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
原岛走出拘留所后，就搭上了计程车，他在车上反复思考植木的话。他正在沉思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植木的话含有重要的意义，内心忍不住高兴起来了。
当他回到事务所的时候，他又重读诉讼记录。这样一来，他始知自己的眼光异于昔日的了，因为观点不同，使得自己的印象也改变了。
的确，刑警一开始就把植木寅夫确定为凶手，于是，他们几乎不再去搜查其他嫌疑人物，当植木被逮捕的时候，因为立刻就自己招认出来，刑警就非常安心，同时开始捏造证据，刑警在高兴之余，就着手初次调查的作业了。
原岛律师果然向十几位曾经向甚兵卫借钱的人打听过，结果没有一个人坐过甚兵卫拿出来的坐垫。听甚兵卫楼上的房客说，死者对付生意人，他会拿坐垫给访客，并且招待客人，同时，甚兵卫也会跟客人谈得很愉快。因此，原岛果然认为植木言之有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诚如植木所说，刑警只从常识判断死者拿出坐垫给那些借款或还债的人坐，而且，凶手为了要令别人认为强盗偷窃，故将坐垫加以收拾，他们根据这二种资料判断之后，就叫嫌疑者照这样的经过招认出来。
原岛拿着医生的鉴定书向认识的法医学者请教。他们说，手掌大小的扁平伤痕，至少系用八公分宽度的凶器一次猛击的结果，但是，刑警为什么对于这一点如此大意呢？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尤其，刑警不重视法医的鉴定，而只尊重自己的感觉和经验的推测，科学的鉴定也只提供参考而已，虽然学者很轻视第一线的刑警们，但也只有苦笑而已。
调查的刑警因为看见死者庭院的木棒，但又找不到其他更恰当的凶器，所以就满口允诺这就是凶器，他们不是太轻易选择四公分宽的木棒吗？自从植木寅夫自首以后，调查员的心情也立刻松懈下来，有些重大案件的调查，因为犯人的遗留品太多而使调查员兴高采烈，初次调查未免太马虎了，这样反使案件迷糊起来。由于刑警太有自信，总喜欢依赖经验的感觉，所以才错误百出。
在这种情况下，原岛律师有了主意，在法庭上，他要求法医做证人，这是一种“鉴定的鉴定” ，接着又逐一要求甚兵卫的交际关系人做新证人。
原岛在法庭上也要那四位调查植木的刑警当证人，他们都做证明植木的招认系处在自由的心情下成立的。原岛问：——你曾向嫌疑犯说过：“因为警察早已获悉你杀害甚兵卫，你抵赖也没有用了，如果你坦白招认时，就可以快些放你回家去，也可以要求推事以不起诉处分？ ”
A证人——没有说过这种事。
——为了催促嫌疑犯自首，你们让他在调查室里随意吸烟，自白之后又叫三次点心给他吃吗？
B证人——在调查室里递一、二只香烟给他是很平常的事，而不是让他随意吸，只吃一次点心。
——你们暗示或指示过嫌疑犯把对话时的坐垫收拾起来吗？
C证人——这是嫌疑犯的自动招供。
——你们暗示他把木棒当凶器，并且带他到死者的庭院里去，选择其中一根木棒，而后引诱他说用此根木棒敲击死者的头部吗？
D证人——绝无此事。以上均是嫌疑犯自己招供出来的。木棒也是他自己选择的，他一面说：“就是这一根了”，一面握在手上连挥几次说：“这根没有错的，”他非常积极地向我们承认。
植木寅夫跟这四位刑警对簿公堂时，真是怒气冲天，他以居高临下的姿势说：
“你们当时真没有这样说吗？做刑警的人能够如此没有廉耻地随便说谎吗？为了陷人于罪，而意使自己置身度外，就可以随便说谎吗？这不是昧着良心说话吗？”
反之，那四位担任调查的刑警除了否认之外，只有目瞪口呆的样子。
判决是开庭以后的三个月公布的，由于证据不充分而被判无罪，判决理由的主要部分如下：
（1）根据测量木棒的结果，获悉其宽度的最宽处约有四公分，如根据证人G君所写的鉴定书及证言，获悉死者头部的伤痕为扁平状，其宽度至少有手掌那么大，也就是约有八至九公分，因此，上述的物证并非本案件中使用的凶器。
（2）上述的木棒与池塘中发现的手提箱，都没有留下被告的指纹。
（3）根据被告自白书上说，手提箱里虽存有廿二张借款收据，被告从中取出五张之后就把箱子丢到池塘里；但是，后来从该手提箱又找到具有“植木寅夫”之名的借款收据，被拿走五张的借书证里所以留有“猪木重夫”的名义，乃系从甚兵卫的账簿上推测来的，反之，检察官与从事调查的司法警察人员却主张被告在暗淡的月光下，误将“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名字混淆。
这个主张有待检讨的余地，诚如辩护人的主张，如果被告系本案的真犯，强夺自己的借款收据是一个主要目的，那么，上述的检查官等人的见解就不得不令人怀疑了。
（4）当我们看到司法警察等人所写的调查报告与反驳文件时，虽然其间没有表示自供内容系在司法警察的威迫下，及被强迫长期拘留等状态下的形，但却使人感到它系在欺骗与利益诱导的情况下讯问出来的。关于被告在案件发生时离开“万牌庄”约有一小时，其行动证明亦缺乏客观性，而且中村是也的证言也不无可疑之处。
（5）但若综合以上的观点，本院裁判上述物证似乎不能与犯行有关，此外，除了被告的自白之外，亦无证据可以断定他就是犯人，自白书的若干疑问也得不到解释，总之，关于被告就是犯人这个事实，在尚未消除合理的疑念之前，则无法证明被告即为凶犯。这就是说本案的犯罪证明不够充分，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三六条规定，被告判为无罪也……。
6
接着，大概又过了一年。
原岛曾在空余时阅读一本有关法律方面的书。他曾看见一篇英国法院的一位海顿推事写的《无罪判决的案例研究》，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二一年秋天，英国曼彻斯特市里住有一位名叫卡曼特的帆布制造公司的职员，他杀害一位名叫阿马夏夫人，接着放火把她的家也烧毁了，当然他就被逮捕起诉了。当时，因为卡曼特为金钱所困，为了抢夺金钱而计划杀害阿马夏夫人。因为她是一位颇有储蓄的寡妇。
卡曼特在当晚七时左右，就到阿马夏夫人的家去，他携带一只长约五十公分的铁具，在死者脸上猛打数次，接着又将自己的裤带缚绑着她的头，并从房中偷走一百五十磅的现金与一颗钻石逃走。
此外，他为了隐藏自己的罪行，而准备放火烧掉阿马夏夫人的家屋，九时左右又回到这间房子来，他用油灯将室内衣橱上放的书本、纸张和衣服等搜集一块儿，而后想引火烧掉房子。一小时之后，由于房屋后面那条路上来了一辆货车，因为震动太大，使衣橱上的油灯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他事先知道这间房屋的地基会摇动，货车通过之际，房屋一定会动摇。总之，三小时以后，这间房子果然由于火灾而被烧得光光。虽然消防车急着赶来，但终不能制止火势。
当然，卡曼特很快地被逮捕了，而且也招供了经过。不过，法庭却认为犯罪的证据不足而判他无罪。
问题在于上述的强盗，杀人与放火的犯人，到底是否为卡曼特的呢？因存在这个案件上面，被告卡曼特并没有留下与犯罪事实有关的指纹，及其他客观证据。同时，从状况这一点来看，也不大能确认卡曼特就是犯人。案件发生之后的卡曼特，在逮捕之前，也不曾表现任何异常的态度或言语，这是从他的朋友及许多其他证言里获悉的。不但如此，案件发生的次日，他还曾到伦敦去玩，如果他从伦敦回到曼彻斯特的话，他不但了解形将接受刑警的调查，并且也很希望确认赴曼彻斯特的事实，勿宁说，他甚至也想到对被告有利的状况。
卡曼特在警察局自供，后来又将（供述）推翻。关于自白的部分，乃系受到刑警的强迫而伪造的，他缺乏信任性，但是，根据法院的调查所获得的证据，则不承认以上的主张，而却认定他最初以自白为一种极具证据能力的条件。
另一方面，如将上述的自白内容跟其他证据加以对照与检讨时，至少可以发现以下的重大疑问。卡曼特在警察局的自白中说，用铁材打死阿马夏夫人这一部分是：“夫人把入口的门稍为打开来。那么，自己就忽然用铁材猛打她露出来的脸，”两天以后，他又改变供词说：“在夫人的允许之下，自己走进房间内，并坐在椅子上跟她交谈，此时，我就趁她不注意时打她。 ”
在杀人案件方面，在入口处猛击她露出的脸部、或者进入房间，坐在椅子上一面谈话，一面猛击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至于犯行的细节部分，由于记忆错误而难免不充分，关于上述各点，不管是否想法错误，同时，卡曼特在这方面也缺乏合理的理由来做虚伪的供述，如将被告的自白当做一种真实情况，站在这个前提之下就不易说明供述的变更了。
关于打击她脸部的次数问题，在最初的调查里，卡曼特说只打一次，两天后又说打两次，一星期后则说：“用力打她，连打四、五次在她低下头的部分，”不过，根据法医鉴定的结果说，脸部的断骨状态可能只被敲打一次。
关于上述的殴打次数的问题，被告的自白与事实有不一致之处，故而产生疑问了。因记忆不确实，才会有错误的供述，另一方面，如果卡曼特是真犯的话，则不可能供述对自己不利的殴打次数，这在自白的真实性方面也是一个疑问的。
关于使用的凶器，当他被捕之后，刑警问他：“你记得这件铁具吗？”卡曼特则说：“这个铁具上留下我的指纹吧？虽然很像它，但它在哪里呃？当我拿着它前去时，因为附近也有许多类似的铁具，所以，我记不大清楚了，似乎看过的样子，”卡曼特自己也曾用右手将铁具夹在右腋下，借此测量长度，接着就对刑警说：“就是这根铁具，没有错的。 ”
不过，当鉴定人看到死者脸上的伤痕时，竟说伤痕宽度比卡曼特所说的铁具宽度大三倍以上。当他测量法院中保存的凶器时，也显然地跟上述结果一致。由此可见，卡曼特所说的铁具，跟行凶的铁具不同。不但如此，同时，卡曼特还向刑警表示，这就是行凶使用的工具，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卡曼特是真凶，他对行凶使用的器具记忆不正确，以致使识别错误了吗？但是，如果上述的真正凶器有物证的铁具宽三倍的话，那么，卡曼特特地将它挟在腋下，几乎断言的供述未免不自然。勿宁说，这就产生许多疑问了，从全部供述的印象来说，关于铁具方面没有确实的记忆吗？或者他知道铁具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呢？尤其为了迎合调查者的需要而做出这种供述吗？
如果事实如此，则为什么犯人有必要对凶器提出这种迎合性的供述呢？
此外，卡曼特也述及放火的方法问题，根据刑警现场验证的结果说，却不曾在衣橱下发现掉下来的油灯，在现场检查的时候，即使在发火地点没有油灯，如果在旁边的衣橱下面有油灯的话，也逃不过检查官的眼睛，勿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