唬�4）后工业社会有可能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变革，从而减少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性质”；（5）后工业社会有可能使我们使用各种新型的“智能技术”，而使我们这个庞大的社会变得井然有序。 Ibid； pp12～33显然，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导致了传统的工人阶级以及农民的减少或衰落，白领阶级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社会地位上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先来看被称之为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在这个按丹尼尔·贝尔的说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现在确实不仅在经济上从产品生产转向了服务性经济，而且专业技术人员即我们所说的新中产阶级或古德纳所说的“新阶级”在职业分布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美国的“阶级结构变得越来越非无产阶级化，拥有技术专长的工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对不需动脑的机械性工作的需求变少了，对责任和知识的需求变多了。” 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93页。从表0－1中，我们能够看到，美国自1960～1990年间，阶级结构变化表现出这样一些基本的趋势：（1）主要由于1970～1980年间制造业中工人阶级人数的急剧减少，美国工人阶级的数量或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比1950年代进一步降低；（2）包括经理、监督者、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和技术工人在内的所谓“白领”阶层的人数继续增长，这个需要资格证书和专长才能够“上岗”的阶级开始遍及社会各个部门，它所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从1940年代的31％，上升到1960年代的4202％，继而上升到1990年代的4873％； 由于统计资料的来源不同，包括丹尼尔·贝尔在内，许多人认为1980年代美国“白领”人数占劳动力的比例已经超过50％。 （3）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相一致，美国“白领”或新中产阶级的增长是1960年代社会政治服务业膨胀和1970～1980年代商业服务业扩展的直接后果。
在美国以外的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5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的诸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获得了全新的发展，这些国家传统产业工人的数量都发生了锐减，而中产阶级的人数则大为上升。比如，在英国，随着以信息与服务业为支柱的新的经济结构的形成，大量非技术职业消失，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非体力劳动部门；在法国，蓝领工人在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从1969年的40％，下降到2000年的30％，与此同时白领雇员的人数则稳步上升；在德国这个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国家，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达到50％（主观认同率更是高达75％）；《瑞典和德国的中产阶级演进与中国未来社会阶层结构》，cfoicxo/ htmlnews/2004/07/15/264615htm而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因为采取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政策，避免了社会成员贫富差别过大的问题，更是成了中产阶级滋生的温床。
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二战后的日本因为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特殊原因，在美国的扶持下也开始了经济的腾飞，而这种腾飞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根据1958～1960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 Vogel； Ezra F；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Second Edi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 First Edition；1963）；p4从那以后，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始终在不断增长，尽管遭受过1973年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尽管也不时有学者警示日本其实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整个日本还是沉浸在“全民中产”的兴奋之中，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率甚至超过欧美达到90％。
从表0－2中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新中产阶级“白领”雇员的人数在20世纪末都有了大幅度的攀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白领”雇员的比例都超过了蓝领劳动者，美国甚至接近60％；而在1970年代，除美国以外，上述工业国家仍然是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白领雇员，这说明20世纪的后30年是发生逆转的主要年代。
第一部分：序四全球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2）
其实，也是在这几十年中，美国和欧洲的景象也开始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尽管这个中产阶级增长的神话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演绎得远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如果有什么值得特别推崇的标本的话，那么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即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在任何论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论述中都值得一提。人们关注“四小龙”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地区人口众多，没有工业和技术的传统，且饱受战争的蹂躏和地缘政治的危害，但却能够在二战后的30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生产者与出口国家或地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显示新的全球化经济乃是被新的竞赛规则调整步调及结构。这些小龙似乎比老牌工业化国家对于新规则的学习更为迅速，掌握得也比较好。”卡斯特：《千年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89页。值得重视的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不仅表现为GDP的增长，而且在这种增长过程中改变了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我们这里讨论的“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增长，就是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二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有二：其一，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二，在东亚地区，虽然新中产阶级不断增加，但包括小业主在内的老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规模并没有减少，而是随着后福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生活活动的重构而发展稳定并有所扩大。结果，“在所有四个东亚社会都经历了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新资产阶级）的同时增长”。 Hsiao； Hisn…Huang Michael （ed）； op cit； p3新老中产阶层并进的这种现象现在也在中国大陆重演，这也是我们将中国的中产阶层称为“杂领”的主要原因。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展，越来越受到现在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的影响。尽管全球化导源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金融的扩展，但显然它的后果或曰影响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处在一个全新阶段，全球化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内的一个共同景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化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的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的结构之中，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标准化市场和消费模式不断增长，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在这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新阶段，现代那种集中于大城市大工厂的生产方式，开始转移到了周边国家或半周边国家（例如从美国转移到了墨西哥或南美诸国，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区域化和一体化的经济；而在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则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一种近似于生产之生产的生产，一种更高层次的生产，或者像人们所说的“元生产”（metaproduction）。“这种生产方式的市场不再以具体商品为主，而是以形象和景象的特殊安排及其储存和服务方式为主。”王逢振：《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91页。最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间的相互联系，也自然带来了整个世界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全面的和影响深远的，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将比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总和的影响都更为剧烈。金耀基：《全球化、多元现代性与中国对新文化秩序的追求》，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9页。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国际特征，使得我们对包括中产阶级研究在内的全部社会分层讨论仅限于某个单一的国家已经变得不切实际。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讨论全球中产阶级的发展、崛起与变化。而就本书的主题而言，全球化的影响及由此而生的全球中产阶级的变动起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直接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的变动，它在相当多的国家或地区培育出更多的中产阶级的同时，也对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中产阶级的生存和成长构成了新的威胁。具体说来，正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使得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完成，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纷纷在欧美以外的国家或地区驻足的同时，“全球化导致美国局部去工业化，因为产业生产转移至世界其他地区（不是消失），全球化淘汰了传统制造业的工作。”卡斯特：《千年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52页。事实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大公司和大企业甚至开始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比如印度就建立起了许多现代的跨国企业。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一方面因为高端技术的使用和信息化的浪潮，另一方面因为计算机的使用而导致的管理层次的简化，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使文化程度或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管理白领跌入或面临失业的境地。但是，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是因为全球化，外发的经济形式则促成了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庞大。其实，不仅是印度，包括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这几十年内都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催生了低技术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这种快速增长，既有过度消耗能源、破坏生态、造成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等消极的一面，也有通过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向更多的人提供职位和物质性收益的一面。在过去的亚洲“四小龙”国家或地区，以及在今天的中国和印度，那种因为经济全球化而发展起来的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确实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使得中产阶层的人数快速增长起来。
第一部分：序