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聪明，但是挺老实的，贡瓦尔想着。
“那天天气很糟糕，”卡凡特说，“能见度很低。”
“而且我们已经要下班了，”克里斯蒂安松恳求道，“路线都巡完了。”
“席芙在生病，”卡凡特说，“席芙是我老婆。”他补充说明。
“何况又啥事都没发生。”克里斯蒂安松又重复一次。
“错了。正确点儿说，”贡瓦尔平静地说，“是没有火灾。但这事却牵连到一件三重谋杀案的重要证据。”然后他吼道：“滚！ 滚出去！ 滚蛋！ ”
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仓皇逃出办公室，两人都不复有雕像般的表情。
“我的天！ ”克里斯蒂安松边擦着眉上的汗水边叹气。
“克勒，”卡凡特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了。平日里我们固然要少管闲事，不听不看，但万一碰巧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要呈报上去。”
“天哪。”克里斯蒂安松声音中透着不可思议。
二十四小时后，贡瓦尔经过彻底思考之后，将所有过程照发生的顺序一件件清楚地写在纸上：
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二十三点零十分，盾牌街的
房子起火。房子正式的地址是环路三十七号。同一年同一天的二十三点零十分，一个迄今无法确认身份的人打电话给索尔纳一河岸村城的接线员，说环路三十七号有火灾。因为河岸村城也有一条路叫环路，所以消防队就跑到那儿去了。同时，关于这场火灾的那些信息也按照程序通报了警方和斯德哥尔摩区的报警中心，以避免重复。约二十三点十五分时，巡警萨克里松从玫瑰园街的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到报警中心，报告说环路三十七号发生火灾，但未进一步告诉他们是在哪个区。因为报警中心值班的人刚刚才接到索尔纳一河岸村城那边的通知，遂认为指的是同一场火灾，就告诉巡警萨克里松消防车已经出动，并且应该已经赶到现场。（ 虽然事情确实如此，但消防车去的却是河岸村城的环路。） 二十三点二十一分，萨克里松又打了一次电话去报警中心，这次用的是警报箱。而这一次，根据萨克里松亲口所述，他说的是：“有火灾！ 盾牌街有火灾！ ”这个叙述不可能引起误解，因此，消防车就到环路三十七号，也就是盾牌街那栋房子去了。
打电话给索尔纳一河岸村城消防队的并非萨克里松。
结论：火是蓄意纵火引起的，由定时炸弹引爆。
这个炸弹，假如巡警萨克里松的证词可信的话，最晚是在二十一点时藏到马尔姆的床垫里的。然后，定时三小时后引爆。在这期间，该名凶手有充分的时间四处走动。唯一知道该枚炸弹会准二十三点十分引爆的，只有那个安装炸弹（ 或是唆使，假如有唆使的话） 的人。因此，很可能就是他打电话给河岸村城的消防队。
问题一：为什么这个人会打到错误的消防队去？
可能的答案：因为他正好在索尔纳或河岸村城而他对斯德哥尔摩及周边的地理又不是很熟。
问题二：为什么这人居然会打电话给消防队？
可能的答案：因为他要杀的只是马尔姆，他无意杀害或伤害该栋建筑物中的其他十个人。以我之见，这一点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更彰显出本案是经过精心策划、具有专业手法的犯罪行为。
贡瓦尔将自己所写的重读一遍，思索数分钟后，将第一段里“那些信息”的“那些”去掉，又划掉“警方和”三个字。他使用的是圆珠笔，划得十分彻底，所以若想看出原文，恐怕得送到实验室去检验才行。
“贡瓦尔好像追查到什么了。”马丁·贝克说。
“是吗？ ”科里贝尔深感怀疑地说，“追到火车了吧？ ”
“不，这是很有建设性的，第一个真正的线索。”
科里贝尔将那份报告读了一遍后说：
“太棒了，拉尔森！ ”他说，“简直太棒了。尤其是句予言简意赅：‘或是唆使，假如有唆使的话。’写得太好了。”
“你真的认为如此？ ”贡瓦尔语气十分亲切。
“不开玩笑了，”科里贝尔说，“现在我们只要找到那个混蛋奥洛夫松，在他和那通电话之间建立起联系就好了。但是要怎样才能办到呢？ ”
“很简单，”贡瓦尔说，“电话是一个女接线员接的，我相信她能认出他的声音。接线员通常这方面部很厉害。不幸的是，她目前度假去了，联络不上。不过她三个礼拜后会回来。”
“而在那之前我们只要把奥洛夫松抓到手就是了。”科里贝尔说。
“对的。”勒恩说。
那个星期五，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就发生了上面这些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新的月份开始，又过了一个礼拜，很快就要两个礼拜了，仍然没有那个叫贝蒂尔·奥洛夫松的男人的踪影。
第十九章
马尔默是瑞典第三大城市，与斯德哥尔摩非常不同。居民人数不到斯德哥尔摩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分散在平原之上，斯德哥尔摩则是建在填土垫高的岛上。此外马尔默位于南边三百六十英里的地方，是瑞典通往欧洲大陆的港口。这里的生活步调和缓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那么紧张，据说连警察都比较友善，与社会关系和谐，就如同那里较为温和的天气一样。
这儿时常下雨，但温度很少降到很低，早在斯德哥尔摩的冰开始融化前，厄勒海峡的海浪已拍打着平坦的沙滩及石灰石的高地了。
与瑞典其他地方相比，这儿的春天通常来得很早，而二、三、四月翩然乍到时，常带来阳光、清澈的美景，及偶尔有之的极端静寂。
四月六日，星期六，恰好就是一个这样的日子。
学校已开始放复活节的假，许多人都出城去了（ 虽然可能只出去一个周末） ，去巡视一下夏天的别墅，或拜访住在乡间的亲朋好友。新叶子尚未长出，但已为期不远，路边则已经开满了春天的黄色花朵。
位于城市东北的工业港，这个星期六下午更是静得出奇，尽管这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此地不仅远离市中心，而且它的景色不论对步行者或开车的人都不具有吸引力；长长的、寂静的码头上停着垂头丧气的起重机、货柜车，堆着一堆堆的木头和生锈的铁梁，一间工厂里传来看门狗的吠叫声。港口停着几艘抽沙船，船员全都回家过复活节去了。有间上锁的仓库外头停了两百辆刚从英国海运来的亮蓝色的拖拉机，这些拖拉机很快就会送往附近的农业区。
除了狗吠声，几百码之外还传来炼油场低微的机器运转声。
空气中带着原油的味道，足以刺激鼻子敏感的人。
整个地方里只看得到两个人，他们是一对趴在港边钓鱼的小男孩儿。两个人靠得很近，两腿又开，头悬在码头边缘的外面。这两个小男孩儿有许多相同之处：两个人都六岁半，黑发，棕色眼珠，皮肤晒得黝黑，虽然严格说来当时仍是冬天。
他们是从位于城东的贫民窟走路过来的，两人腰带中插着刀鞘，钓线则卷成一团放在口袋里。他们至少在那两百辆拖拉机之间跑来跑去玩儿了一个钟头，并至少试坐了其中的五十辆。
他们还找到一些空瓶子，他们把瓶子扔到水里，然后拿石头去砸，但是都砸不中，他们另外还找到一辆已经报废要扔到废物堆里的旧机器。他们成功地从引擎上拆下几样在他们看来有趣又值钱的零件，然后，就趴在码头上钓鱼。这其实才是他们来这儿的真正目的。
这两个小男孩儿并不是瑞典人，所以他们才会作这样的事。
因为本国人，即使在他们这个年纪，也不会想到要到这儿来钓鱼，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里钓到鱼的机会几乎等于零。这里只有鳗鱼在港口底下的烂泥中肆虐。而鳗鱼可不是用钓钩钓得了的。
这两个男孩儿分别叫奥马尔和米奥德拉格，他们是南斯拉夫人。他们的父亲都是码头工人，母亲则在纺织厂工作。两个人都还没在这儿住多久，所以语言还不通。米奥德拉格可以用瑞典语数“一、二、三”，再多就不会了。而他们再多学一些的机会也微乎其微，因为他们去的托儿所里百分之七十的孩子都是外国人，而他们的父母赚够钱后就回国。
他们一动不动地趴着，眼睛直盯着水里，两个人都想着很快就会有一条大鱼上钩了，搞不好鱼会大到把他们都拖下水，淹死在港口的海底。就在此时，一件很罕见的、只有在气候和水文双双异常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出现了。就在这个静止而阳光灿烂的下午三点十五分，在海峡外洋流里漂浮的一片新鲜净水慢慢地流过港口肮脏的海床。奥马尔和米奥德拉格突然发现，他们可以看到自己在水里的钓线，接着连铅坠，甚至当饵的虫都看得一清二楚。水越来越清澈，最后他们连海底都看到了，海床上有一个旧尿壶和一根生锈的铁梁。接下来他们看到在离码头十码处有样东西——那东西吓了他们一大跳，小脑袋里马上充满了各种想象。
那是一辆汽车。他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那是辆蓝色的汽车，尾部对着码头，车门关着，四个轮子陷在泥里，就好像有人把车开到海底某座秘密之城的市集广场上停放似的。就他们所见，那辆汽车相当完好，一点儿也没有受损的样子。
然后水又开始混浊起来，底下的车子在他们眼前消失，一二分钟之内，车子、尿壶，甚至连钓线都看不见了，只剩下灰绿色的肮脏水面，上头漂浮着一层牡蛎壳色的石油和灰色、黏稠、块状的船体漏油。
他们举目四望，想指给别人看，或至少告诉别人，因为现在就是指了也看不到。但是在四月这个美丽的星期六下午，整个工业港空空如也，连那只孤独的看门狗都不叫了。
奥马尔和米奥德拉格收起钓线来，放到早已塞满旧火塞、一小截铜管、生锈螺丝帽和螺丝钉的口袋里。然后他们开始奔跑，尽可能地跑，但是当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喘气时，他们仍然在码头的东区，因为码头实在是太大了，而他们不过是很小的孩子。
又过了十分钟他们才走到有人的湿地街，但他们还是一筹莫展，因为大家都坐在车里沿着马路奔驰，并冷漠地怀着既定目标往前开，没人有闲情去理会站在人行道上对着车子挥手的两个小孩子，何况他们黑色的皮肤显示他们是低等的外国人。
但是，第二十五辆车没有置他们于不顾，停了下来。那是一辆黑白二色德国大众汽车，车顶上竖着无线电天线，车身上用大写字母写着“警察”二字。
车上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埃洛夫松和博里隆德。两人都很和气、友善，但那两个小男孩儿说的话他们是一句也听不懂。
埃洛夫松只能猜出他们一直指着码头的海底，其中一个还说了“汽车”什么的。他给他们一人一块糖果，就摇上车窗，笑着跟他们挥手道别。
因为埃洛夫松和博里隆德是很有责任感的警察，加上那天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做，就开车在码头东区绕了一大圈。
他们一直开到最远处再转向左边，沿着护栏停下来，博里隆德下车查看。他甚至爬到护栏上看了几分钟。但是除了采沙者留下来的奇怪人工沼泽之外，一无所见。他倒是听到狗吠声以及炼油场的嘶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