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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来都没想到过自己会给一家飞机公司工作，但是让她吃惊的是，自己的直言不讳和中西部人讲究实际的精神绝对适应那些掌管公司的工程师们的文化观。吉姆认为她思想僵化，只知照搬书本，但对细节的关注对她在诺顿公司的工作很有帮助，在最后一年里，她被提拔为负责质量保证的副总裁。
她很喜欢质保工作，即使质保部的任务几乎不可能干好。诺顿公司分成两大派系——生产派和工程派——两者始终处在无休止的对立当中，质保部很不轻松地夹在这两者之间。质保工作涉及到生产的方方面面，它要为生产和装配的每道工序做出下工记录。当出现问题时，质保部必须弄个水落石出。这就使他们在生产线上的工人或是工程师中间难得落下什么好来。
与此同时，质保部还得对付客户服务的问题。客户们常常对他们自己所做的决定不满意。如果他们预订的机上厨房位置不当，他们会责怪诺顿公司；如果他们订购的飞机上厕所太少，也要怪诺顿公司。事实上，这些设施的位置和数量多少完全是根据客户的要求生产装配的。要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并且还要解决问题，就得有耐心和政治手腕。凯西是个天生的和事佬，所以干起工作来尤其得心应手。
作为对走政治钢丝的回报，质保部的工作人员对厂子里的事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作为一名副总裁，凯西与公司运作的所有方面都有联系。她有很多自由，职权也很广泛。
她知道自己的头衔比起实际从事的工作来说更让人敬畏。诺顿公司的副总裁伸手一抓就是一大把，光是她所在的质保部，就有四名副总裁，他们之间的竞争是非常严酷的。不过，现在约翰·马德已经提拔她当上了事故分析小组的联络官。这是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位置——这使她脱颖而出，有可能成为质保部的头头。马德不是随随便便做出这种任命的。她知道，马德之所以这么做总有他的理由。
她开着她那辆顶篷可以收拢的野马牌轿车从金州高速干道转入帝国大道，顺着围绕伯班克机场南界的铁丝网一直朝前开。她向着排列在一起的那些大名鼎鼎的洛克威尔、洛克希德和诺顿商用飞机制造公司那一带驶去。远远可以看见一幢幢飞机装配库，上方涂着诺顿公司的翼状标记。
她的车载电话响了起来。
“是凯西吗？我是诺玛。你知道开会的事吗？”
诺玛是她的秘书。“我马上就到，”她说道，“会议什么内容？”
“没人知道，”诺玛说，“不过肯定不是什么好事。马德一直在对工程部的几个头头咆哮着，他决定把事故分析小组的会提前开。”
约翰·马德是诺顿公司的总经理。他以前当过N—22型飞机的项目经理，也就是说是他负责这种型号飞机的生产。他是个铁面无情、偶尔也会疏忽大意的人，但他达到了目的。他娶了查利·诺顿的独生女。近几年来，他在销售方面有了很大的发言权。这使他在公司内成为权力仅次于总裁的人。是马德提升了凯西，而且是他——
“……你的助手？”诺玛说。
“我的什么？”
“你的新助手。你要我怎样安顿他？他正在你的办公室里等你呢。你没忘吧？”
“噢，对的。”事实是她还真把这事给忘了。诺顿家族的某个侄子想方设法进了质保部。马德把他派给了凯西，这就意味着在以后的六个星期里她不得不把他当孩子似的哄着了。“他怎么样，诺玛？”
“要我说，他乳臭未干，还在淌口水呢。”
“诺玛！”
“他比上次那个好一些。”
这真是白说：上次那个从机翅铰接处掉下来，差点在天线设备架上电死。“好多少？”
“我正在看他的履历表，”诺玛说，“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在通用汽车公司干过一年。他已经在我们公司的市场部呆了一年，对生产一窍不通，你得手把手从头教起了。”
“是啊，”凯西说着叹了口气。马德会要求她把这个人也带到会上去的。“叫这小伙子10分钟后在管理大楼前和我碰头。千万别让他跑丢了，行吗？”
“你是要让我陪他去？”
“是的，你最好陪他去。”
凯西挂上电话，看了看手表。车子缓慢地往前挪动着，还有10分钟才能到工厂。她不耐烦地用手指头敲着仪表板。会议到底谈什么事呢？也许是一场事故，也许是飞机失事。
她打开收音机，想听听新闻里有没有报道。她调到一个访谈台，一位听众打进电话说：“让小孩子穿统一的校服很不公平，这是精英意识和歧视态度在作怪——”
凯西换了个台。
“——企图把他们个人的道德强加在我们其他人身上。我不认为一个胎儿就已经是个大活人了——”
她又换了个台。
“——那些利用传媒进行的攻讦完全来自于那些不喜欢言论自由的人——”
哪个台在播那条新闻呢？她心里想。飞机是坠毁了，还是没有坠毁？
这时她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父亲的身影。每个星期天他做完礼拜从教堂回家后就开始读一大摞从全国各地来的报纸，一边嘴里自言自语道：“这算什么新闻！这算什么报道！”一边就把报纸随手丢在起居室椅子的四周。当然，她父亲是个60年代的报刊新闻工作者。现在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现在，一切都在电视上。电视，还有无线电广播没头没脑的胡吹瞎聊。
她看到了诺顿厂区的大门。她关上了收音机。
诺顿飞机公司是美国航空工业的巨头之一。公司是由航空工业巨子查利·诺顿在1935年开创的。二次大战时期，它为美国空军制造了名扬四海的B—22型轰炸机，P—27型天猫式歼击机，还有C—12运输机。近几年，诺顿公司总算安然熬过了那段把洛克希德公司逐出商业航空运输界的艰难时期。现在，它是仅有的四家仍在为全球市场制造大型客机的公司之一。另外三家是西雅图的波音公司、长滩的麦道公司和在法国图卢兹的欧洲联合空中客车公司。
她穿过大片大片的停车场，驶向七号门，在栏杆前把车停下，让安全警卫检查她的身份牌。和平时一样，每回开车进厂，看到厂子里的勃勃生气，看到黄色牵引车拖着一箱一箱的飞机部件穿梭往返，她总感到振奋。这里简直不是个工厂，倒更像是座五脏俱全的小城市，有它自己的医院、报纸，甚至警察队伍。她刚到公司的时候，有6万名职工在这儿干活。经济衰退把这个数字减到了3万，但厂区还是那么宽广，覆盖了16平方英里的地区。在这里，他们制造N—20型双引擎窄体客机、N—22型宽体客机，以及空军使用的KC—22型空中加油机。她已经看得见主要的飞机装配车间了，每座装配车间的长度都超过一英里。
她朝着位于厂区中心的装着玻璃幕墙的管理大楼驶去。她把车停在她自己的车位上，发动机没有熄火。她看见一个貌似大学生的男子，身着休闲外套和卡其裤，系着领带，足蹬平跟便鞋。看见凯西下了车，那小伙子怯生生地向她挥了挥手。
2
64号大楼晨6时45分
“我是鲍勃·里奇曼，”他说，“是你的新助手。”他的握手显得彬彬有礼，局促拘谨。凯西虽然记不得他到底是诺顿家族男方还是女方的亲戚，但还是认得出诺顿家的特征：家有浮财、父母离异、上过好学校却成绩平平，以及那休想撼得动的优越感。
“我是凯西·辛格顿，”她说道，“上车吧，我们要迟到了。”
“迟到？”里奇曼一边往车里钻，一边说，“现在还没到7点哩。”
“早班6点开始，”凯西说，“我们质保部多数人执行工厂的作息时间。通用汽车公司难道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我不清楚，”他说，“我以前在它的法律部工作。”
“从没去过车间吗？”
“几乎没去过。”
凯西叹口气。和这个家伙一起呆六个星期实在太长了，她心想。“你在市场部的活儿已经结束了吗？”
“是的，干了几个月。”他耸耸肩膀，“不过，销售并不真是我感兴趣的事。”
她向南朝宏伟的64号楼开过去，宽体客机就是在这儿总装的。凯西说：“顺便问问，你开的什么车？”
“宝马。”里奇曼说。
“你也许该换辆美国车。”她说。
“为什么？它也是在这儿造的啊。”
“它是在这儿组装的，”她说道，“不是在这儿造的，产品的增加值全落在外国啦。厂里的工人都知道这是不一样的，他们全是美国汽车工会的会员，他们可不喜欢在停车场里看见一辆宝马车。”
里奇曼朝车窗外看着，“你在说什么啊？我这辆车会出事吗？”
“那是肯定的，”她说，“这帮家伙可不是光说说就拉倒的。”
“我要好好考虑一下，”里奇曼说着压下一个哈欠，“耶稣啊，这会儿还早呢，我们急急忙忙干什么去啊？”
“事故分析小组开会，今天提前到7点钟了。”她说。
“事故分析小组？”
“是的，每一次我们的飞机出什么事的时候，事故分析小组都要碰头开会，分析事故原因和寻找对策。”
“你们多久开一次会？”
“差不多每两个月一次吧。”
“挺经常的啊？”
你得手把手对他从头教起呢。
“实际上，”凯西说，“两个月一次就算不常开的了。我们每年在全世界各地服役的飞机有三千架呢。这么多飞机在天上飞，总会出点事吧。而我们对客户的服务是很认真的。每天早晨我们都和遍布全球的服务代表开一次电话会议。前一天发生的任何造成飞行延误的原因他们都会汇报上来。绝大多数都是小事一桩：厕所的门卡住啦，驾驶舱一盏灯不亮啦。但我们质保部门是要跟踪其原因的，还得做动态分析，然后把这些转告产品售后服务部门。”
“啊哈。”听上去他觉得兴味索然。
“然后，”凯西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遇到一个让事故分析小组有理由碰头开一次会的问题。这一般得是个严重的问题，影响到飞行安全的问题。很显然，我们今天碰上了这样的问题。如果马德把会议提前到7点开，我敢打赌这决不是一桩飞机与小鸟相撞造成的事故。”
“马德？”
“约翰·马德在当上总经理之前是宽体客机的项目经理，所以今天的事故可能与N—22型客机有关。”
她停下车，在64号大楼洒下的阴影中把车泊好。灰色的飞机库赫然耸立在他们面前，有八层楼高，将近一英里长。楼前的柏油地面上丢弃着一些可回收处理的耳塞子。工人们干活时戴着耳塞以防被铆枪的噪声震聋。
他们步行穿过边门，进入环绕大楼的内走道。走道上每隔四分之一英里就分布着几台食品自动售货机。里奇曼说：“我们有时间喝杯咖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