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阶级和金苹果看不见的阶级
当今的美国社会，是1929年大萧条时期以来在经济上最不平等的时期，其中最令人不安的问题之一是，我们的社会几乎不承认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媒体更不要说讨论如何做出反应的问题了。在欧洲和日本，不平等事例的增加，在政治家、牧师以及持其他观点的领袖们之间引起了必要的讨论，也能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引起了国民的高度重视，因为他们已认识到，不平等现象有可能导致其他的风险。相比之下，操纵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媒体系统的精英们，基本上对这种不平等现象熟视无睹，泰然处之，似乎一切都很完美。对于他们自身来说，确实是一切都很美好。但是，我要提醒他们注意，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状态。正像在人们中间广泛流传的观点那样：贫困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是美国日益不平等现象中最不吉利的一方面。在贯穿整个现代社会的历史中，中产阶级一直是一个稳定的阶层，因为社会底层的人们认为，他们可以上升到那个阶层，就使得国家的政治得以稳定，社会得以平安。实际上，那些支持或者赞成这种正在加大不平等现象的人，尤其是美国的企业和右翼力量，是在有意或者无意地玩火。但是，他们被自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维方式蒙蔽了，借用金融家乔治·索罗斯的术语，那是一种顽固的、包含着一切的意识形态，就像他们经常谴责的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一样。
我们只有以诚恳的态度讨论我们生活中的社会经济制度问题，才有可能成功地解决我们社会的经济问题。不幸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不能摆脱用那种惟我独尊的腔调来谈论资本主义。如果坚持其他的态度，你就会被污蔑是一个激进分子，会被从集体辩论的场合中驱除出去。新闻记者雷奥米·克莱因就是一个事例。她在海外的英国和她的祖国美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书名为《不要标识：瞄准品牌恶霸》，该书批评了企业的全球化问题，而美国的主要报刊杂志就是不接受，甚至连这本书的书评都不刊载。
在英国和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阶层同样是人们生活中经常谈论到的一个事实，但是美国人从不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的精英们不喜欢这个话题显然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社会生活，认为阶级根本不存在。“阶级斗争”这个词组只在我们的媒体中出现过一次，因为有人提出了议案，要求企业和富人多缴税，在反对这类议案时，使用了这个词组。缩减社会福利开支、扩大高价商品的税收减免范围、解雇成千上万的工人，不知何故，这些行为从来就没有被描述为“阶级斗争”。
“美国存在很多隔离现象，它不仅是被种族隔离，而且也被阶级所隔离。”安迪·克尔克是纪录片《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联合编导，他是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电视节目《咖啡屋》中讲这番话的。“在这个国家里，我们不谈论阶级，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实际上都属于中产阶级。我们都是一样的美国人。”这种缺乏远见的意识，来源于我们主张人人平等的根基。由于过去我们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当时不平等的阶级关系不那么突出。我们曾经这样设想：阶级与我们无关。底特律莫特基金会实施脱贫计划的主任杰克·利曾伯格说：“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决定他们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最缺乏的因素，是他们出生时面对的环境，以及这个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平等是一个神话，社会流动性更是一个神话，美国梦也是一个神话。但是我们相信这些神话，它们决定着我们的处境。”
1989年，冷战结束了。美国人终于愿意正视我们经济体制中存在的正面和反面的问题，而不再沉溺于圣徒们推行自由企业制度的言行录，不再陶醉于他们激昂的演讲。资本主义非常有理由推荐他们的理念：它卓越的功能在于生产商品，刺激经济创新，创造财富。这已经在美国的历史中得到证明。然而，它导致了社会前进过程中的贪婪和竞争，往往要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由于市场无法评价诸如洁净的空气和清洁的水等这类无形的社会资产，还常常会导致环境恶化。这些负面的后果使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在历史上，甚至那些坚定支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也积极倡导政府对市场的调解作用：只有政府才有权力使市场保持活力，并使市场的所有着力点保持平衡，确保这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有一个平衡的运动场所，其方法是提供一个理想的法律框架、商业规则、税收和财务政策、社会福利计划等等。
国家一定要慎重地选择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平衡点。美国的社会福利状况如此有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由主义的影响太强烈，它总是为我们提供资本主义的方法。美国人在骨子里想获得尽可能多的市场自由，以便尽可能多地捞钱。我们也不嫉妒别人有同样的机会。这毕竟是一个狗咬狗的竞技场，必须有其他的人参与竞争。如果在竞争中落后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相比之下，在欧洲和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更有实力的角色，由政府来引导资本主义的活力，并调节它的多余精力。只有美国缺乏一个健康的国家管理系统。美国的国家福利政策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美国主要城市的大街上，都有大煞风景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当你旅游到欧洲或者日本时，这一景色基本上看不到。因为欧洲和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公共健康、教育与就业计划方面投入了更多的资金。现在，他们国家的穷人和工人阶级要比美国的同类人具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这些国家，也许要牺牲一些经济的增长率，却换来了更大的平等。虽然他们的失业率可能会高一些，但是他们的贫困水平较低，社会凝聚力很强。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是美国公共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因为这个政策将市场的影响力置于所有的其他社会价值之上。因此，通过政府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中重新定位，加大政府的调节作用，完全可以缩小这种不平等现象。对一些美国人来说，这个观点听起来像一个幻想家的幻想，因为最近几年里，我们国家的文化一直浸透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想。然而，谈到具体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的美国人赞成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确实支持社会保障计划，支持政府干预控制企业的缩减规模及其他卑劣行径，这些行径都是将少数富人的利润，建立在牺牲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利益之上的。
如果美国人想再一次实现美国梦，我们不得不向目前弥漫在我们国家各个角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提出挑战。先从我们选出的华盛顿代表下手，要使所有的立法者摆脱赋予他们权利和竞选资金的那种意识形态，这是对他们提出的挑战，但是《绿野仙踪》中仙人的命令更加具有挑战性，他命令桃乐丝和她的同胞们，把西部女巫的扫帚柄拿给他。如果美国人能够牢记我们国家的童话带给我们的教训：坚信你自己的力量，忠于你的朋友，为真理而斗争，或许我们将能够赢得那个最能反映美国人意志的奖品：一个幸福的结局
美国民主的悲剧派古巴监督美国竞选？
派古巴监督美国竞选？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郊外旅行的时候，我想租用一辆自行车。看到前边有一位老人和一个年轻人在聊天，我便向他们走过去，询问租自行车的事宜。那位老人像是一个德国人，实际上他正在给阿尔图罗这个小伙子上语言课。在乡村旅馆的入口处有一棵大树，他们坐在树荫下，已经上了1个多小时的课。那位老人耐心地听着阿尔图罗用德语练习讲话，鼓励他尽量用歌德的经典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阿尔图罗的当地口音非常浓厚，但是他的语法基础很扎实，甚至掌握了将动词放在句子末尾的语法规则。对于一个几乎靠自己读书，自学德语的人来说，达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我用德语大声赞扬了他一番。阿尔图罗听到我用德语赞扬他的话之后，他的脸顿时变得绯红。那位老人同意租给我自行车，但是当我们在闲谈时，他从我的口音判断，我并不是一个德国人，他便询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当听到了我的回答后，他立即反问道：“你们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位刚刚选出的新总统？”
那是在2000年11 月12日。也就在5天之前，刚刚进行了美国总统的竞选，但是究竟谁能赢得竞选的胜利还不知晓，是乔治·布什，还是阿尔·戈尔？最终结果仍然不明朗。在古巴，我看不见西方的报纸，但是在我住的旅馆里，有幸能够看到美国有线新闻网的电视节目，我非常关注它的新闻报道。一天又一天，一天天过去了，但是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了。
我回答道：“结果可能还没有出来呢！这取决于哪个人能够赢得佛罗里达的选票，那里的投票情况杂乱无章，似乎是一团乱麻。”
看样子，阿尔图罗难以听懂我们用德语交谈的内容，老人便改用英语说话了：“这可真是莫名其妙！”他又加大嗓门说道：“美国的技术难道还不先进吗？”他的话音明显地带着责备的语气，他最后又补充道：“我们也想知道最终谁能够成为总统，我们今后还要忍受他的决策呢。”
“听说布什的弟弟操纵着佛罗里达州政府，是真的吗？” 阿尔图罗插话问道。
“是的，他是州长。”
“这么说，布什将赢得佛罗里达州的选票，难道不是吗？”
“要说，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我回答道，“但是，结果难以预料，也许会是这样的。”
阿尔图罗说：“布什肯定会赢的，因为他的弟弟是绝对不会让他输的。我从新闻节目中听说，阿尔·戈尔已经赢得了全国的大多数选票，但是如果他一旦失去了佛罗里达的选票，布什将会成为总统。真的是这种情况吗？”
“是的！”我回答道，“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叹了口气，心里琢磨着如何向他解释有关总统选举团错综复杂的事情。这时阿尔图罗的脸上露出了淘气的微笑。
他说：“听起来，好像你们美国的民主制度出问题了。也许下次竞选，应该让古巴为你们派监督竞选的观察员。”
几天前，我在古巴共产党的报纸《自由新闻报》上读过这个笑话，可能阿尔图罗把它信以为真了，我苦笑了一声。也许，那位德国老人发现这句话非常有趣，便接上了一句：“是的，真是个好主意。”他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古巴必须帮助美国搞民主，派遣监督竞选的观察员到美国，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
美国的总统竞选在世界上一直都是重要的新闻。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竞选这样如此的曲折与引人注目。更准确地说，这场2000年的总统竞选，是佛罗里达不光彩的投票结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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