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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时代”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星占学传播，当数生辰星占学之输入希腊。这种“迦勒底星占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名为贝罗索斯（Berossus）的人在公元前280年前后引入希腊的，此后就成为欧洲星占学的主流，经过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一直盛行不衰。而历史更悠久但似乎常与东方型专制集权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军国星占学，则在欧洲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星占学的历史线索与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古代中国的星占学始终只有军国星占学一个类型，而且承继性极强，大致在战国秦汉之际定型之后，几乎不再变化。中国本土从未产生出生辰星占学（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二）。而庞大完备的军国星占学体系则在中国至少保持并运作了两千年，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起着现代人难以想像的作用。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992）。
然而，尽管一种军国星占学体系在古代中国独尊了两千余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从未出现过西方生辰星占学的踪迹——后者向东方传播，也曾几次到达中华大地。在第一次东传浪潮中，佛教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本来就有自己的星占学，大体也属生辰星占学类型；而从大约公元前400年开始，印度天学处于巴比伦的影响之下，至亚历山大远征，希腊的影响又进入印度天学，先与巴比伦影响共存，不久就取而代之。大约公元400～1600年，是印度天学的“希腊化”时代。在此之前，佛教已开始向印度境外输出。宗教家向异地传教时，通常都要吸纳星占、医药之类的学术，以便打动人心，达到“弘法”的目的，佛教也不例外。这些夹杂着巴比伦、希腊和印度本土色彩的生辰星占学，先从北路经过中亚诸国而传入中土；随着佛教在中国南北的兴盛，到隋唐之际，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直接交往以南路为主频繁展开。因而在六朝隋唐时期，伴随佛教传入的西方生辰星占学（有时杂以印度、中亚等处地方色彩）在中国曾一度广泛流行，几至家传户晓。这一浪潮到宋代消退，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西方的生辰星占学第二次到达中国是蒙古人的疯狂征服及其横跨欧、亚之大帝国建立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元朝御用天学机构中接纳了一些伊斯兰星占学内容——这种星占学的根源仍可追溯到希腊—巴比伦。不过这次东传的规模很小，影响也非常有限。
西方生辰星占学第三次进入中国是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教士们在中国传教的副产品，其突出的代表是穆尼阁（J。N。Smogolenski）的《天步真原》一书，这是一种介绍生辰星占学以及排算算命天宫图的实用性手册。但是星占学本不是罗马教会大力讲求的学问，而且此时已是近代科学革命在欧洲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所以即使在醉心于耶稣会士传来的各种西方学术的那部分中国士大夫中，西方的生辰星占学也未曾受到多少重视。这次传入的影响甚至比第二次还要小。
这里需要顺便提到一个问题：中国既未产生自己的生辰星占学，西方传来的也只是匆匆过客而没有长久的市场，那么难道中国人竟对于预卜自己个人的穷通祸福从来就不感兴趣？当然不是如此。预卜个人穷通祸福这一功能，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学来完成，在中国则由八字算命来完成。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共同之处——都要考虑人出生时刻这一时间起算点；只是中国的四柱八字不涉及任何具体天象，自然不可能被归入星占学的范畴。至于中国八字算命法在其创立过程中是否曾受到西方生辰星占学的影响或启发，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参见《天学真原》，第355、382页。
第一部分 导论第4节 天文学与星占学分道扬镳
“纯粹的”，以探索自然奥秘为宗旨的，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本来也是古已有之的——古希腊天文学就是一个这样的例证。然而自从星占学从古巴比伦向四周扩散之后，即使在古希腊，“纯粹的”天文学一直存在，也不能认为天文学和星占学是相互独立的。理由非常明显：从事这两种活动的是同一些人。即使大名鼎鼎如希巴恰斯（Hipparchus，旧译依巴谷）和托勒密（Ptolemy）——此二人在现代人心目中都是古代伟大的天文学家，也同时都是星占学大师。他们从事天文学研究这一点毫无疑义，也确实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但在另一方面，希巴恰斯是他那个时代的星占学权威，他的星占学说经常被后世的罗马著作家所援引；托勒密更有著名的星占学著作《四书》（Tetrabiblos）。事实上，一直到中世纪晚期，托勒密的名字首先还是与《四书》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我们不应忘记，以希巴恰斯和托勒密为代表的、旨在探索自然奥秘的古希腊天文学，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在西方世界，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科学精神的光辉也归于黯淡。接下来是始而强悍、继而腐朽的罗马帝国。罗马人对法律和工程技术之类的事务给予最大的关心，而对古希腊有闲哲人们讲求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不感兴趣。再往下就是漫长的中世纪，按照某些西方作家的夸张说法，天文学在此期间除了为教会推算一个宗教节日，简直就不值一提；而星占学由于教会对它的态度颇为暖昧，也谈不到十分繁荣。倒是后来兴起的阿拉伯人在这两门学问上大领风骚。当然阿拉伯学者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是一身二任——既从事天文学也从事星占学，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后者的工具。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星占学在欧洲大为繁盛，天文学也大有进展，但两者仍相互联系在一起。真正使天文学与星占学分道扬镳的大功臣，或许当推哥白尼（Copernicus）。人们通常将他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1543）视为现代天文学诞生的标志，乃至视为现代科学产生的标志，确实有着不少理由。与他的前辈们不同，哥白尼几乎没有搞过任何星占学，也未有星占学方面的著作或学说传世。这可以看成是天文学正式从星占学那里独立出来并且“走自己的路”的标志。
历史的发展当然会有一些曲折与反复。虽有哥白尼开了伟大先例于前，旧传统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被抛弃。继哥白尼之后，有欧洲天学界的又一位骄子第谷（Tycho Brahe）驰誉当世，而他又是一位大星占学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谷晚年的学生和助手、以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而名垂千古的开普勒（J。Kepler），在星占学方面甚至比他的老师更负盛名。图1是那个时代天文学仍与星占学合为一体的生动写照：图中人物为17世纪典型的星占学家形象，他双手握持天文仪器和计算所需的圆规，身后的建筑物为天文台，屋顶上架设着望远镜；尤其意味深长的是他两臂上摊开着的书册——左臂上为哥白尼（Copernicus）的著作，右臂上是第谷（Tycho）的著作！哥白尼和第谷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天文学界的冠冕，而星占学家是必须研读他们的著作的。这正是自古希腊以来欧洲的古老传统。
然而历史在无情地前进，旧传统终究要有寿终正寝之时。开普勒之后，对于集天文学家与星占学家于一身这种旧传统而言，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有份量的继承人。我们可以说，这种旧传统已由开普勒为之划上了一个不失为辉煌的句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干脆将图1中的人物看成开普勒，也不至于离谱太远）。从那以后，天文学家和星占学家不再是同一些人了。尽管人们或许可以在此后的天文学家遗闻佚事中找到他们与星占学有关的零星言行，但那充其量只是他们的余兴或消遣。他们不再将星占学当作自己的职业，他们的职业现在是——天文学家。
在中国，天文学数千年间一直是星占学的工具，既未独立形成学科，当然更谈不到分道扬镳。直到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大举入华之后，情况才发生变化。传教士们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系统介绍了托勒密、第谷的天文学说，还涉及开普勒和哥白尼的一些工作，编撰成堪称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1634）。这部137卷的巨著中没有任何星占学内容。耶稣会士撰写的其他许多涉及天文学的中文书籍中也没有谈到星占学（前面提到过的穆尼阁《天步真原》一书几乎是惟一例外）。又逢清康熙帝醉心于天文历算之学，大力提倡，《崇祯历书》又在明末清初多次刊刻印行（清初略作修订后改名《西洋新法历书》）。这些新的因素竟使得中国的天学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的“皇家禁脔”状况中解放出来，成为平民也可以涉足的学问。江晓原：《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自然辩证法通讯》10卷3期（1988）。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中国也产生了一批只研究天文学而不谈星占的平民学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王锡阐和梅文鼎。王氏生前寂寞，但他的著作后来得到推崇，并收入《四库全书》；梅氏则生前即名满天下，成为康熙帝的布衣朋友，康熙不仅召见梅氏，还赐他御题“绩学参微”匾额，甚至将“御制”之书请他指教。王、梅两氏的出现及他们之获享大名，或许可以视为天文学在中国开始从星占学中独立出来的一种历史标志。
第一部分 导论第5节 星占学留下的科学遗产
“星占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精密科学（accurate science）”。这个听起来有点夸张的说法其实很有道理。因为星占学除了迷信和神秘之外，它确实需要精密的观测和计算。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星占学的前提和基本原理是迷信的，但它所用的方法却不能不是“科学的”。正因为如此，星占学才哺育了天文学的成长，并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科学遗产。
星占学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天象观测记录。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异常天象的记录。在星占学家看来，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这没有什么星占学意义；但是如在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或发现某星座中出现了一颗新星，这就非同小可，肯定有重大星占学意义了。这种原则是古代星占学家普遍接受的。中国古代星占学也有“常则不占，变则占”之说，所谓“常”即指其出现规律已被掌握且频繁出现的天象（比如太阳东升西落），“变”则指其出现规律无法掌握或不常出现的天象（有些天象的规律已能掌握，比如交食，但仍被列为重大的“变”）。在现代天文学尚未产生的时代，古人之所以孜孜不倦、年复一年地记录大量天象观测资料，星占学的需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对于天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而言，年代久远的观测记录资料是特别可贵的。因为天文学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