弗朗西斯科是罗马学会的成员，那个兄弟会组织信仰旧罗马共和国的那些异教理想，而《寻爱绮梦》书中在提到这些理想时带着显而易见的推崇语调。这可以解释科隆纳为什么在那句隐秘的离合诗句中称自己为“兄弟”：这个被其他学者认作是科隆纳僧人身份标志的称谓，在罗马学会里也是一个普遍使用的称呼语。
然而，我父亲的论断尽管在保罗和我眼里浅显明了，却搅浑了学术的水潭。父亲的仓促离世使他还未有充足的时间勇敢面对他在《寻爱绮梦》研究的小小世界里掀起的“茶壶里的风波”，它却差不多毁掉了他。父亲的同事几乎统统拒绝接受这部著作；文森特？塔夫特竭尽诽谤之能事。那时候，赞同威尼斯科隆纳的种种观点已经根深蒂固，而父亲在他那简短的附录中并未提及其中一二，整部书便因此变得不足采信了。塔夫特写道，将两起疑雾重重的谋杀案同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本书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而弄出的耸人听闻之辞，悲哀得很啊”。
第19节：四法则（19）
当然，父亲被击垮了。对他来说，他们拒绝接受的是他的事业本身，是他自师从麦克比的日子起便孜孜以求得来的果实。他根本没法理解这种针对他的发现的粗暴反应。就我所知，惟一对《贝拉东纳档案》坚信不疑的人就是保罗。他把那书读了很多遍，就连那条题献也印在了他的脑子里。当他来到普林斯顿，在大一新生的花名册上看到一个汤姆？科雷利？沙利文的名字的时候，他立刻认出了我的中名，决心把我找出来。
如果他期望遇见的是我父亲的一个较为年轻的翻版，那他一定失望了。保罗找到的那个大一新生走起路来稍稍有点儿瘸，似乎对自己的中名有点儿窘迫，还做了别人想像不到的事情：他宣布自己跟《寻爱绮梦》一刀两断，成了反对自己那个将阅读当做宗教崇拜的家庭的浪子。那次车祸的冲击波仍旧在我的生活中嗡嗡作响，而事实上，早在父亲去世之前，我就丧失了对书本的信仰。我开始认识到饱读诗书的人有一种说不出口的偏见，一种他们似乎统统都怀有的隐秘信念，而我们所知道的生活不过是真实的一种走了样的幻象，只有艺术才能像一副阅读时戴的眼镜把它纠正过来。我在饭桌上遇到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看上去总对世界心怀怨恨。一位好作家能赋予某个出色的文学人物一条戏剧性的完美人生轨迹，但我们的生活不可能这样，可他们永远不能接受这个看法。只有在纯粹完美的意外事故中，世界才会真正成为舞台。而他们似乎又认为这是令人唏嘘的事情。
没人切切实实这么说过。父亲的朋友们和同事们——除了文森特？塔夫特之外的所有人——到医院来看望我，都因自己对他的书所做过的评论显出一副羞怯的样子，嘟嘟囔囔地说几句刚刚在等候室里打好腹稿的好话颂扬他一番，这时候，我看见了墙上的那一行字。我是在他们走向我的床前时注意到它的：他们一个个都带一堆书来。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它帮了我一把。”历史系主任说着把默顿的《七重山》放在我旁边的食物盘上。
“我在奥登的作品中得到了巨大的慰藉。”一位年轻的研究生说，她在我父亲的指导下做论文。她留下一本平装书，为了弄掉书上印着的售价还剪去了封面一角。
“你需要来点提神醒脑的，”其他人离开房间之后又一个人低声说，“而不是这种死气沉沉的东西。”
我甚至都认不出他是谁。他留下了一部《基督山伯爵》，我已经看过这书了，只猜度着他是不是当真认为复仇心才是鼓起勇气所需的最佳情绪。
我发觉，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在现实面前比我更加高明。父亲的死给现实加了一个恶毒的结尾，并对他们赖以生活的准则嘲弄了一番：每一个事实都能被重新阐释，每一个结尾都能被重新安排。狄更斯重写了《远大前程》，这样匹普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没有人能重写这一切。
遇见保罗的时候，我很小心谨慎。在高中的最后两年里，我强迫自己有所改变：感到大腿疼痛的时候，我会继续走路；本能叫我不要停留地走过一扇大门——体育馆的大门，新朋友的车门，我开始喜欢的女孩子的家门——的时候，我会让自己停下来，敲一下，有时候还任由自己走进去。但是，在这里，在保罗身上，我看见了自己也许会成为的样子。
他瘦小苍白，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谈不上男子的阳刚气，更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他松着一只鞋的鞋带，手里拿着一本书，仿佛那书是可以消除焦虑的安乐毯。第一次见面，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便引用了《寻爱绮梦》里的话。我感觉自己已经了解他了，甚至比自己想去了解的还要多。九月初的一天，太阳西下的时候，他在校园附近的一家咖啡店找到了我。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那天晚上不要去理睬他，以后要对他退避三舍。
第20节：四法则（20）
正当我打算告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改变了一切。
“不知什么缘故，”他说，“我觉得他也是我的父亲。”
我并没有告诉他车祸的事情，而这场合确实也不适合说这件事。
“你一点都不了解他。”
“我了解。我有他所有的著作。”
“听我说——”
“我甚至还找到了他的论文……”
“他不是一本书。你不能仅仅靠阅读就了解他。”
但是，他似乎一点都听不进去。
“一九七四年《拉斐尔的罗马》，一九七九年《费奇诺和柏拉图的重生》，一九八五年《圣十字教堂的人》。”
他开始扳着手指数起来。
“《〈寻爱绮梦〉和〈霍拉波洛的象形文字集〉》，刊载于一九八七年六月的《文艺复兴季刊》。《莱昂纳多的医生》，刊载于一九八九年的《医学史学报》。”
他按着时间顺序往下说，一丝不差。
“《做马裤的人》，刊载于一九九一年的《跨学科史学研究》。”
“你忘了BARS上的那篇文章。”我说。
BARS，美国文艺复兴学会简报。
“那是一九九二年。”
“一九九一年。”
他皱起了眉头。“一九九二年是他们第一年接受非会员的文章啊。那一年是高二。想起来了？那年秋天。”
我沉默着。蓦地，他似乎忧心起来。他没错，我错了。
“可能他是一九九一年写的吧，”保罗说，“他们只是在一九九二年刊登而已。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点点头。
“那就是一九九一年了。你说得对。”他拿出一直捏在手里的那本书。“那么，就是这本书了。”
《贝拉东纳档案》的初版书。
他怀着敬意掂量着书。“到目前为止，他写得最好的书。他发现它的时候你在现场，对不对？那封有关科隆纳的信？”
“没错。”
“我希望自己能亲眼看看。一定很了不起。”
我的视线越过他的肩，往远端墙上的窗户望出去。叶子红了。天开始下雨。
“是的。”
保罗摇了摇头。“你很幸运。”
他的手指轻柔地翻着我父亲著作的书页。
“他两年前过世了，”我说，“我们遭遇了车祸。”
“什么？”
“他写完书没多久就死了。”
他背后窗户的四角开始笼起雾气。一个男人用报纸遮着头走过，他不想被雨淋湿了身体。
“别人撞了你们？”
“不是。我父亲没有控制好车子。”
保罗用手指摩挲着书护封上的图案。一个简单的徽记，一条海豚和一支锚的组合。那是威尼斯阿尔定出版社的徽记。
“我不知道……”他说。
“没事儿。”
那一刻的沉默很漫长，我们俩之间再没出现过这么长的沉默。
“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说，“他心脏病发作。”
“我很难过。”
“谢谢。”
“你母亲是做什么的？”我问。
他在护封上发现了一道折痕，用手指把它抚平。“她一年之后也死了。”
我想对他说些什么，可是我听熟了的那些言辞在我的嘴巴里似乎感觉都不对劲。
保罗想做出一个微笑。“我就像奥立佛指狄更斯的作品《孤星血泪》中的孤儿。，”他继续说，用手做了一个碗状，“求求您了，先生，我想再要一点儿。”
我挤出了一声笑，不确定他是不是想要我用笑声捧一下场。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说，“对于你爸爸……”
“我明白。”
“我说这些只是因为——”
雨伞一耸一耸地在窗下来来回回经过，像潮水里的马蹄蟹。咖啡店里低低的说话声响了起来。保罗不停地说，努力修补刚才捅的娄子。他告诉我，他在父母过世之后便去了一家为孤儿和离家出走的孩子提供食宿的教会学校，并在那里长大。高中的时候，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与书为伴，然后他来上大学，决心好好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他寻找可以与他交流的朋友。最后，他静下来，脸上露出窘迫的表情，感觉到自己已经毁了整个谈话。
第21节：四法则（21）
“那你住在哪个宿舍？”我了解他的感受，便问他。
“霍华德。和你一样。”
他拿出一张大一新生的花名册，给我看折了角的那一页。
“你找我多久了？”我问。
“我刚刚发现你的名字。”
我看着窗外。一把红伞孤零零地飘了过去。它在咖啡店的窗前停了一下，似乎在继续前行之前徘徊了一阵。
我转过头看着保罗。“再来一杯？”
“好啊，谢谢。”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交往。
在空中建造城堡，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我们在一无所有之上建立起了友谊，因为我们的共同点就在于一无所有。那晚之后，跟保罗谈话变得越来越自然了。没过多久，在父亲这个问题上，我甚至开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