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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灰权衡轻重，还是要先返回祖国，为那些阵亡失踪的战友做个交代，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任务更为紧要。
玉飞燕手下的山林队老少团全伙折在了野人山，她如今也是无从投奔，但限于当前政治形势，总不能跟着司马灰一同越境北逃。
司马灰就给她出了个主意：这些天司马灰跟“佤帮军”打听了国内的情况，得知近几年从缅共人民军里逃回去的战友，最开始都会受到隔离审查，主要是防止有人在境外接受特务训练，被派回中国执行潜伏任务，到后来因为人数实在太多了，审查尺度放宽了不少，不过问题澄清之前，都不能批准返回原籍。而是集中下放到农村进行监管，后果并没有他们当初设想得那么严重。
司马灰记得缅共人民军里曾经有个女兵，同阿脆相熟，年龄跟玉飞燕差不多，容貌也有几分神似，她的背景与司马灰等人一样，都是从国内跑出来的右派子女，家中父母早已经不在了，国内更没有什么至亲。去年跟部队在丛林里行军，那山沟的淤泥里生有许多草爬子，遇着活人就围上前来“热烈欢迎”，拼命把脑袋钻到肉里喝血，这些草爬子虽然没有“柬埔寨食人水蛭”可怕，身上却都带有一种“流行性脑膜炎”，对人体的感染机率为百分之一，传上人后几个小时就不行了，没个救。当时这个女兵就不幸被草爬子传上了“丛林流脑”。最终不治而亡，还是阿脆亲手将她埋葬在了山里。
司马灰让玉飞燕冒充这个女兵，反正回到中国之后都要被下放到偏远农村，只要记清楚新的出身背景，再尽快念熟毛主席的老三篇，那地方上负责监管的革委会干部全是农村人，在他们眼中看来。这些右派子女都和城里插队的知青相比，在气质外貌上都没区别。谁能认得出来？这就叫“险中求存”，未必不是一条生路。
玉飞燕想到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只好咬着牙说：“去就去，不过司马灰你个死鬼给我记着。我要出了什么意外，就先交代你是主谋！”
阿脆劝说此事绝不可行，百密难保一疏，何况就凭司马灰出的这种馊主意，连审查的第一关都过不去，万一人家从城里调出档案来进行比对，肯定会露出破绽，到时候满身是嘴也说不清了，不仅玉飞燕会出事，你司马灰也都得跟着受牵连。
商议到最后，玉飞燕也只得决定远赴英伦，她嘱咐司马灰说：“我在中国有个从未见过面的叔父胜天远。虽也经过手艺，可他与我爹道路不同，没入晦字行，而是在英法求学，曾是法国博物考古学院迄今为止最年轻的院士，担任过法国常驻印度支那考古团的总领队，常年在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地考察古迹，听我爹讲大概在五十年代初期，他曾经被绿色坟墓这个组织利用，破解过一份古代文献，在得知了某些事实之后，就以华侨身份逃回了中国，并在北京任职，此后这些年音讯断绝。你们此次回去可以设法去找我叔父，如果他仍然在世，或许会知道占婆王黄金蜘蛛城里埋藏的真相。你此去务必保重，咱们多活一天是一天，可别拿自己的性命不当回事。”
司马灰点头答应：“既然你叔父是位从事考古工作的学者，而且名望甚高，归国后也不太可能放弃他自己的事业，不过文革开始后各单位的知识分子大多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在北京还有些关系，回去之后找人帮忙打听打听，兴许能有着落。”于是司马灰开始整理行装，其实身无一物也没什么可收拾的，简单准备之后就要独自动身上路。
谁知罗大舌头得知此事，虽然重伤未愈，却不愿留下来养伤，硬要跟司马灰一同回国，他实在是在缅甸呆够了，又惦记着蹲牛棚的老父罗万山，一天也不想多留。
司马灰见罗大舌头已能下地走动，又征求了阿脆的意见，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同意带罗大舌头返回中国。
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每个人都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但每一条道路，都如同是面前这座云封雾锁的高黎贡大雪山，存在着太多的未知与变数。四人毕竟生死患难一场，又知各自前途未卜，说不定这次分手即成永别，临别之际难免心情沉重，都是沉默无语，正应了那句古话，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司马灰却不气短，他见气氛压抑，就揽住众人肩头说：“大伙别都垂头丧气的，咱们这不是还没死人吗？将来若能重逢，想来会有别样心情。”说罢招呼罗大舌头动身上路，一路离了“佤帮”，直奔中缅国境线而去。
与大多数从缅甸逃回国内的人命运相同，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除了安全检疫之外，肯定还要接受各种审查，好在夏铁东的事情已经翻案了，在此一节上。没被过多追究。但司马灰与罗大舌头在缅甸折腾的动静不小，甚至连国内也对这些事也有所知闻，因此并没有如他们预想般被发配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而是被关送到长沙远郊一个砖瓦场进行监管，白天干活，晚上办学习班写材料，把在缅甸的所作所为，不分大事小情，都必须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落在纸上，至于今后是继续关押还是下放，都要经过有关部分层层核实调查，等作出结论之后才能定性。
司马灰没想到审查会如此之严，甚至连给家里人写封信都受限制，基本处于隔离状态，完全无法与堂兄取得联络，现在唯一能来看望他们俩的，只有以前的同学夏芹。
这些年夏芹的父亲早已升任副司令员。她在参军后也被分到了军区总医院工作，同司马灰、罗大舌头一别数年，三人音容相貌都有很大变化，但昔时情谊未改，此刻重逢都是惊喜万分，心头百感交集。
夏芹先是抹了一会儿眼泪，责怪说：“你们俩可太有出息了。当初哪来的那么大胆子？跑到越南被人抓住还不老实，又从农场逃到缅甸去了。在外边胡闹了好几年，怎么现在还知道要回来？”
如今回到中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嘴里说话也不得不换个频道，再不敢自夸其能，只得感叹道：“别提了，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啊，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给世界革命造成了损失，现在真是追悔莫及。好在已经悬崖勒马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了，如今做梦都想重新投入到祖国人民温暖的怀抱中来，所以你回去跟你爹说说，能不能想点法子给我们俩从这捞出去？”
夏芹说：“你们啊。先好好在这关着吧。要不然又该上房揭瓦了。”她又提及父亲夏副司令员很挂念夏铁东的下落，想从司马灰和罗大舌头这里打听一些消息。当年夏铁东被人诬陷要行刺周总理。如今早已澄清了事实，家里却一直联系不上他。
这件事真把司马灰和罗大舌头问傻了，心里像是被人用刀子戳了一般，可也不能一直隐瞒下去，就以实情相告，可还是把夏铁东被政府军俘虏活埋的情况抹去，说成是遇到伏击被冷枪打死的，死的时候很突然，没什么痛苦。夏芹初闻噩耗，忍不住失声痛哭。
司马灰请求夏芹帮两个忙，一是给那些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友家里写信通个讯息，再有就是去看看阿脆的家中还有什么人，日子过得怎么样。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对此事原也没抱太多指望，在夏芹走后，罗大舌头又被告知其父罗万山两年前因病去世，二人更觉沮丧，继续日复一日地在砖瓦场苦熬，交代材料也不知道写了几十万字，不由得十分焦躁，实在是没招可想了，只好决定不顾后果，要觅个时机，逃出砖瓦场。
这片砖瓦场地僻人稀，内部只有学习班监管所的几溜低矮小平房，里面都是用木板搭的南北通铺，住了几十个人，以接受审查的戴帽右派和走资派居多，被监管在其中的人活动相对自由，晚上近处没有警卫看押，只有一个革委会的马副主任，偶尔拎着手电筒过来巡察，监督众人学毛选写材料。
砖瓦场里白天劳动强度很高，每天一大早，关在附近农场里的劳改犯们都会被卡车从外边送进来，司马灰就要跟着一起钻热窑参加劳动，他发现这时周围都有带枪的战士看管巡逻。
罗大舌头因为身上有伤，被允许白天也在屋里写材料，不用出去干活，但前些天拆了最后一次线，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没这待遇了，所以他也沉不住气了，真要在这关一辈子，那还不如回缅甸佤帮军入伙呢，就蹿叨司马灰赶紧想办法逃跑。二人正合计着来次夜间侦察，先摸清周围明岗暗哨的部署情况，然后却又计较，马副主任却突然推门进来，责备道：“怎么又交头接耳？你们俩今天的交代材料写得怎么样了？”
司马灰立刻苦着脸叫屈：“主任啊，我这铅笔都写秃好几捆了，组织上对我们的事什么时候才能有结论？现在正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却让我天天浪费宝贵时间写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这能充分体现党和人民给出路的政策吗？”
马副主任是真替时下的年轻人着急，思想意识太成问题了，所以每次都要语重心长地唠叨半天，这回他又板起脸打着官腔：“司马灰，你不要总发牢骚，也不要有抵触情绪，你那肚子花花肠子我可太清楚了，整天油腔滑调，写的交代材料错别字连篇，前言不搭后语，我看咱们这学习班里就属你怪话多。我劝你应该有耐心，你们的问题组织上早就开始着手调查了，可这需要涉及到方方面面，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虽然你们俩的家庭出身都不太好，问题也比较复杂，但毛主席一再指出，上梁不正下梁歪，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论调不可取。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你们嘛，所以你们要好好交代问题，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坚决站在毛主席的伟大革命路线一边，珍惜党和人民留给你们的出路，不要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挽救。”
马副主任见这二人听得心不在焉，他自己说得也没什么兴致了，便最后叮嘱说：“你们这几天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了月底就该上路了。”
罗大舌头闻言吃惊不小，“蹭”地站了起来：“月底上路？现在才几月份啊，不都是秋后处决吗？”
司马灰听到这个消息，也觉全身血液倒流：“秋后处决是前清的老黄历了，而且国家处决反叛，向来不拘时日，咱俩肯定被扣上投敌叛国的大帽子了。”
马副主任一嘬牙花子：“简直乱弹琴，哪个说要枪毙你们了？我看再过几天你们的问题也差不多该有结论了，到时候还想赖在砖瓦场不走？不过在此之前，你们仍要相互监督，积极检举揭发，争取全面肃清精神上思想上血液里的毒质。”
司马灰一听这话的意思，竟是要被放出去了，他颇感意外，又不免暗骂马副主任，这“上路”俩字是随便用的吗？老子被你吓死了多少用来思考人生的脑细胞啊。
二人再向马副主任打听详情，原来司马灰先前交代给夏芹的事情都已办妥，夏副司令员也已经同意帮忙，毕竟司马灰和罗大舌头的父辈，解放前在关外打仗时，都与夏副司令员同属一个纵队，或多或少有些交情，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