ぴ锻蹲手谩＜负�1/2的人存款少于500美元，顶多1/3的人才有2000美元以上的存款。如果一个家庭中父亲突然失业，或一个家庭成员受伤需要长期照顾，或一个孩子考取了名牌大学，那么全家的存款可能会顷刻告罄。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新的消费方式引发出的社会问题。“受自从发明枪炮以来最杰出的两个发明——广告和分期付款——的激励和煽动，销售活动已经变成了当代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活动。销售反对节俭，重视挥霍，提倡浪费……这条金黄色的链子就是分期付款方式。通过将他的未来抵押出去，工人们可以购买房子、小汽车、电器及其他日用品。通过这些商品，他便获得了以前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享受的生活条件。”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79～280页。要置办现代文明的必需品——房、车、家用电器、医疗保健的必要方法之一是贷款。贷款涉及家庭是否有能力承担债务。1962年，收入在1万～15万美元的家庭中有55％贷款超过5000美元，然而，2/3的年收入在3000～5000美元的家庭的流动资金不超过500美元，更无需考虑只有上层中产阶级能承担的贷款了。所以从收入和财产两方面的差异来看，经济不平等是70年代美国社会的显著特征。
第六部分：美国（下）神话的建构和幻灭二神话的幻灭（3）
财富和收入的不公平趋势一直在持续。很少有美国社会学家将富人和中产阶级区分开来，国家政策也只有最低工资限制，却没有最高收入限制。自50年代中期，富人所占社会财富的比例在不断增长。1960年代政府统计数字表明：占人口上层中2％的富人的总财产比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这种现象在70年代的美国也同样如此，财富在向上层富人集中。
富人阶层比其他阶层享受了更多富裕社会的利益。真正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在生活品味上有很大的不同。由于金钱、权利、荣誉，他们过着大部分人们不能想象的生活。对于富人而言，金钱不是生活的基础，而是娱乐的工具。他们的收入之高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比政府救济穷人的计划基金要高出数倍。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新崛起者，而是亿万富人的后人。对富人仔细的调查可以给“财富体现了美国自由企业活动”这一观念狠狠一击，而且他们的企业大多有政府的保护性垄断。根据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伍尔夫的统计；“1983～1989年，美国增加的财富，足足有99％集中在最富裕的20％家庭，最有钱的1％的家庭，更掌握了62％全国增加的财富。”理查德·隆沃思，同前引书，第219页。从以上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极端贫困和极端富裕一直是美国的并存现象。
19世纪初，社会学家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和欧洲的区别在于没有任何等级制度妨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社会发展到了20世纪，很多学者却发现美国各阶层间的弹性大不如前，社会阶级结构趋向凝固化。
与收入有直接关系的变量是职业和社会声望。人们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出现的蓝领向白领的转变是一大进步。从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的趋势，也被许多人视为“中产阶级社会”的特征之一。随着自动化的增加，体力工作越来越少，服务部门开始增加。但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收入也很低。所以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变革对底层中产阶级而言不是一个进步，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换制服运动”。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美国在社会结构上，仍是一个阶级社会，并且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仍占最大的比例，即低等级的白领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产阶级化的。Wright：《美国阶级结构》，《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分层理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第16页。有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工人阶级进入了新时代，他们认为现在大多数工人受到了保护，有一定可观的收入和失业保险、病假和带薪假期，这些都是进步，虽然有机器化的威胁，但这可以促使他们向技术化的工人转化。其实工人从未真正满意过，他们和以前一样受到压榨。在1970年代，40％的美国家庭年收入在5000～10000美元之间，但他们大多都卷入到债务网中。简单说，就是收入无法和消费平衡。
1960年代后期以前很少人关注工人的情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人的地位直线下降。①手工劳力的地位下降，他们对技术进步所作的贡献被忽视。②由于自动化的入侵，他们的经济地位也下降了。③他们在物质上的改善只是表面现象，在社会排序上，他们也处于下层。这些被忽视的下层中产阶级强烈感到，美国社会对富人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他们有种被剥夺感。美国以自己的法律自豪，但这些法律并不是为蓝领阶层服务的。
1970年代美国大约有3500万蓝领工人，他们不富裕。在美国有时只是“感觉”还可以，但感觉有时并不是事实。底层中产阶级主要由体力劳动者和服务性行业的工人组成，而上层中产阶级大部分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近十年来，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收入雄踞收入排行榜的上游。这为人们对后工业化生活的狂热追求提供了基础。人们将专业人员和管理者的扩大看成未来的必然范式。但这个论点忽略了这个事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管理人员，而且，上层中产阶级不但没有和下层中产阶级融入一体，差异也越来越大，下层中产阶级想进入上层越来越难。所以这种观念更正确：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富人阶层越来越接近。
有人认为蓝领阶层的工资增长了，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有了更多的教育机会。虽然变化是巨大的，但实质的问题仍存在：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所以虽然蓝领的受教育机会增加了，但要找好工作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下层中产阶级要获得管理性质的工作素质教育远远不够，高等教育不但没有模糊阶层界限，反而加深了区隔。由于自动化，蓝领阶层越来越少，事实上所谓的白领工人所得到的利益也比期望少得多。“从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中间薪资开始降低。最先受到影响的是……靠体力工作没有什么技术的人……然后，无情的利剑逐渐向上砍杀……薪资最少的美国人，自70年代以来所得降低了20％以上，到90年代终于回升，可是只提高大约1％。”理查德·隆沃思，同前引书，第217页。从蓝领到白领的转化并不能改变许多工人的生活。由于技术的虎视眈眈，越来越苛刻的学历要求，工人的工作朝不保夕。工人的妻子不得不上班，承受妻子、母亲和工人的内外双重负担。甚至本应得益于更多教育机会的蓝领阶层的孩子也没有想象中的成功，这样工人的孩子不得不“继承”其父母的阶层地位。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论点：蓝领阶层向白领阶层的流动相当艰难。
第六部分：美国（下）神话的建构和幻灭二神话的幻灭（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阶层，大多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阿尔文·古德曼：《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1页。他们往往拥有较高的职业声望；被视为“科技贵族”。新阶层的崛起背后是社会对富裕、科技、教育迷信的反映。经济学家热衷于报告不断上升的国民生产总值，不断下降的失业率，并将之视为美国的胜利。经济学家不但欢呼经济的增长，还认为这些经济成果被国民平均分享了。经济学家的理论是，随着经济发展上升，阶级间收入不公平的现象会慢慢消失。人们对科技兴趣盎然，认为50年代不但美国的经济，而且科技上也进入新时代。原子弹、半导体、电脑，这些科技发展使美国进入“电子革命”。1957年，苏联的卫星上了天，美国的“科技革命”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对科技的迷恋，也影响了大众对科学工作者的态度。科学技术家被授予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政府和企业也增大了对科技的资本投入。这样，知识分子、企业家、政府官员就形成一个松散的联合体。20世纪50年代强调普及教育的观点。在20世纪初，美国只有4％的人高中毕业。但在50年代下半叶近60％的人是高中生。教育的普及往往会招致怨言，因为扩招降低了学校的门槛和标准。在1950～1960年，公共教育扩招了近50％。当然受教育的水平和经济呈相关性：1956年，大学生的收入比高中生的收入要高近50％。种种教育普及的迹象也被视为美国进步的标志之一。但很少有人诘问昂贵的私立大学和经济窘迫的国立大学间的区别，或者富人及上层中产阶级家的孩子在好学校就学的比例。
新阶层的背景之一是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学里受到教育是在技术型社会里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很显然，大学文凭是获得高薪职业的要件。但这不表明，大多数大学生都能进入专业或管理阶层。毫无疑问，高学历能够使人更容易地进入高层，但真正的问题是获得这种高资历的机会非常有限。大学毕业生的孩子比一般人的孩子更易进入大学。这种情况挑战了我们所谓平等的概念。哈佛大学里80％的学生来自专业管理者家庭，只有8％的学生出自蓝领工人家庭。
这意味着，在美国，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有限。因为更高更好的受教育经历才有助于个体进入这个科技社会。大学毕业生的职业集中在管理者、专业人员、行政人员等，他们的收入一般在中上水平。而那些下层中产阶级则鲜有高学历者，他们是小商人、技工、售货员，收入也在国民平均水平以下。
教育的普及化带来“新阶层”的出现，但教育人力资源过剩，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在60年代后期，新阶级中的失业人数更多，这迫使他们接受了自己并不想做的工作，结果是增加了从业者对工作的不满情绪。新阶级以前的上升流动在40年代至60年代经历了成长期，如今受到了阻碍。”阿尔文·古德曼，同前引书，第82页。所以教育也陷入两难境地：应该扩大普及化还是该受到批评。
70年代后期，很多人（尤其是新阶层）认为美国大部分家庭步入富裕生活。纽约《时代》杂志宣布：富裕正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一万元以上。事实上，媒体对美国社会的描述是单维的，他们完全忽视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困现实。尽管60年代初的贫困和蓝领工人的困境有所显示，但上等中产阶级仍然相信这是个富裕的社会。新阶层在看到自己的待遇后，就假设其他人和他们一样富裕，虽然很多家庭拥有电视，但这并不代表富裕。汽车、电视大多集中分布在上层阶层。更为紧张的问题是住房问题。1969年《财富》杂志宣布美国正在经历住房危机，而且可以想见，住房短缺的负担必然要落在那些最无力承担的人群身上。
这些不愉快的社会现象并没有随着全球化、高科技的福音得到缓解，相反，中产阶级在全球化背景下被置于更让人烦恼的局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