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施塔克也这样宣过誓。
新兵为要求他们的臣服“得到了报酬”。据他自己讲，当他首次站在一座集中营的监视塔上时，年轻的施塔克就体验到了权力和统治的感觉。幸存者卡什米尔…斯莫伦证实，施塔尔为他在市民生活中永远也不会有的“握有这许多权力”而得意。有时他表现得像个高级教师：“我们必须写200遍：‘我必须准时来上班。’”
他弟弟说：“自从汉斯加入了党卫军”，他“显得自信多了”；他没有再扮演“小丑”。“当他穿着笔挺的制服返回达姆斯达特时，我很为他感到骄傲，我的同学们问：“哎呀，这是谁呀？”我说：“这是我哥！”君特…施塔克永远了解不到全部的实情。当他有一回问“集中营是什么东西？”时，他哥哥回答说：“你会拉丁语呀。把人们带到一起，在周围建一圈篱笆，这就是集中营。”汉斯…施塔克青云直上，对于一个无疑地主动适应骷髅头制度的人来说这是典型的。他的人生的站点包括一系列将取得那种令人恐怖的名声的屠杀场所：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达豪，后来还有奥斯维辛。
这位来自达姆斯达特的小伙子是党卫军死亡帝国中的许多人之一。集中营还有后来的灭绝营的制度需要一大批人。在外面的帮凶们的支持下，数万人在那里面工作。这许多人参加了屠杀数百万人，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造成这种后果的制度有什么特点呢？
解释有很多种：独裁下的生活、危机或战争的残忍、信息垄断的极端教条化、敌人概念的灌输、国家的暴力制裁、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有目的地招募凶犯，但也有升迁欲望、盲目服从、顺从权威、适应种族主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写过，单是战争就足以让人释放他们最无耻最卑鄙的冲动。随着国家废除了屠杀禁令，“邪恶欲望的压抑”也就停止了，人们做出本以为和他们的文化水平不相符的残酷、狡猾、出卖和野蛮的行为。如果我们想理解为什么数十万人都这么做，我们必须将目光针对个人——针对他们非常个人化的历史和责任。
奥斯维辛幸存者赫尔曼…朗格拜因在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向我们描述了他自己经历过的杀人机器的各种症状：纳粹政权如何创造一种敌意的气氛，如何树立消灭事实的或想像的对手的意志，“元首原则”如何取代自己的良心，“高级和低级人种”的妄想如何结出果实。谋杀机器的官僚和行政技术如何形成规模，分工犯罪，不亲自屠杀——这一切一起促成了灭绝营里的那种可怕效率。
但放弃自己的良心一开始就是让个人的人格臣服于所谓的“元首意志”。“‘元首下令，我们紧跟——元首下令，我们盲目地跟从你！’这导致了奥斯维辛的大屠杀。”而且对似乎不适合这样的人也一样：“我认识根本不想参与的一些人。命令下达了，得到了执行，有人监督如何执行。军令如山——必须讲‘是’，执行它，不负责任。奥斯维辛弥漫着这种气氛。”
但还是有不需要监督的凶手，他们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捞好处：“绝大多数很年轻，包括那些党卫军头目，他们就是想有所作为，在奥斯维辛可以飞黄腾达。他知道上级对他的期望。他不需要命令，他主动。嗯，在奥斯维辛，主动听话就可以青云直上。当时都讲‘千年帝国’，待在上层，这很舒服。不是个个都这样，但大多数人是。”
前党卫军集中营医生汉斯·明希博士谈到集中营人员的精神状态时说：“大多数是很普通的人，虐待狂或有前科的是少数。如果他们还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主要是，机会主义者比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要多：也就是那些人，他们认识到入了党就有好处，参加了党卫军，好处更多。如果我属于希姆莱说的‘你们必须完成最艰巨的任务’的党卫军特种部队，那我就是国王，我就遥遥领先了。这种现象让许多人感觉是精英，尽管大多数人知道，他们干的当然是肮脏的工作。可没有人这么讲。”
不过，那些不升迁的人，也行使了主宰人命、主宰生死的权限。这对很多人都很有诱惑性：“你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你能从中获利。你可以成为一个小领导，至少在一个小范围内。这种想法起了作用，这是能让某些人在奥斯维辛工作、而不必天生是虐待狂或犯罪分子的原因。”汉斯…明希说道。
骷髅头第42节：达豪学校与其他
党卫军的集中营制度使人成了犯罪机器的一部分。集中营管理制度包括一种严格分工、部分相互竞争的等级制度。设有五个部门，指挥部是所有集中营和值勤事务的最高管理机构，指挥官同时也是所有党卫军成员的指挥员。然后是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盖世太保二处，它的工作相当独立。它决定犯人的接收和释放、惩罚和处决。三处是所谓的“保护性拘留营指挥处”，是真正的权力中心，它的负责人行使副指挥官的职权，报告、区及小分队负责人都归他管辖。这些人又不仅有对犯人行使命令的权力，而且负责每天的恐怖形式：无论是在营地里还是在外面做苦工。四处分管行政事务。它负责犯人的服装和食物供应，因此对犯人的“生活条件”负有责任。另外它负责管理没收的犯人的私有财物。
医生和病区的护理人员由负责“卫生事务”的五处管理。它的任务主要是让有劳动能力的犯人恢复健康，消灭瘟疫。但实际情形弊端很多，以至于犯人感到被送进病区就等于是死亡判决。在后来的几年里，致命的酚注射和可怕的人体试验在许多集中营中都是司空见惯的。
等级制度、竞争和分工也将集中营的犯人们考虑了进去。党卫军故意将在集中营里监督和管理的任务委托给几名犯人。根据“绝对权力是等级权力”的原则产生了一种以内奸为主的精确制度。这么做是要让受害人也成为凶手。有些所谓的“犯人头头”残忍起来不让党卫军看守，另一些试图想办法缓和恐怖，保护同伴。
犯人等级制度的最高人员是集中营营长。区长受他管，然后是室长。另外还有大囚犯头头和囚犯头头，他们负责监视工作，无论是在采石场、建筑队、仓库、厨房还是车间里。集中营幸存者欧根·考贡对此写道：“这一集中营制度之所以稳定，首先靠的是一支囚犯头头们的协助队伍，他们维持日常生活，减轻了党卫军成员的负担，从而使得绝对权力无所不在。没有这支权力的代表队，纪律和监视的制度早就瓦解了。因此，为了让一派派囚犯精英互相对立，让他们产生依赖，党卫军欢迎他们争夺监视、管理和后勤岗位。于是普通犯人就受到双重的管制，即经常很少在集中营露面的党卫军和始终在场的囚犯头头。”
对集中营世界的“效率”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招募党卫军成员。希特勒和希姆莱早几年就为此任用了一个人，他的作用和意义长期受到低估：台奥多尔·艾克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党卫军屠杀计划的基础建设，他要为这个恐怖和灭绝的制度建立模范场所。他的名字代表了所谓的“达豪学校”。艾克使达豪成了其他所有集中营的榜样，在帝国内部，后来也在帝国境外。
是他为此创造了合适的“精英”；并取得了可怕的成功：他要将他的“骷髅头”成员培养成这个制度的绝对服从的执行者。艾克不仅亲自招收他的人员，而且也经常操练、训导和训练他们无情地使用暴力。他自己从没去过奥斯维辛。但他的学生们后来统治着这些集中营，在那里相互比拼，想超过对方。
艾克出生于1892年，是一位火车站站长的儿子。由于分数差他中断了学业，于1909年17岁那年加入了皇帝的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担任西线军需官，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像从前的很多军人一样，战后他的社会地位也大跌了。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他认为失败是民族的屈辱，魏玛制度是外来思想的畸形产物，而且也是他的个人不幸的起因。他一段时间为警方当情报人员，后因反政府言论被开除。他永远得不到他所向往的正式的警察工作了。于是他接触了那些和他一样仇恨新局势的人。1929年他加入纳粹党。作为伊本化学工业公司的“保安委员”，他有了一份能维持家庭的收入。1932年他成为党卫军成员。这导致他第二次失去工作：他的雇主得知了他过于暴力的政治“活动”。但希姆莱正在寻找将“党卫军”锻炼成精英部队和希特勒的惟命是从的统治工具的帮凶。他发现艾克是合适的人选。他迅速扩充了第一营，经受了考验，又以他的攻击性行为再次引起注意。他被指控参与一系列政治谋杀和非法拥有爆炸物，于1932年被判刑两年并在希姆莱的命令下逃往意大利北部。希特勒上台后他返回来，和权势大得多的纳粹分区负责人比克尔发生了一场私人争执。比克尔轻而易举地就让人将艾克送进了维尔茨堡精神病院检查监视他的精神状况。即使按党卫军的标准来衡量，他的阴险、有时失控和无情的行为也不正常。
但是，当“党卫军国家领袖”有个麻烦位置需要人手时，就不管这些了。达豪是新的纳粹政权最早的关押政治犯的党卫军集中营之一，希特勒的帮凶们认为那里乱糟糟的。艾克似乎是维持秩序的理想人选——一个粗暴的人。他身上有很多特点让他适合这个位置：绝对服从领导，伟大的组织才能，影响他人让他们屈从于自己的能力，再加上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对一切“非德意志的”及其他东西的强烈仇恨——这是非人道主义精神必要的前提条件。
1934年7月1日，艾克以谋杀罗姆证明了他的冷酷的忠诚，奖赏随后就接踵而至。几天后他得到晋升：他得到了一个新设立的集中营总监和党卫军看守部队领袖的职位——晋升是对他参与国家罪行的报酬，尽管当时只有约2000名犯人，这个头衔并不“光荣”。
艾克用5年的时间将达豪建成了集中营蜘蛛网的中心——一部通过强制劳动、饥饿、疾病、迫害和屠杀折磨和灭绝“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的机器。他是集中营世界的建筑师——他招募凶手。
这位骷髅头部队的头目按自己的标准为集中营工作挑选党卫军军官和看守人员。作为党卫军看守，谁表示出同情，就被视为懦夫，显得没有用。艾克命令，谁过分接近犯人，自己就要被关进集中营。按照这位骷髅头头目的要求，不管受害人多么痛苦，在观看殴打时，在亲手殴打时，不得皱一下眉头。他亲自起草冷酷无情地对待犯人的指示，想出特殊的折磨方式。条纹囚服，这一标记是他的罪恶幻想的产物，也是平时虐待的标准。
骷髅头第43节：德意志民族的救星
欧根·考贡认为党卫军看守是“脚下失去了一切社会支撑的警棍和左轮手枪操作者、流浪儿、失败的搬运工、森林管理助理员、理发师、贸易职员、大学生、监狱管理员的”丑恶结合。说到领导集团他称之为“没有成就或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放弃工作的巴尔干战士和自由兵团战士，国防军和警察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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