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经历,造就了别具一格的诗风,使典雅高古的旧体诗词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高度地融合在了一起。
就是他,一个叫艾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
1936年7月,为了探寻被国民党政府渲染为乌合之众的造反者们得以生存的秘密,23岁的斯诺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的陕北保安。他是第一个深入苏区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
面对外国记者,毛泽东也曾犹豫、绕弯甚至回避对自己的介绍。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对自己介绍一番,因为他意识到,可以通过斯诺这条渠道,放出一只悬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理想”的气球,以改变世人的印象。
在昏暗的马灯下,斯诺和毛泽东陆续谈了十几个晚上。一向不大喜欢谈论自己的毛泽东,向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敞开了心扉,谈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谈了自己的经历。
第一部分心路风景(4)
顺便,也谈起了诗词。
斯诺在他的新闻报道里说,毛泽东“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
毛泽东当时写给斯诺的,就是那首有名的《七律·长征》。
这首诗最早公开见诸文字,是在1937年4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的一本叫《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书中。这本书的总编译王福时,当时还是一位青年学生。他后来回忆说,《七律·长征》是斯诺提供给他的。
一个月后,王福时陪同美国的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他当面赠送给毛泽东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这样,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用铅字印出来的自己的诗作。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用英文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在书里把这首《七律·长征》作为第五章的结束语。他说:“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6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
于是,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人们也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个会写诗的红色领袖。
真正让世人领略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件,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
那年,毛泽东在抗战胜利之初赴重庆谈判,不经意间把他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透露出来,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自己的著作中评述了这件事。
她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诗,“震惊了中国首都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历史,不强求每一位重要人物都具有诗人的才华,可是,历史更钦佩一位伟人具有创造风骚的手笔。
毛泽东创造风骚的手笔,不仅震动了重庆的文坛,更震动了十分敏感的政坛。
一桩笔墨韵事,陡然间转化成了政治斗争。
重庆的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有的甚至刊登谩骂式的和词。一首署名“雷鸣”的和词,说得是那样的透彻:“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谩骂归谩骂,敏感的国民党宣传部门十分清楚,一首《沁园春·雪》,使毛泽东及其主张在政治的天秤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他们私下组织一些舞文弄墨之士,试图写出一首超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拿不出来像样之作,只得悻然罢手。
已经回到延安的毛泽东,看到重庆报刊上那些曲解生事之作,只说了一句:“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诗人,只是毛泽东诸多身份中并不那么重要的一种。
他有更多更大的使命意识,他有太多太大的事情要做。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看到了——
在乡间小道和农家小院,他率领一个小小的司令部,以运筹帷幄的战略智慧,导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战争史剧。
在开天辟地的庄严时刻,他和战友们踏着古旧尘封的皇城砖道,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他和战友们领导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振山河,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在战火烧到国门口的时候,他毅然决策,打了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抗美援朝战争。
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行程中,他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更深处,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又艰辛地探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东西方冷战对峙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面前,他始终警觉地关注着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并在迟暮之年开创了崭新的外交格局,使中国在经历长期的外部封锁之后重又走向整个世界。
第一部分心路风景(5)
毛泽东的最高理想和最大意愿,未必是想成为诗人。
但他的本性,他的素养,他的经历,特别是他的事业,却让他无可选择地成为了一个诗人。
中国的变化,何尝不是诗一样的变化。
毛泽东的历史,何尝不是诗一样的历史。
毛泽东写诗,不单单是一种诗性的冲动,不单单是由于兴趣和爱好,甚至也不单单是因为他掌握了写诗的技巧。
写诗,是与他的生命和个性休戚相关的事实,与他的事业和追求相生相伴的形影。
历史,给了毛泽东罕见的激情。
历史的演变,给了毛泽东独有的创造和创作灵感。
历史演变的波澜壮阔,给了毛泽东非凡的写作方式—
昆仑之巅,长城之墙,仿佛是他胸中的笔。
华夏大地,高天厚土,仿佛是他笔下的纸。
黄河的水,长江的浪,仿佛是他纸上的墨。
炮声隆隆,千里莺啼,是诗中独到的平仄和韵脚。
万丈长缨,百舸争流,是诗中卓绝的遣词和句式。
屹立山顶的松,扎根原野的草,飞翔中天的鸟,游弋江湖的鱼。
还有那一年四季无比绚丽的花,从南到北迎风招展的旗,迷漫宇宙飘落飞舞的雪……
这千般风情,这万种生灵,便是跳动在诗中的字符。
每一首诗,似乎都成为了一次事件、一段岁月、一种激情、一个理想的形象见证。
每一首诗,似乎都洞开着一扇窗户,往里看,那里有风骚独具的个性情怀。
正是在和人民一道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顺便创造了只能属于他的诗。
这是一部史诗,真切地写照了在革命洪流中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
这是一部史诗,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建设进程中的壮阔场面。
毛泽东一生奋斗,所以他一生有诗。
他的一生,十分自然地成为了诗人的一生。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
于是,一位外国朋友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国家。
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概是诗人最富有创造性和想像力的伟大作品!
第一部分“奇士”的青春(1)
什么样的岁月会在人生心路上刻下浓浓的痕迹?
人们会说,是青春的岁月。
什么样的故事会在人至晚年时深深地萦绕梦乡?
人们会说,是青春的故事。
青春的岁月所以刻痕最深,是因为每一个有志青年,在这段岁月中,无不信心百倍,壮怀激烈,一览无余地展露着生命的蓬勃活力。
青春的故事所以萦绕梦乡,是因为每一个有志青年,在这些故事里,预示着人生价值的不可限量,而整个人生的故事,也常常在青春行为里若隐若现地藏伏着序幕。
1915年9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毛泽东,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他根据“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笔画数,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长沙一些学校贴了个好几百字的《征友启事》。
启事结尾化用《诗经》里的话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意思是鸟儿鸣叫着以寻求朋友,我也像古人那样呼吁,请兄弟们来帮助我。
结果只来了三个愿意和他交朋友的人,其中一个,是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
罗章龙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气概不凡的名字,叫“纵宇一郎”。
“二十八画生”和“纵宇一郎”在湖南省图书馆相约见面。
畅谈三个小时,双方以风流自诩。一种流脉千年的文化精神把他们牵在了一起。
兴奋不已的罗章龙当天晚上写了一首诗:“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长沙赋”,说的是汉代贾谊在当长沙王太傅时写的《治安策》。“楚屈平”,就是创作出《离骚》这部千古绝唱的屈原。
春秋战国时,湖南属于楚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文人骚客和爱国志士,都曾把他们的思想、情感、才华抛洒在这片土地上。
屈原、贾谊、李白、杜甫、范仲淹、辛弃疾、王夫之,他们的人格精神,融入这水光山色之中,形成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近代更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以至中国的近现代史如果缺了湘人,几乎不可想象。
在流浪行吟中,纵身跳入湖南汨罗江的屈原,以深沉激越的爱国主义、高风亮节的人格风范、上天入地求索理想的浪漫情怀,成为了湖湘文化的人格象征。
毛泽东刚上师范时,有一本听课笔记。一共46页,而前面的11页,都是用魏碑字体工工整整抄写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毛泽东还把《离骚》的内容,分段提要,写成了眉批。
如此追踪诗哲先贤,大概是屈原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怀激励着青年毛泽东,去鄙视随波逐流的世俗之风; 大概是屈赋的光芒照亮了诗国的天空,成了他汲取诗情和灵感的太阳。
和罗章龙订交后,他们时相过从,常作郊游。最快意的事情,大概是观览名胜古迹了。
他们来到长沙附近的拖船埠,那里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在那里拖过船。他们寻访了屈原住过的玉笱山、纪念贾谊的太傅祠,以及杜甫流浪长沙时在岳麓山住过的崇德寺、辛弃疾在长沙练兵的旧址飞虎营……
寻访远逝的骚客先贤,青年毛泽东是在同他们作心灵的对话,还是在抒抚古思今的感慨?
正是在山川名胜的游历中,毛泽东似乎感受着符合他性格本色的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大概可以叫作诗文意气。
法国大文豪雨果说: 比大地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心。
青春之心所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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