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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日蚀而解除高级官员的职务，这种做法的思想渊源十分久远。古人认为，如果上天显示不吉天象对人间政治进行谴责警告，则君王应负责承受。这种思想至少已被古人上溯到成汤时代，这就是有名的“汤祷”传说：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吕氏春秋·顺民》。
这里成汤的“以身为牺牲”是象征性的，“剪发手”与曹操因马践农田而“割发代首”一样，不是真的自己去死。
君王既不能因天谴而真的去死，古人就又有“嫁祸于人”之法——通过禳祈之术，让日食等不吉天象所代表的天谴由大臣代替君王去承受。这样做对于君王而言当然是“失德”的，“有道之君”宁可自身承受天谴也不会嫁祸于大臣。但碰到王莽这样的君主，就不惜真的实施起来：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马并曰：日食无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马印韨，就侯氏朝位。《汉书·王莽传中》。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大司马陈茂以日食免。《汉书·王莽传中》。
并、陈茂这两任大司马都因日食被免职。这也难怪，王莽在后世史家笔下，本来就是十足的“无道昏君”，自然要嫁祸于人，哪肯“万夫有罪，在余一人”？不过这种大臣顶罪的做法，到了曹魏诸帝时，几次明令废止，此后基本上就不再实行了。
天上出现不吉天象，古人常称之为“天变”。皇帝为此采取的措施，有素服、避正殿、撤乐、减膳等多种，但对于日食，还有专门的禳救仪式，极为隆重：《晋书·礼志上》。
日月将交会，太史乃上合朔（奏上合朔时刻），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皇家观象台），伺候日变（待日蚀开始），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陈辞以责之。日复常乃罢。
这种为日食而进行的禳救仪式要动员如此多的人众，还要做如此多的准备，显然必须在事先安排好才行。而且这种仪式在京城以外的地方也要举行，并有专职官员负责其事。因此对于日食，必须事先做出推算和预报。
推算和预报日食，是古代中国星占学家一项极其重要、极其神圣的任务。关于中国古代一向特别重视日食预报的传统，这里不打算详加讨论，而是想通过叙述两个故事来了解这一传统。下面这两个故事，如视之为信史恐不可靠，但通过它们来理解中国古代对日食预报的重视则非常生动。
第一个故事是著名的“书经日蚀”，见于《尚书·胤征》：相传夏代仲康在位时，某年秋季第三月朔日，发生日食；而当时的皇家星占学家羲和，因酗酒误事，未能事先提出预报，结果造成混乱。羲和为此得了死罪：“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因为“《政典》曰：（预报日食）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预报时刻不准确都要“杀无赦”，何况根本不作预报？羲和自然是罪不容诛。当然，预报日食不准而被杀头的事，只是传说中如此，由后世信史中的记载看，尚不至于那么严重。但一般至少会受到皇帝的责备，日子也不会好过。
第二个故事见于《太平广记》卷七十六：太史令李淳风根据新校订的历法，推算某日当有日食，唐太宗闻之不悦（我们前面说过，日食对君王尤为不吉），问李淳风，要是届时日食不发生，“卿将何以自处？”李淳风表示，如果预报不准，甘当死罪。于是到了那天唐太宗和他一起在庭中等候，许久未见日食，唐太宗认为李淳风的预报已经失误，就对他说：朕放你回家去和妻子儿女诀别一下吧。李淳风却并不惊慌，说是时刻还未到。他在墙上画了一条线，说日影移动到此线时日食就发生，结果他的预报“不差分毫”。这当然是小说家言，意在渲染大星占学家李淳风造诣之深。但故事中李淳风表示预报不准甘当死罪，确实可以使人联想到《尚书·胤征》中“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的古之遗风。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7节 月食占
月亮也是富有星占学意义的天体，这在各主要的古代文明中都是如此。中国星占学理论对月亮的基本观念，有如下表述：
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罚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臣之类。《晋书·天文志中》。
前面说过，太阳是人君之象，则根据阴阳相对的观念体系，“太阴之精”的月亮，自然对应女主（后妃）之象和诸侯大臣之象。所谓“比德”，将太阳与恩赏对应，那么月亮自然要与刑罚对应，所以司马迁说“月变省刑”。
月食发生的次数较日食为多，推算起来也不像日食那样复杂；而且一般来说，一次月食的可见地域远较一次日食为大。月食当然也被认为是不吉的天象，这里举一些由李淳风编集的占辞为例：《乙巳占》卷二。
凡师出门而蚀，当其国之野，大败，军死（凡军队出国门时遇到月蚀，月蚀所发生的宿之分野又恰好对应该国，则该国军队将大败死伤）。
月蚀尽（指发生月全蚀），光耀亡（无），君之殃。
蚀不尽，光辉散，君之忧。
月生三日而蚀，是谓大殃，国有丧。十日至十四日而蚀，天下兵起。十五日而蚀，国破灭亡。
春蚀，岁恶（收成坏），将（将领）死，有忧。夏蚀，大旱。秋蚀，兵起。冬蚀，其国有兵、丧。
月食发生于二十八宿的不同宿中，其星占学意义又各不相同，这被称为“蚀列宿占”。“蚀列宿占”对于日、月都有。这里以月为例，举四宿占辞以见一斑：
月在角、亢蚀，刑法官当黜（主管刑事法律的官员将被罢黜），将吏有忧；国门四闭，其邦凶。《乙巳占》卷二。
月在危蚀，不有崩丧，必有大臣薨（不是皇帝死，就是大臣死），天下改服；刀剑之官忧；衣履金玉之人（指贵族高官）有黜。《乙巳占》卷二。
月在张蚀，贵人失势，皇后忧。《乙巳占》卷二。
关于太阳的“蚀列宿占”，情形也类似。
如果月食发生于某宿，而此时恰好又有行星运行到该宿，则又另有星占学意义。李淳风称之为“月蚀五星”，不很确切，容易使现代读者误认为是月掩行星（一种确实会发生的天象）。其实只要一看占辞就可明白其意，举两例如下：《乙巳占》卷二。
月行与木（木星）同宿而蚀，民相食，粟贵，农官忧。
月行与水同宿而蚀，其国有女乱而国亡。
对于月食，也有禳救之举。仪式中通常都要击鼓，照汉儒郑玄为《周礼》所作的注中说，还有“王者必亲击鼓”的规定。同时根据阴阳对应的理论，要由皇后率领后宫搞一套禳救仪式。不过毕竟阳尊阴卑，君贵臣贱，男重女轻，为月食而举行的禳救仪式，其隆重程度无法与为日食而举行者相比。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8节 月位占
与日食之备受重视不同，在关于月的星占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月食占，而是“月位占”——月球在星空中作周期运动时，它与恒星、行星发生视觉上的关系，由此呈现出来的各种天象及其星占学意义。
月球每天相对于恒星背景移动约13°（注意这不是指月亮东升西落的周日运动——周日运动相对于恒星背景是固定的），这就会产生月亮逼近、甚至遮掩某些恒星或行星的天象，这类天象的具体情况多种多样，而且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成为古人进行各种星占学预言的大好题目。难怪在许多经典的中国星占学文献中，月位占占了月占占辞的绝大部分。
在《开元占经》中有“月与列宿相犯”的星占名目，这又被分为“月犯星”与“星入月”两类，先各举占辞一例：
月犯列宿，其国（按照分野理论所对应之国）有忧。《开元占经》卷十三引《河图纬帝览嬉》。
星入月中，其国君有忧。一曰：不出三年，臣胜其主。《开元占经》卷十三引《海中占》。
所谓“星入月中”，是中国星占学文献中极常见的说法，而实际上这种天象不可能发生，因为月球比所有的恒星和行星都离地球近得多，所以只可能有月掩星，绝不可能有“星入月”。古代星占学家盛称此说，原因或有两端：一是将流星恰好与月亮在同一视方向上出现误认为“星入月”；二是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真实结构了解太少，对于月球与恒星、行星距地孰远孰近不甚了了，故相信“星入月”是可能发生的。
月位占中最重要的是“月犯列宿”，先看几条占辞：
（月）在尾宿有变，后宫不安，妃后争人君子孙，不吉在宫中矣。《开元占经》卷十三引《郗萌占》。
月以十月至四月入南斗中，天下大赦。近期六十日，中期六月，远期一年（皆指应验的时间）。《开元占经》卷十三引《黄帝占》。
月变于须女，有兵不战而降。又曰：有嫁女娶妇之事。《开元占经》卷十三引《郗萌占》。
月蚀张，贵臣失势，皇后有忧。《开元占经》卷十三引《黄帝占》。
古人所谓“犯”，是指月球运行进入某宿所属的天区。而具体进行星占预言时，又要结合月本身所呈现的状况来考虑。上引第一、三条占辞都是根据月在某宿时发生“变”来占吉凶，但这“变”是什么情况则未明言。第四条占辞明确说“月蚀张”，即月在张宿发生月食，可视为“月变”之一。第二条占辞则只言月“入”南斗，未言其“变”。
月球运动的恒星周期为273日，也就是说，月球每273日就要在星空中绕行一周。因此月入某宿之后，再过273天就会再次进入该宿。由此可知“月犯列宿”是极常见的天象。与此类似的还有如下系列的天象：
月犯石氏中官
月犯石氏外官
月犯甘氏中官
月犯甘氏外官
月犯巫咸中、外官
上述五种情形中，并未遍列甘、石、巫咸三大门派的全部星官——那些远离白道的星官，月球不可能“犯”到它们。如将上述天象中的“犯”字改成“晕”，则又可构成一套关于月的天象系列：月在二十八宿和三大门派中、外官处发生晕（一种大气光象，但古人认为是月球本身发生的现象），也各有其星占学意义。所有这些以273日为周期的月位天象，其占辞可以窥一斑而想见全豹，基本上不外各种灾祸之兆。只有极个别的吉兆，如：
月晕尾（月在尾宿时出现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