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案子进行的怎样了？ ”哈马尔带着挑战地意味问道，眼睛扫过房间。
没人回答他，几秒钟后，哈马尔就离开了，回去处理那些跟检察官以及警政官员问没完没了的协商，并且应付其他对本案的发展问个不停的上级警官。这些，够他受的了。
马丁·贝克看起来意志消沉，带着心事。他也罹患入春以来的第一场感冒，每五分钟就得擤一次鼻涕。最后他说：
“假如奥洛夫松是打电话的人，他就有可能是故意改变声音。他很有可能这样做，对不对？ ”
科里贝尔摇摇头说：
“但是奥洛夫松是斯德哥尔摩本地人，怎么会跑到河岸村城打电话给消防队？ ”
“就是。”贡瓦尔同意。
那个星期二，四月二十三日，发生的事大概就是如此。
周三跟周四都过得平淡无奇，但是星期五当他们聚在一起时，贡瓦尔问道：
“沙鸡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
“斯卡基。”马丁·贝克打着喷嚏说。
“他好像没有动静。”科里贝尔说。
“我应该自己弄的，”贡瓦尔不悦地说，“那种工作应该一个下午就解决了。”
“他有一两件事得处理，所以一直到昨天才有空去弄。”马丁·贝克抱歉地说。
“什么事？ ”
“呃，事实上，除了河岸村城的电话亭之外，我们还有别的事要伤脑筋。”
追查奥洛夫松下落一事毫无进展，也无法更紧密地追踪。
所有能发出的通告与资料，包括相片、描述、指纹、牙医资料等等，全都发出去了。
对马丁·贝克而言，那个周末假期特别难熬。除了感冒加剧外，这个已够他焦虑操心的案件看来乱成一团。此外，一件纯属私人的事情更给他进一步的打击。他女儿英格丽跟他说她想搬出去住。这件事本来没什么好惊讶的。她快要十七岁了，各方面都臻于成熟，她也很聪明懂事，自然有权过自己的生活，做她认为对自己最好的事。很久以来他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他却没料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反应。他觉得嘴干唇燥，昏昏沉沉的。他可怜巴巴地打着喷嚏，但一语不发，因为他很了解她，知道她是经过深思熟虑、仔细评估后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更糟的是，他老婆冷淡地、很实际地说：“我们最好看看英格丽要带什么。我们不需为她担心，她自己会处理，她是我一手带大的，我最清楚不过了。”
这是在受伤的心灵上撒盐，偏偏她说的大多是事实。他们十三岁的儿子反应更简洁。他耸耸肩，说：
“太好了！ 那我就可以搬去你房问了。那里插头的位置比较方便。”
星期日下午某个时刻，马丁·贝克正好跟英格丽单独在厨房里。他们面对面坐在铺着塑料桌布的餐桌旁，许多年来，许多的早晨，他们常这样坐着一起喝可可。她突然伸出手盖在他手上。有几秒钟吧，他们就这样不发一语地坐着。然后她困难地吞咽了一下，说：
“我知道我不应该说，但我还是要说出来。你为什么不跟我一样，搬出去？ ”
他吃惊地看着她。她的眼光并未移开。
“对，可是……”
他迟疑地开口，然后停住。因为他真的不知该说些什么。
但他知道，这段简短的对话会让他想上许久。
星期一，二十九号，有两件事同时发生。
第一件并不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斯卡基走进办公室，在马丁·贝克桌上放了一份报告。报告写得很好，非常详尽。根据他调查的结果，河岸村城有六个电话亭仍贴有旧公告。此外，还有两个有可能三月七日仍贴着旧公告，但现在已经撕掉了。
但是在索尔纳则没有那样的电话亭。虽然没人要他去调查索尔纳，他却自动去了。
马丁·贝克弯腰坐在桌前，用右手食指拨弄着眼前的报告。
斯卡基站在六英尺外的地方，很像是那种坐得笔直讨着要糖吃的小狗。
也许应该夸他几句，不然科里贝尔一进来又要开始挖苦他。
马丁·贝克一时下不了决定。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适时解决了他的难题。
“我是贝克。”
“有个侦查员要跟你说话。我没听清楚他叫什么名字。”
“接过来就是了……喂，我是贝克。”
“嗨，我是马尔默的佩尔·蒙松。”
“嗨，你好吗？ ”
“还好，星期一总是有点儿不提劲，加上这里大家都痴迷于网球，今天是跟罗德西亚比赛。”
蒙松沉默了好一会儿后，说：
“你在找一个叫贝蒂尔·奥洛夫松的人，对不对？ ”
“对。”
“我找到他了。”
“在你那儿？ ”
“对，在马尔默，死了。我们三个礼拜前找到他，但一直到今天才知道他是谁。”
“你确定吗？ ”
“是的，百分之九十确定。他上颚的牙齿跟医疗卡上的记录吻合。而且他的牙齿很特别。”
“其他的呢？ 指纹啦，其他的牙齿等等——”
“我们找不到他的下颚，也没办法核对指纹，他在水里泡得太久了。”
马丁·贝克坐直身体。
“多久了？ ”
“医生说至少两个月了。”
“你什么时候把他弄上岸的？ ”
“八号，星期一。他坐在车里沉在港口海底。有两个小孩儿——”
“这意味着他三月七日前已经死了？ ”马丁·贝克打断他的话问道。
“三月七日？ 噢，是的，至少死了一个月了，可能更久。他在你们那里最后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 ”
“二月三日，他跟别人说他要出国。”
“出国了吗？ 很好，这帮我确定了日期。他大约是在二月四日至八日之间被杀的。”
马丁·贝克沉默地坐着。这样的结论说明了一件非常浅而易见的事：盾牌街那栋房了着火时，奥洛夫松已经死了一个月。
梅兰德说得没错，他们追错方向了。
蒙松也沉默着。
“是怎样的情况？ ”马丁·贝克问道。
“诡异，非常诡异。他被一颗包在袜子里的石头打死，然后放在权当棺材的旧车里。车子里及他的衣服上都找不到任何线索，我是说，除了那个杀他的武器和他三分之二的遗骸之外。”
“我会尽快赶过去，”马丁·贝克说，“要不就是科里贝尔。
然后，我想你也必须上来一趟。”
“一定得去吗？ ”蒙松叹了口气。
对他而言，那个号称北方威尼斯的都市等同于地狱。
“呃，这个案件挺复杂的，”马丁·贝克说，“比你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
“是吗，”蒙松语气中带着些许讥讽。“那就等你过来了。”
马丁‘ 贝克挂上听筒，心不在焉地看着斯卡基，说：
“这件事你办得很好。”
第二十三章
五朔节前夜，春天终于来了，至少，在瑞典南方是来了，由布洛玛过来的早班飞机准八点五十五分抵达马尔默的布拓夫塔机场，鱼贯而出的除了一些商人之外，还有一位全身冒汗的刑事组组长。马丁·贝克感冒、头痛，并且讨厌搭飞机，而斯堪的纳维亚航空提供的所谓咖啡饮料对他也毫无帮助。蒙松站在出口处等他。蒙松身材高大、壮硕，肩膀厚实，他双手插在大衣口袋中，嘴里则叼着那天早上的第一根牙签。
“嗨，”他说，“你看来气色不佳。”
“没错，”马丁·贝克说，“这里有没有洗手间？ ”
五朔节是瑞典的重要节庆，这天，大家穿上春装，喝得酩酊大醉，跳着舞，尽情欢乐，享受美食，盼望夏天到来。斯科讷省的路旁开满了花，叶子也都冒出了新绿。草原上，牛羊低头啃食春草，农作物也都下土播种。学生戴上白帽，商会领袖从防蛾袋里拿出红旗，努力回想工会条文的内容。很快就是五月节了，又得暂时伪装成社会主义者，在那象征性的游行中，当管乐队奏起国歌时，连警察都马上站得笔挺。当天警察唯一的工作是指挥交通改道，确保没人对美国国旗吐口水，以及真正有话要说的人不会混杂在示威群众中。
四月的最后一天是准备的日子。准备迎接春天的到来，准备迎接爱情，以及政治上的讴歌。这是一个快乐的日子，特别是天气又很明朗的时候。
在这个快乐的日子里，马丁·贝克和蒙松一同审视奥洛夫松的残骸，并且绕着停在警察局停车场上的那辆旧车走了一两次。他们也审视那块石头和黑袜子及奥洛夫松上颚的石膏模，然后花很长的时间阅读验尸报告。他们很少交谈，事实上，也没什么特别要说的。
有次，蒙松问了一个问题：“除了是在这里被谋杀之外，奥洛夫松跟马尔默有什么关系？ ”
马丁·贝克摇摇头，说：“看起来奥洛夫松主要是做赃车买卖，当然还兼卖毒品。但大多是汽车，他把车子重新喷漆，弄个假车牌，配上假的行车执照，然后运出国去。他似乎时常取道马尔默，也许偶尔也在这儿停留。他在这里应该会有几个熟人。”
蒙松点点头。
“很糟糕的人体标本，”他有些自言自语，“身体状况显然很差，法医才会对他的年龄判断错误。一团糟的混蛋。”
“马尔姆也是，”马丁·贝克说，“但这对我们的办案毫无帮助，不是吗？ ”
“没错，一点儿帮助也没有。”蒙松说。
数小时之后，他们坐在蒙松的办公室里，看着外头铺了柏油的停车场上黑白二色的警车，以及偶尔匆促来去的警察。
“呃，”蒙松说，“我们的起跑点看来没想象中那么糟糕。”
马丁·贝克惊讶地看着他。
“我们知道他二月三日在斯德哥尔摩，而法医发誓说他最晚二月七日就死了。所以案发时间已缩小在三四天之间。我也许可以找到那段时间内见过他的人，看看会牵出什么样的线索。”
“你这么有把握？ ”
“我们这个城市不大，而奥洛夫松活动的圈子更小。我有些线民，迄今为止他们昕以帮不上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要找的是谁。我想，我也可以通过报纸把消息传出去。”
“我们不能发新闻，那是检察官的职权。”
“那不是我办事的方式。”
“你不会把我们牵扯进去吧？ ”
“我对你们斯德哥尔摩的事一点儿兴趣也没有，”蒙松颇有感触地说，“还有，有关检察官等等不过是形式，至少，在我们这里是这样。”
当天傍晚，马丁·贝克飞回家。他十点左右回到斯德哥尔摩，两小时后就躺倒在巴卡莫森他家那张放在客厅的沙发床上了，灯也关了。
但他睡不着。
不过，他老婆已经入睡，他可以清楚听到她轻微的、均匀的鼾声隔着寝室关闭的门传过来。孩子都不在家。英格丽去为明天要举行的青少年示威游行制作海报，洛夫也许在某个没有父母在场监督的派对里喝啤酒、听唱片。
一阵孤独袭上心头。他觉得生命中缺少一些东西。譬如，起身到寝室将老婆身上的睡衣剥下来的冲动。他觉得他至少该有渴望跟某人，比如说，别人的老婆，做那件事的欲望。但是，跟谁呢？
英格丽夜里两点回来时他仍未入睡。那或许是他老婆给她的宵禁时间。但是洛夫则没有特别的回家时间要遵守，尽管他比姐姐小四岁，只有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