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数十万人在暴力的驱使下，却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使命，他们中间没有麦哲伦或哥伦布，唯一的赵佗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做南越王，他们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要维持这条漫长的交通补给线同样是困难重重，对岭南以北的百姓来说无疑是同修骊山墓和阿房宫一样的苛政。世代居住在岭南的越人当然不会欢迎北方来的征服者，尽管他们慢慢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强制接受了北方人带来的文明：铁制农具、牛耕、纺织和一夫一妻的家庭等，但起初的仇恨不会比非洲丛林中的黑人对西方殖民者的弱些。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为了对付越人的抵抗，数十万秦军在三年之内不得不一直穿着战甲，拿着武器。越人都进入丛林，宁可与禽兽相处，也不愿做秦军的俘虏。他们推行有本领的人为将领，在夜里袭击秦军，结果杀了秦军主帅尉屠睢和数十万秦军。秦军等于驻守在无人区，旷日持久，士兵疲乏不堪。
不过谁也无法否认，正是秦始皇的南征使岭南和中原开始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中国的统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汉武西进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不得已的，接受浑邪王的投降，夺取河西走廊置为郡县，对切断匈奴侧翼、加强边防是必要的，也无可非议。但他对西南夷和西域的用兵却毫无军事上的理由，更没有自卫的需要。
武帝不顾首次出兵因“费多，道不通”而终止的代价，又一次用兵西南夷的目的，《史记．大宛列传》说得很清楚：一是可以用汉朝的财物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以便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占据西南雌地区，扩大上千里土地，将各种有不同风俗、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纳入版图，满足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欲望。只有第二点是真正从军事角度考虑的，但却完全是纸上谈兵，想入非非。因为此前张骞第一次到达大月氏时，国王因已占有大夏，土地肥饶，生活安定，不愿再报匈奴之仇了。从地理形势看，这样的设想也是绝对行不通的。开西南夷的直接用意是通过今云贵高原进入身毒（印度），再从印度到达今天阿富汗和原苏联境内的大月氏和康居了。其实武帝的真意所在是第一、三两方面，所以在讨西南夷未达到目的以后，又发动了伐大宛之战。
如果说对西南夷的战争还有借口可寻，那么伐大宛只是赤裸裸的掠夺。事件的导火线虽是大宛杀了汉使，却是汉使强求在宛宝马（“天马”）不成辱骂对方挑起的。而且汉朝的“使者”中不少人是“妄言无行之徒”，是谎报情况企图挑起事端以便捞一把的，在西域的名声很差。武帝出兵的另一个目的是因为轻信了假报告，以为大宛不堪一击，所以要把这个美差赏给宠妃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以便他有机会封侯。岂料这支数万人的不义之师受到西域各国的抵抗，二年后只剩下十分之一二回到敦煌。武帝大怒，调集六万兵力及不少自愿从军的亡命之徒、十几万头牛马牲畜，由十多万人运粮补给，令李广利再次出兵；还派使臣守在玉门关，不获胜不能进关。即使如此，这支大军也未能攻入大宛国都的中城，只剩下万余人获得千余匹“天马”的战利品回到玉门关。这场历时四年、付出了十多万人的生命和无数牲畜、粮食等惨重代价的战争，搞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
但历史却对正义和道德作了最大的讽刺，正是这两场不光彩的战争导致了以后西域都护府和西南数郡的设置，西域和西南同中原地区同属于一个政权就是这样开始的。
阿保机建国 契丹族首领、后来被称为辽太祖的耶律阿保机，利用中原王朝四分五裂之机，在北方建起了一个大帝国。它是以契丹人为主导的，但汉人却占了多数，还加入了其他民族。它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却拥有稳定的农业区，并且第一次将农业区推到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流域。
辽帝国的建立不仅本身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 为北方游 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规模南下奠定了基础。但耶律阿保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一是不停地攻城灭国，将对方的人口掳掠来安置在自己的后方腹地，不仅今山西、河北、河南大受其害，有过一次被掠十万人的记录，而且还俘掳了包括党项、女真、渤海、高丽等民族的数十万人口。一是趁帮助石敬瑭灭后唐之际，攫取了燕云十六州，在南部取得了地理优势，确立了与中原政权长期对峙的有利势态。这些显然早已超出了生存的需要，而完全是掠夺和扩张了。
清朝灭明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称汗建后金，接着又以“七大恨”告天，兴兵反明，表明了一个新兴的民族不甘心接受腐朽的中央政权的统治，决心以武力对抗来争取独立的地位。以后在东北与明军的战争以及攻城略地，都可以用生存性来解释。但清兵入长城，破京师（北京）和山东数十个州县，掳掠数十万人口回东北，就只能说是一种野蛮的报复和破坏。
从1644年清军入关占据北京直到清末，清朝统治者曾一再声称他们的入侵是为了替明朝的崇祯皇帝报仇，它的天下是得之于“流寇”，而不是夺之于明朝，甚至标榜“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实际上，清朝的借口并不比以往的政权篡夺者更为高明，清军的屠杀和镇压并不比任何盗匪稍有逊色，统一的大清帝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清朝初期实行过一系列野蛮、残暴的措施，但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政权，经过政策的调整，很快建立了新的秩序，使绝大多数人民得到了实惠，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口激增，物质文明达到了新的高峰。这种发展速度不仅在明朝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在明以前的太平盛世也是很少有的。更重要的是，清朝使中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这不仅是武功赫赫的明太祖父子无法望其项背，就是汉唐盛世也不能与之相比。
假定入关前的清朝政权对明朝的战争仅以生存为限度，假定当年的摄政王恪守不扩张不侵略的正义原则，中国统一的历史必然因此而重写，或许永远不会出现鸦片战争前清帝国的极盛版图。
六 结语
总之，实现统一的主要手段是武力扩张，或者是以武力威胁下的城下之盟，如三国的蜀后主、吴主孙皓，南朝的陈后主，五代的南唐后主、吴越王钱弘椒，清代台湾的郑克爽等等。因此，清心寡欲、崇尚仁义的君主可以成为道德的典范，却只能是历史的侏儒；而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皇帝倒常常成为统一的功臣。
也许有人会指出，这些战争大多正是发生在分裂时期。从时间角度看固然是如此，但从战争的目的和因果关系看就并不这样简单。因为分裂时期的战争中虽然有一部分单纯是为了劫掠报复，更多的还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以便由自己来实现统一。如三国时的魏、蜀、吴三方都以建立统一王朝为最终目标，三国间的战争都是西晋统一的准备阶段。五代期间，除南方的一些政权满足于保境安民外，北方的政权大多都以最高统治者自居，以统一天下为目标，它们之间的战争应该是北宋统一的前提。同样，宋金间的一系列战争也是为了争夺统一，南宋即使没有恢复失地的信心，但为了生存，除了阻止金人的扩张也别无选择。
或许有人会以南方或西南某些地区王朝政权的扩展为例，证明这种开拓是和平进行的。但事实是汉族开拓者与当地原有居民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官府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也一直在进行。所不同的是，这种分散的、零星的军事行动一般不见于史籍记载，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视。以湖南为例，直到清朝后期，“官兵”还在不断“征剿”苗民，使苗族人口大量减少。西藏地区之归入元朝的版图固然与宗教的作用有关，但这一归属的前提也是蒙古军队对吐蕃（西藏）军事征服的胜利，并且是以常设军事机构的驻扎为保证的。
第五章 千秋功罪
引言：隋炀帝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饰，以向外国人显示富足。当外国人在洛阳赞美隋朝的强大时，为饥饿所迫的百姓已经准备揭竿而起了。
一 社会财富的投向
引言：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社会中，皇帝或政权的首领有最高权力，有权支配自己统治范围内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所以统一的范围越广，能够集中的人力和物力也就越多。相比之下，分裂或分治政权可以支配的人力和物力要小得多。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非常缓慢。周期性的人口下降大大推迟了人口相对过剩的出现，直到十七世纪以前，总的说来还没有出现耕地不足的矛盾，只有少数地区人口过于稠密，但通过局部的人口迁移就可以解决。农业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商业、手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商业利润基本用于消费和挥霍，而不是转化为资本。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人口和财富不可能流出中国。即使在开放贸易和移民的阶段，也主要是由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而不是由中国商人出国经商，对外贸易的主要利益由外国占有。移民只作为人力输出，而很少同时输出资本。因此，社会的剩余人力和积累的财富主要是在国内消费的。
1。 “海龙王”的业绩
开掘运河、渠道，修筑堤岸、水坝、闸门，以及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项开支在总量中往往只占很小的比例。
一些小型、中型的项目由于涉及的范围小，需要的人力、物力有限，分裂、分治政权甚或地方政府就能办到。而且分裂、分治政权因为辖境小，水利工程对自身的利益有更加直接的影响，所以往往更加重视。五代的吴越国主钱谬，对筑海塘、疏浚河道、农田水利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还专门设置了“撩湖军”，负责疏浚西湖。吴越国的这些水利设施对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钱谬也被民间称为“海龙王”。
大型的或全国性的项目则由于涉及范围广、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只有在统一政权或较大政权才有可能完成，如黄河、长江大堤的修筑和维护，黄河水灾的预防和救治，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水运的维持等等。而在分裂情况下，不仅这些大型水利设施的日常维修没有保证，还会制造人为的破坏。但是这类大型的项目为数不多，其中有的还是以为朝廷服务为主要功能的，如京杭大运河主要是解决漕运，民用不大，对农业更是有害无益。
2。 太仓陈陈相因
太仓是王朝用于粮食储备的，包括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和集中在首都或某些地区的，主要用于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在一般性、地区性的灾害发生时，地方的储备就能够解决问题。但如果灾情程度严重、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时，就必须依靠大范围的调剂。统一政权可以通过动用储备、丰歉地区间的调剂以及安置灾民易地就食等办法解决，统治区狭小的政权就缺乏回旋的余地。但统一王朝往往储备过多的粮食和物资，或者置地方的灾害于不顾，不愿动用朝廷的储备，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